但我不能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就像放弃。因为没有我的妻子和工作，我是一个多余的男人，独自住在一所款项付清的大房子里，除了在午饭时做做报纸上的纵横字谜外无所事事。
我继续过着所谓的生活。我忘掉了莎拉—拉弗斯（或者我思想中不想去那里的那部分埋葬了这种想法），在德里度过了又一个闷热、难过的夏天。我在苹果笔记本电脑上安装了“语言专家”程序，开始制作我自己的纵横字谜。我在本地的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里担任了一个临时的职位，为在沃特维尔市举行的夏日艺术竞赛作裁判。我在电视上为本地的收容所做了一系列广告，它正摇摇晃晃地走向破产，然后在它的董事会任职了一会儿（在后面这个董事会的一次公共聚会上，一位妇女管我叫退货的朋友，我回答她说：“谢谢！我需要那样。”这句话引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这掌声的意思）。我尝试了一些一对一的咨询，在约见五次后放弃了，认定顾问的问题比我的还糟。我赞助了一个亚洲的孩子，还在俱乐部打保龄球。
有时候我尝试着写作，每次我这样做的时候，我都会卡壳。有一次，当我努力逼出一两句话的时候（任何一句或两句，只要是我头脑中新鲜出炉的），我不得不抓起废纸篓吐了起来。我一直吐到人像死了一样……然后我真的爬着离开了我的桌子和电脑，手脚并用跪着把自己拖过厚厚的地毯。当我爬到房间另一边的时候，我感觉好些了。我甚至可以扭过头去看显示器屏幕。我只是不能靠近它。那天晚些时候，我闭着眼睛走近电脑然后关机。
暮夏的那些日子里，我越来越频繁地想到丹尼森·卡威利，帮助我联系哈罗德的写作课老师，他曾经批评过《两人行》，而且几乎没有赞扬之辞。卡威利曾说过一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据说出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和诗人托马斯·哈代。也许哈代确实说过，但我从未在别的地方见到过，在《马特利特名言录》中没有看到，我在《一落千丈》和《威胁行为》两本书出版间隙中读的哈代传遍中也没有。我曾想过卡威利也许自己编了这句话，然后说成是哈代的话好增加点分量。这是我自己不时用到的伎俩，我很不好意思说。
无论如何，当我和身体中的恐慌以及头脑中的僵硬的感觉作斗争时，我越来越多地想起这句话。这句话似乎概括了我的绝望，以及越来越确信我将再也不能写作这件事（什么样的悲剧啊，带把的安德鲁斯被写作障碍击倒），正是这句话暗示了我为了改善状况而做的任何努力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即使能成功。
根据阴郁的老丹尼森·卡威利的观点，有抱负的小说家应该从一开始就理解小说的用意永远是超出他的把握的，这个工作是无意义的活动。“相比于真正在大地上行走并留下影子的最蠢笨的人，”我猜想哈代说，“小说里描写的最光辉的角色也不过是一袋骨头。”我理解这句话，因为这是我在这没完没了、装模作样的日子里体会到的感觉：一袋骨头。
第3章（下）
昨晚我梦到我又回到了曼德里庄园。
我从未读过比这句话更漂亮、更难以忘怀的英文小说起笔句。在一九九七年的秋天和一九九八年的冬天，我有理由经常想起这句话。当然，我没有想到曼德里庄园，我想到了莎拉—拉弗斯，乔有时管它叫“隐居地”。我想，这对于一个远在缅因州西部树林里，甚至完全不在城里，而位于州地图上被标记为TR…90的一个零散地区的地方，是非常合适的描述。
