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意见到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或者政府资助的建设项目变成在美国具有主导地位的投资形式。自1910年甚至更早时起，一些经济体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我们的经济体系非常具有创新性。企业家，或者那些自己的公司刚刚起步、梦想成为企业家的人总是不停地思考如何创造新产品，从中赢利。这种激励创新的机制不仅带来生产力的上升，而且增加了就业岗位，让工作变得有趣、刺激、有挑战性，并且变成了机遇之源。如果绝大多数投资都是以各州基础设施建设的形式出现，那么我觉得新想法——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方法，或是新的基础设施……我想说的是，各种新想法不会再从私人部门出现，因为购买力都体现在政府部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上。它们有资金，消费者却没有那么多。我们的经济还会有足量的创新吗？如果由政府资助的企业决定要建设哪类基础设施，我对此持否定态度。因为我觉得高度官僚化的政府机构或由政府资助的企业不可能像私人企业那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创新性。一种由政府支持的企业主导，并决定建设哪些基础设施的经济更应被称为“政治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由资本主导的机制，资本四处寻找那些有新想法的人，不管他是谁，他的社会地位是高是低。它们只寻找有新想法的人。但一旦走向“政治主义”，就是由政治考虑来引导想法。一旦思想的形成变得政治化，就必须考虑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创新也会受到抑制。 。 想看书来
2006年诺奖得主菲尔普斯教授：寄望2010（5）
记者：有些人认为美国已经抛弃了资本主义。
菲尔普斯：有人说“已经抛弃了”？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美国政府的大量措施正在打消创新的积极性，比如说制药业。制药业在最近几年衰退不少，一旦政府介入进来创立一个受其资助的公司进行药品研发，也许这是很快的事了。如果这事真的发生，与过去一个世纪里激烈竞争的私人企业相比，它的创新力度会有多强？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但我愿意打赌，政府资助的机构不会像原先彼此激烈竞争的私人企业那样表现良好，或具有充分的创新力。
美国增长模式必定改变，明年经济或将见底
记者：还是关于改变的问题，您觉得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会改革吗？
菲尔普斯：增长模式是指什么？
记者：比如说过去美国经济大量依赖进口。就像中国过去出口量巨大，但现在情况变了，我们希望刺激国内消费、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那么在美国，您觉得将来的情况会怎么样？
菲尔普斯：我觉得家庭或是消费者会损失大量财富。现在股票市场的损失已经非常惨重，房地产市场的损失也很大。我没有看到近期数字，股东财富损失大约占GDP的40％，大概是6万亿美元。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房地产市场缩水6万亿，这是房市的状况。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房产价值下降并没有引起现金收入的减少，所以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勒紧腰带。但如果仅看股东财富的话，6万亿是个很大的数字。由此很容易推出房地产需求会每年下降5 000亿美元，这也就意味着GDP会减少大概3％、4％的房地产消费。这对于美国进口中国产品来说，会是个很大的问题。
记者：世界正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中国和美国，咱们具体来谈谈这两个国家。
菲尔普斯：我不得不说，中国不能总是大声抱怨。因为中国是这种受八年政策激励的，疯狂、不切实际的消费的受益者。所以，就这些。另外，中国还是高股价的受益者。所以，就这样，对不起。
记者：那然后呢？
菲尔普斯：我觉得中国将不得不刺激国内消费，这就意味着中国家庭会加大消费支出。中国还可以生产更多的资本，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到最后，中国家庭不可能保持这么高的储蓄率。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是永远都这样。他们想变得多富裕呢？所以，最终他们会不得不停止储蓄。当然，中国还需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更好地控制污染问题。虽然对两国来说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我觉得最终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在此过程中，美国会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如果事实的确如此，我想会有个不错的结果。
记者：您刚才提到中国的发展，那么美国呢？美国人会不会把消费限制在自己的收入之内？
菲尔普斯：以前他们是先花后挣，将来会是先挣再花。
记者：您觉得这会发生吗？
菲尔普斯：当然，我肯定这会发生。虽然有些文章认为美国人都是笨蛋，但我觉得他们不会这么疯狂。我觉得他们会回到过去的储蓄模式当中，比如说20世纪上半叶。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什么时候失业率可以得到控制，经济会有复苏的迹象？
