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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谈话科学地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党中央政治局认为，这篇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党中央迅速将邓老的南方谈话传达到全党，国务院也相继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全党以邓老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统一思想，为开好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准备。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代表1989人，代表全国51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了江总书记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这次大会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
一是确立邓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江总书记在报告中回顾改革开放十四年来的实践，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实现祖国统一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指出这个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主席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写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邓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大会一致认为，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加快发展、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好时机，要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同时提出，九十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应该从原定平均每年增长6％，调整为8―9％；到二十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台阶，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
大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四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总书记、李鹏、乔石、**、**、刘华清、胡总书记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总书记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总书记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93年3月举行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江总书记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乔石为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
以邓老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宏观调控的成功实施
十四大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进程中，既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又成功地进行宏观调控，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为落实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决策，国务院调整经济发展计划，作出了加快发展的各项部署。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个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规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九十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1994年起，国有企业改革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国务院和各地先后选择2700多户国有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出现了邯郸钢铁总厂等一批在市场竞争中经济效益连年提高的先进典型。
同时，党中央和国务院还大步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改革。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钢材等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相继放开；中央银行的职能加强，商业银行的企业化改革逐步推进；外贸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国家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健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加快经济发展的条件更加具备。广大干部群众热情高涨，中国大地呈现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蓬勃景象。
在加快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邓老南方谈话精神理解不够全面，认识上发偏差，同时由于旧的调控机制逐渐失效，新的宏观调控机制尚未完善，致使一些新的问题出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主要是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以及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等，投资规模过度扩大，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呈现加速之势。党中央及时发现这些问题，果断作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
从1992年起，以江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就一再提醒全党，要防止发生经济过热现象，把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保持下去。1993年3月，党中央着手解决乱集资、乱拆借和经济过热问题。6月，中央决定加强宏观调控力度，突出抓金融工作，并颁布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这主要包括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整顿金融秩序和流通环节，控制投资规模，加强价格监督等。这次宏观调控，除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外，主要着眼于从加快新旧体制转换中找出路，运用经济办法把改进和加强宏观调控、解决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变成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
在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党中央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指导方针。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并提出要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江总书记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问题作了阐述，其中最主要的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强调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经过三年的努力，宏观调控取得显著成效。过度投资得到控制，金融秩序迅速好转，物价涨幅明显回落，通货膨胀得到抑制。与此同时，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实现了从发展过快到“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避免了大起大落。这在建国以来是没有过的。
与此同时，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专门就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决议，对新形势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做了具体部署和规划，强调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这个决议的贯彻，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为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创造了良好氛围。
资料：改革三十年回首1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至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有了30年。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起伏跌宕，精彩纷呈，充满戏剧性。其中有成就，有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比较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这两大改革的鸿篇巨制，经济体制改革成就卓著，耀眼夺目；而政治体制改革则步履蹒跚，充满曲折，至今似乎仍然不得要领。特别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愈益冷静，差不多已经从人们的话语甚至思考中消失了。不过，毕竟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到相当的深度，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落后对整个改革造成了拖累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亟待着手进行并且还需加紧进行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越来越凸现出来。政治体制改革成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键。
社会系统是由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构成的。不同的社会系统根本区别就在于其制度体系的性质与功能不同。从广义上讲，每一个特定的制度体系（社会形态）中的各项具体制度，相互间应该是协调的，作用应该是相互促成和互补的，互动应该是良性的。制度间的协调性和良性互动出自于制度的对称性。在制度对称的状态下，社会处于“全制度要素”治理状态，各项具体制度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效用放大，此即所谓的“良治”状态。反之，在制度不对称的状态下，各种制度互相耗损，效用彼此抵消，社会治理就会出现混乱。社会是统一有机体，各个制度领域之间密切相关，如果这种相关是对称的，社会发展就是良性的。社会各个制度领域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所以可能出现不对称现象。如果不对称出现，则发展就是不良的。不同的制度从对称到不对称再到对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迄今为止，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制度，这两大基本制度客观上必须是要有对称性的。这种对称性——人们一般称为“适应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显然也注意到了制度对称问题。马克思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就是讲的制度的对称性。
目前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上层建筑必然、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否则，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新的经济基础起阻碍乃至消蚀作用。就目前看，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中国经济与政治这两大基本制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如果这种情况长时间得不到改变，在制度对称规律的作用下，必将出现经济制度的逆向调节，以适应政治制度对经济制度的要求。邓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警告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不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的。
政治体制改革已为历史发展的进程客观地提出，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此顺之则昌，不顺则必不昌。随着中共十七大的召开，春江又到水暖时，政治体制改革又将会有所动作。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为将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康积极地向前推进，对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进行一番回顾、总结与思考，很有必要。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30年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启动期，时间大致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5年。
这一阶段的起点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邓老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一般认为，这个讲话应该被看作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老在讲话中指出，过去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这个讲话虽然没有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项独立的任务提出来，也没有使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概念，但讲话的内容已经触及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拉开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随着以邓老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开始形成，中国共产党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重新恢复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体现了这个党正在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政党转变为现代意义的“执政”政党，预示着这个党的执政方式将要发生深刻的变化，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79年，邓老在规划我国改革的总体战略目标时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文明”。＇2＇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也不完善，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