这些梦中的最后一个是一个噩梦，但在那个梦之前，它们都有一种不真实的简单。我从这些梦中醒来，想打开卧室的灯，在再次入睡前重新证实自己在现实中的位置。你们知道雷雨前空气是什么样的吗？万物是如何变得寂静的，色彩又是如何带着物体高烧时能见到的明亮变得醒目的？我在冬天关于莎拉—拉弗斯的梦就是像那样的，每个梦都留下一种并不是很不适的感觉。我又梦到了曼德里，我有时候会这样想，有时候我会躺在床上，灯开着，听着外面的风，看着卧室里阴暗的角落，并想丽贝卡·德温特不是在海湾，而是在莎拉—拉弗斯淹死的。她沉到水里，嘴里吐着气，双手乱挥，她奇异的黑眼睛里全是水，潜鸟在黄昏漠不关心地鸣叫。有时候我会起来喝一杯水。有时候我在再次确认自己在的地方后只是关掉灯，转身侧躺着，进入梦乡。
在白天，我完全不想莎拉—拉弗斯，只是在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有些事非常不对劲，一个人在醒着和睡着的时候会如此分裂。
我想哈罗德·奥布罗斯基在一九九七年十月打来的电话导致了这些梦。他打电话的表面理由是祝贺我即将出版的《达西的追求者》，这本书娱乐性非常强，但也包含一些特别引人深思的东西。我怀疑在他的日程表上至少还有一件其它的事——哈罗德经常这样的——我猜对了。他前一天和我的编辑黛布拉·温斯托克一起吃了饭，谈论一九九八年秋天的业务。
“看上去很挤，”他说，他是在指秋天的排行榜，特别是指榜上小说那一半。“有些令人惊奇的人加入。迪恩·昆土——”
“是的，但黛布拉听说这本书可能推迟，他想加一个章节，或一些内容。同样，还有一个人叫哈罗德·罗宾斯，他的《掠夺者》——”
“有什么了不起。”
“罗宾斯仍然拥有他的书迷，迈克，仍然有他的书迷。就像你自己不止一次地指出那样，小说家的生命周期很长。”
“嗯，”我把听筒换到另一个耳朵，向后靠在椅子上，眼睛瞄到桌子上相框中的莎拉—拉弗斯的照片。那天晚上在我的梦中，我将更近、更详细地观察它，虽然那时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知道的全部就是希望哈罗德快点切入正题。
“我感觉到不耐烦，迈克，我的孩子，”哈罗德说。“我是在你书桌边抓到你的吗？你在写作吗？”
“刚完成今天的写作，”我说，“我在考虑午餐。”
“我会说快点的，”他许诺，“但请认真听我讲，这很重要。可能会有多达五个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作家在明年秋天出书：肯·福莱特……自从《针眼》后这被认为是他最好的一本……贝尔瓦·普莱恩……约翰·杰克斯……”
“这些家伙都不在我的地盘上活动，”我说，虽然我知道那不是哈罗德的确切意思；哈罗德的意思是说在《时代》周刊的排行榜上只有十五个坑位。
“珍·奥尔怎么样，最终出版了他的下一本洞穴人系列。”
我坐了起来，“珍·奥尔？真的？”
“是啊……不是百分百，但看上去不错。最后但不是最无足轻重的，全新的玛丽·海金斯·克拉克。我知道她在哪块地盘活动，你也知道。”
如果我在六七年前听到这种消息，并且拥有更多的东西去保护的时候，我会已经发作了；玛丽·海金斯·克拉克确实在同一块地盘上活动，分享完全一样的读者，并且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出版计划都安排成互不挡道……我跟你保证，这是为我而不是为她好。面对面地挑，她会把我完全打趴下。正如已故的吉姆·克罗斯很明智地觉察到的那样，你不要拉超人的披风，你不要在风中吐唾沫，你不要扯独行侠的面具，并且你不要跟玛丽·海金斯·克拉克浪费时间。如果你是迈克·诺南，无论如何都不要。
“怎么会发生的？”我问。