菲尔普斯：我们不知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知道。如果要我猜测的话，我会说2009年大概会是零增长的一年，从第一季度到明年第一季度，大概这个样子。在这段时间里，因为生产率提高的原因，需要的工人越来越少。因为生产率提高，今年就业率会继续下降，失业率上升。在2010年——这只是猜测，我估计产品生产量会上升，就业率会持平，不会下降，失业率会停止上升。也许我们可以希望在2011年，就业率和产品生产量会上升。
行为金融学大师希勒教授：如何阻止经济之舟的沉没（1）
（对话人物：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J·希勒）
罗伯特·希勒（Robert ），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当代行为金融学的主要创始人，也是剑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客座教授。
【对话1＋1】经济衰退与“动物精神”的消失
记者：您好，希勒教授。您有两本书即将在中国发行中文版，一本叫《次贷危机解决方案》，另一本叫《动物精神》，两本书都与危机有关，首先，您可否告诉我们这两本书关注哪些问题？
希勒：我们正经历着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我觉得现在是停下来认真思考将来怎么做的时候了。一本书主要关注：如何通过改进金融系统来应对经济危机。描述了政府和商界应该做什么，以避免此类危机再次发生。另一本书是我与乔治·阿克尔洛夫合著的，主题是心理学与经济。我们相信，人类心理是先前繁荣和当前衰退背后最主要的驱动力。我们现在之所以处于如此困境，是因为在繁荣时期，人们太兴奋、太放纵；现在面对现实的冲击，人们又变得过度害怕与悲观。
记者：这两个主题已经被人们讨论、思考过很长时间了。咱们先讨论您提到的金融系统的改变。您觉得金融系统，尤其具体到美国，应该进行哪些改革？
希勒：我提出了短期方案和长期方案。经济大船正在下沉，我们必须弥补漏洞、阻止进水。这是短期，绝大部分人现在正致力于此。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思考长期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如何建造更好的经济之舟，让它不再进水。我的观点是，与其他人不同，我们不能关停、改变或是阻碍金融市场的运作，而应该让它更好地运作，以适应21世纪的经济。这不仅适用于美国，而且适用于整个世界。我认为世界各地的金融原理都是相同的。
记者：我们分别来说短期与长期吧。从短期来看，如何阻止经济之舟的下沉？
希勒：我们应该早点行动，造成当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人们没有未雨绸缪。早在5年甚至10年之前，人们就应该抑制过度的投机。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危机已经开始，我觉得我们应该快速行动，刺激经济，帮助商业重新开始运转，尽量减少此次危机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这类创伤可能伴随我们好多年，甚至传递给下一代。所以最重要的事是，要有足够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要有刺激信用的政策，促进银行发放贷款，帮助企业恢复正常运作。
记者：奥巴马政府当前的行动方向正确吗？行动是否充分？比如说刺激信贷。您觉得PPIP有助于银行处理不良资产、重新发放贷款吗？
希勒：我觉得奥巴马政府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如果你考虑到政治限制的话。很难让国会或整个公众支持你，即使是总统本人也必须小心翼翼，谨慎前进，否则就会失去支持。国会和美国总统已经实施了许多的计划，当然还有美联储，以应对这场危机。但不幸的是，计划还是不够庞大。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政治方面的限制。但同时也因为，对于此次危机的严重性，还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两方面原因彼此交织。奥巴马政府之所以无法说服国会通过更大规模的计划，是因为人们都认为没有必要。
记者：在您看来，奥巴马政府如何才能说服国会通过更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呢？
希勒：我想，如果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的话，事实自己会说话。我不知道，我不是个政治家。我不知道奥巴马应该如何说服国会。他是个非常善于说服别人的人，希望他可以。
行为金融学大师希勒教授：如何阻止经济之舟的沉没（2）
记者：我们看到当前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失业率已经高达。考虑到当前的资金与计划，您觉得政府要面临哪些挑战？
希勒：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银行系统，整个金融系统已经完全停滞了。汽车发动机太热，卡在那里无法启动。你必须对它进行清理，重新修复发动机，这一过程非常困难。我希望——这是我另外一本书的主题，在修复发动机的同时，最好重新设计一个适应21世纪的发动机。这两步也分开做，但最好毕其功于一役。
记者：您能否详细说明我们应该重新设计哪些方面？
希勒：包括三部分，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二是扩大金融市场，三是扩大针对公众的零售金融产品。这三部分统称为营销金融，意思是以顾客、以每一个人为导向进行金融活动。金融理论是一项强大的技术，但它并不会自动地为民众服务，除非我们令它为人民服务。