我不认为我的声调带有恐吓，但是哈罗德像一个因为带来坏消息而感觉到自己要被解雇、甚至斩首的人一样，回答起来很紧张，话也说不全。
“我不知道。她今年碰巧有一个多出来的构思，我猜。就这样发生了，人们就这样告诉我的。”
作为一个享受过双重收益的人，我知道情况，我只是问哈罗德他想要什么。看上去这是让他放下电话的最快和最容易的方式。答案并不惊奇；他和黛布拉都想要的——更不要提普特南出版社剩下的所有人了——是一本他们能在一九九八年暮夏出版的书；这样就能抢在克拉克女士和其他竞争者前面几个月。然后，在十一月，考虑到圣诞节的购物热，普特南的销售代表会再推一次这本小说。
“他们那样说了？”我回答。像大人数小说家一样（在这方面，成功的和不成功的没什么不同，就是说随心所欲的妄想和构思都是有优点的），我从来不相信出版商的承诺。
“我想在这一点上你可以相信他们，迈克——记住，《达西的追求者》是老合同的最后一本书。”哈罗德听上去对即将到来的跟普特南的黛布拉和菲利思·格瑞安的合同谈判充满活力。“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喜欢你。如果他们在感恩节前看见署着你名字的纸张，我想，他们会更喜欢你的。”
“他们想让我在十一月份给他们下一本书？下个月？”我在我的声音里尽量做出不相信的口吻，就好像我没有把《海伦的诺言》在保管箱里放了几乎十一年一样。它是我储存的第一粒果实；它也是我现在仅存的果实。
“不，不，你至少可以一直到一月五十号，”他说，想让自己听上去显得宽宏大量。我发现自己想知道他和黛布拉在哪里吃的午饭。某个时髦的地方，我可以拿命打赌。也许是四季酒店。乔安娜过去总是管那个地方叫“弗朗基·瓦利和四季演唱经济组”。“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全力生产，认真地全力以赴，但他们愿意这样做。真正的问题是你是否能全力生产。”
“我想我可以，但他们要付出成本，”我说，“告诉他们，把这件事看成‘衣服干洗，当日可取’。”
“哦，这种说法对他们来说太烂了。”哈罗德听上去就像他正在自慰并且达到像老忠实泉就要喷发，每个人都揿傻瓜相机的境地。
“你认为有多少——”
“为提前完成而增加额外的费用可能是一种方法，”他说，“他们当然会不高兴，会声称这种变化也是对你有利的。甚至主要是对你有利。但基于额外工作的争论……你开夜车付出的精力……”
“创作的精神折磨……早产的痛苦……”
“是的……是的……我想百分之十的附加费听上去比较合适。”他说得很谨慎，好像一个试着做到尽可能公平的人。我自己嘛，我在想有多少妇女会提前一个月左右生产，如果有人愿意为这个多付二三十万美元给她们。也许有些问题最好不要有答案。
就我的例子来说，有什么不同吗？该死的书已经写好了，不是吗？
“好吗，看你能否谈成这笔交易，”我说。
“好的，但我想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想谈一本书，对吧？我想——”
“样样都好。跟他们只谈一本书，给点甜头让我加快生产。好吗？”
“好的，”他做了个最意味深长的停顿后说。“但我希望这不意味着你以后不想要一份三本或四本书的合同。记住，趁热打铁。这是获胜者的座右铭。”
“获胜者的座右铭是遇桥过桥，”我说，那天晚上我又梦见我去了莎拉—拉弗斯。
在那个梦里——在那个秋天和冬天我做的所有梦里——我沿着小路走向这座木屋。这条小路是两英里长的一条穿过树林的环路，通向68号干道。这条路在任何一端都有一个数字（想知道的话，是42号路），着火报警的时候用得着，但没有名字。乔和我也从来没给它起过名字，我们俩之间对它也没个叫法。小路很窄，只有两条车辙那么宽，路面上长着牧草。当你开车进来时，你可以听到青草和汽车底盘摩擦发出的轻微的低语。
然而我在梦里并不开车。我从不开车。在这些梦里，我走路。
小路两边的树木紧紧地挤在一起。头顶渐渐暗下来的天空不过是一道狭缝。很快我就能看到最早出现的星星。太阳早已落下。蟋蟀唧唧吟唱。潜鸟在湖面上鸣叫。小东西——也许是花栗鼠，或者是偶然出现的松鼠——在树林里沙沙作响。
现在我来到一条沿我右边的山坡向下延伸的土车道。这是我们的车道，竖着一小块木头牌子，上面写着“拉—拉弗斯”。我站在路的尽头，但没有走下去。下面就是我们的木屋。屋子全部由原木建成，有侧翼，后面还有突出的露台。一共有十四个房间，可笑的一个房间数。木屋本应年直去丑陋和笨拙，但不知何故并未这样。莎拉具有勇敢的贵妇般的品质，一位毅然向前直到百年的女士的形象，不顾患关节炎的臀部和一瘸一拐的衰老的膝盖，依然步履从容。
房屋中间的部分最古老，可以追溯到一九OO年左右。其它部分是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陆续添加上去的。这里曾经是一座打猎人的木屋；七十年代早期短暂的一段时光，这里是一伙桀骜不驯的嬉皮士的家。这些人都是租用这里；从四十年代末直到一九八四年，房屋的主人是戴仁和玛丽·辛格曼夫妇。当戴仁在一九七一年去世后，玛丽就一个人了。自从我们拥有这房子后，唯一添加的可见的东西就是装在中央屋顶尖部的碟形卫星频道接收器。那是乔安娜的主意，但她从未有机会真正享受收视的乐趣。
在房子不远处，湖水在落日的余晖中闪着柔和的光。我看到车道上覆盖着褐色的松针，夹杂着断落的树枝。路两边的灌木丛长得很疯，像情人一样越过把它们分开的狭窄的通道互相拥抱。如果你开着车经过这里，这些树枝会刮擦车体并发出不愉快的声音。我往下看去，看到房子主体的原木上长出苔藓，三株大大的向日葵，花盘像探照灯，穿透车道旁小小的门廊的木板生长着。给人总的感觉不是它被疏忽，准确地说，是被遗忘。
有微风在空中吹过，皮肤上的凉意让我意识到我一直在出汗。我能闻到松树的味道——一种周时夹杂着腐败和纯净的气味——还有湖面上传来的隐约但不知何故又强烈的味道。黑迹湖是缅因州最清澈、最深的湖之一。玛丽·辛格曼跟我们说，在三十年代末之前，湖面还要大；那时，西缅因州电力公司，跟拉姆德周围的面粉厂和造纸厂联手，取得了州政府的批文在盖沙河上建水坝。玛丽也给我们看一些很吸引人的照片，穿白色外衣的妇女和穿背心的绅士坐在小船里——她说这些照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拍的，并指着其中一个年轻妇女，手里举着滴水的桨，永远定格在“爵士乐时代”的边缘。“那是我妈妈，”她说，“她用桨吓唬的那个男人是我父亲。”
潜鸟的鸣叫，它们的声音中有种失落。我现在可以在渐渐黑下来的天空中看见金星。星星亮起来，星星变明亮，希望我可以，希望我能够……在这些梦里，我总是渴望见到乔安娜。
许下心愿后，我打算沿车道走下去。我当然可以这样做。这是我的房子，不是吗？除了我的房子我还能到哪里去，天正在黑下来，树林鬼鬼祟祟的沙沙声似乎越来越近，更加有意图。我还能去哪？天黑了，独自走进那个黑黢黢的地方会让人害怕（假定莎拉憎恨被独自抛下这么久？假定它生气了？），但是我必须去。如果停电了，我会点起一盏放在厨房橱柜里的防风灯。
可惜我不能下去。我的两条腿不能动。关于下面的房子，好像我的身体知道一些我的大脑所不知道的事情。风又起来了，我的皮肤冷得起了鸡皮疙瘩，我想知道我做了什么让我全身汗湿成这样。我一直在跑吗？如果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