记者：您能详细介绍一下这三部分吗？尤其是第二部分？
希勒：第二部分我已经思考了20年，我们没有充分利用金融技术来控制人们所要面对的风险，对个人如此，对整体经济也是如此。事实上，次贷危机，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能控制好风险。没有注意到重要风险，因为没有考虑过这点，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如何解决风险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源于美国的全球经济危机是由房地产泡沫引起的。房价下跌，许多个人或机构无力应对这一风险。另外，银行的资产组合使得它们对不动产风险尤其敏感，当房价下降，房贷违约时，它们就破产了。银行本来可以保护自己的，可它们没有。更重要的是对家庭的影响，我们有超过1 200万户家庭借钱购置了房屋，现在却发现自己资不抵债。很多情况下，人们把自己一生的储蓄都放在房产上，现在却被社会抛弃，一无所有，这都源于风险控制的失败，这一点本不应该发生的。
记者：我总在想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您是否觉得此次危机源于人与人之间的过度信任？
希勒：乔治·阿克尔洛夫和我认为信任和信心是经济发展最根本的驱动力。“动物精神”一词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使用推广。“动物精神”就是让人或动物不断前进的动力。狗不愿躺着，整天跑来跑去，兴奋不已。人也同样如此，很容易兴奋，也很容易沮丧。在经济繁荣与衰退的过程中发生的是，在繁荣时期，人们彼此过分信任，觉得没有审慎的必要。“所有人都富裕了，我也要发达。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谁在乎呢？所有人都富了，我也要成为其中一员。”但在衰退时期，人们变得愤怒，过分小心。他们认为：“有人骗我损失这么多钱，在考察明白之前我什么事都不做。”这就是全球经济危机所要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人们太小心了，企业不愿意雇人，因为不确定性太大。生意不愿意扩张，因为考虑到糟糕的经济，任何的扩张都意味着风险。个人不愿意购买企业销售的产品，他们也认为自己必须要更加小心。整个经济都在收缩，“动物精神”消失不见。
记者：个人心理作用对经济的影响非常巨大。那么如何做才能使人们不再畏首畏尾，重拾对他人的信心？
希勒：我觉得调整人类的心理非常困难。我太太是心理学家……
行为金融学大师希勒教授：如何阻止经济之舟的沉没（3）
记者：与心理学家一起生活有何感觉？
希勒：有时候，当我太太情绪低落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说：“来，振作起来，事情会好起来的。”她就会说：“你说话不像个心理学家。”我不是心理学家，但我的确从她身上学到很多。重获信心非常困难，但有几方面很重要。首要是建立经济仍然在向前发展的意识——我刚才提到的长期方案对此有帮助，因为它告诉人们他们在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这不是我的建议，有些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中美两国，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人们看到这些行动能够有力地刺激经济。这就告诉民众我们正在做事，政府的确在帮助民众和企业。因此，必须让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进步。
记者：说到实在的进步，政府在医疗保健、教育等方面大量投资。但这类投资需要在很久之后才能看到成效。那么该如何评价这类支出呢？
希勒：首先，它们对信心有立竿见影的积极影响。政府在进行合理的行动时，有理由希望经济会有所改善；其次，这场危机可能持续很多年。情况也许不像现在这么严峻，但有可能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拖累经济。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20世纪90年代初，股市和房市泡沫破灭（现在仍然一蹶不振），一旦信心被击碎，就很难再找回来。但我们可以采取一定政策，在几年的时间里加强信心，加强经济的活力。所以我们必须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严峻的经济危机也许很快就会结束，但它带来的后遗症将会是未来许多年内讨论的主题。
记者：您觉得危机令人们丧失信心，这会给未来带来哪些影响？危机会给未来带来哪些变化？
希勒：首先是商业领域，资本投资支出的恢复会非常缓慢。将有工厂闲置的时候，不可能兴建新工厂。如果产品最终不能推出，人们就不愿意对其进行研发。另外，企业家精神也深受打击。人们不相信自己能够创办新企业，不幸的是，这一点从长远来看非常重要。因为大型企业都是由小公司发展起来的。如果你考察某些经济的成功之处——比如说韩国，很大程度上受三星公司的驱动，在其他国家也能发现类似的例子。必须要有人创建新的生意，这个人必须相信自己能够成功。而在当前经济下，那些原本会开公司的人可能会想：“也许我应该去写诗。”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后者也许更有意义。但从当前经济形势的角度来看，绝非如此。
记者：您刚才提到写诗的事，中国人往往不这么想，他们更多考虑的是谋生，开办公司……
希勒：某些经济学家相信衰退也许对经济是有益的。它主要的思想是，如果工作太过稳定，经济太过稳定，人们就会丧失其创新性。而经济形势一旦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