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李……李主任……李敏分……”她呆愣住了，忙转过头去告诉邵长水。
“他怎么来了？你也约了他？”邵长水也愣怔了一下，问道。
“没……没有……”曹楠慌慌地答道。
“那他怎么来了？”邵长水问。
“最好别让他瞧见你来我这儿了……”曹楠慌忙擦去脸上的泪痕，又从床头的一个粉盒里取出一个粉扑，轻淡地补了补妆，拿起那个白色的小皮包，一边向门外走，一边吩咐邵长水道，“一会儿，等我把他引开后，您再走。”又急急地问，“您的车没停在院门口吧？”听到邵长水回答她：“车停在马路对面那个洗浴中心门前了。”忙说：“那好。那好。”这时李敏分差不多已经快走到三楼的楼梯口了。只听到她匆匆迎住李敏分，并在楼梯口跟他说了几句什么，便引着他往楼下去了。
邵长水回到省厅，又在办公室待了一会儿，再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妻子和孩子都睡下了。在过厅里稍歇了会儿，等妻子那边再度发出间歇性的低微鼾声，便悄悄从壁柜自己专用的那个抽屉里取出劳爷的那两件东西。
回来后，他还一直没捞到工夫仔细琢磨过这两个“宝”。他把它们存放在一个香樟木雕的小首饰匣里。这雕花木匣还有一点小小的来历。它是省警校附近艺术专科学校的一个女学生送的。去年，警校和这个艺专搞“军民共建”，邵长水被派去为艺专高年级的学生讲司法常识课。邵长水是个“侦破能手”，但口才并不好，攒了一肚子的侦破故事，总也讲不生动。但不管他怎么讲，总有那么一个女生，老是听得那么专注，课前课后还老主动地帮着擦黑板、灌暖瓶……十节司法常识课讲完后，他的“共建”任务就算告一段落。回警校后的某一天，传达室忽然打来一个电话，说是有人给邵教官送来一小包东西。邵长水问，是谁送的。传达室的教工说那人放下东西就走了，没留任何话，也没留姓名，看模样是个女学生，但肯定不是咱警校的学员。邵长水打开那小包看，里边包着的就是这个雕花小木匣。匣子里也没任何留言之类的东西。但直觉告诉他，它肯定是那个“特别专注”的女孩送的。为什么一定是她，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当然不会以此为借口再去找那个女孩。但他却出于一种异样的情感，一直挺珍视这件小东西，后来就把它收藏了起来。
六 江边三号码头街（9）
小木匣上的浮雕其实并不精致。特别精致的东西会特别昂贵。那样的东西估计她也送不起。打开匣盖前，他习惯性地戴了副侦查员勘查现场时常用的手套，并且调整了室内的灯光，拿出自己那部心爱的佳能相机，准备把这两件东西都拍了，留个底。他想到，自己还是得尽快地把这两件东西交给组织上。他不可能、也不应该长久地把它们扣留在自己手中。做好这一切准备后，他轻轻地掀开匣盖，一桩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木匣子里竟然空无一物。那两件东西全不见了。霎时间，他的脑袋嗡地一下炸响起来，后脊梁上立刻渗出一片冷汗。这怎么可能呢？东西是他亲手放进去的。家里的人，无论是妻子，还是孩子，从来也不会动他的东西。这是多年来立下的规矩，养成的习惯。它们怎么会“不翼而飞”了呢？他呆站了一会儿，惊醒过来，忙不迭地去抽屉里翻找，甚至盲目地在整个壁柜里翻找。都找不见。再一次呆住。再去叫醒妻子，为了不至于吓住她，尽量和缓了口气，问她动过他抽屉里的东西没有？
她问，啥东西？
他说，放在一个小木匣里的东西。
她问，是放在那个女式首饰匣子里的东西？
他脸微微一红，说，啥女式不女式的，我抽屉里就那么一个小木匣。
她说，如果你说的就是放在那个女式首饰匣里的东西，那的确是有人拿走了。
他立即站起，急问，有人？谁？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随随便便让人拿走我东西？
她说，你领导来拿，我能不给？再说，当时怎么找你都找不见。打你手机，你又把手机关了。我怎么跟你说啊？
他不想跟她再胡扯八扯的了，忙问，领导来拿的？哪位领导？
她说，还能有哪位领导？要是别的领导，我也不会给啊。可你们刑侦总队的赵总队长和你们厅办公室原先的那个李主任，他们两个，我能不给？
他一愣，是他俩？
今天下午，总队长和李敏分突然上家来找邵长水。很着急的样子。说是有两件很关键的东西，要立刻从邵长水这儿取走；并且还说，要取的这两件东西跟某一起大案有关。既然跟案子有关，那就更耽误不起。妻子跟邵长水生活了这么些年，耳濡目染，也知道，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跟破案有关，它们对于这些刑警来说，肯定就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于是在问清了是两件“小东西”以后，慧芬（邵长水的妻子姓孟，名慧芬）立马想到了那个小木匣。她早就从长水的抽屉里注意到了那个“女式”的“首饰匣”；只是出于高度的信任和必要的尊重，没开口追问它的来历罢了。后来也果然从木匣里找到了那两件东西。
六 江边三号码头街（10）
他们怎么知道他手里还有这两件东西？而且还知道得那么具体：是两件“小东西”？完全不可思议嘛。事发现场只有他和劳爷两人。天知地知，他知我知。如果不是劳爷的“鬼魂”去告发，赵总队和李敏分怎么会知道他手里还留着劳爷的这两件“小东西”？
真出“鬼”了？
不可能嘛。
现在，领导们会怎么看待他的这种“欺瞒行为”？
在公安队伍中，下级对上级有意隐瞒重大案件的关键情节或证物，这就不仅仅是个“过错”问题，情节和后果严重者，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他越想越胆颤儿。一时间，邵长水脑子里跟开了锅的稠粥似的，烫烫地，灼灼地，一片空白，一片昏暗，又一片粘稠，一片翻腾……
正在这时候，家里的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李敏分打来的。李敏分让他立马到他家里去一趟。
“立马？”邵长水忐忑地问道，同时又情不自禁地向依然漆黑一片的窗外瞟了一眼。
“立马。就这会儿。”李敏分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不出所料，在李敏分家等候着他的，还有赵总队。同样不出所料，讯问是严厉的。由于深夜还没休息，身体原本就不好的李敏分，脸色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的苍白。而黑脸膛的赵总队则神情森然肃穆。劳爷的那两件东西就在台灯旁放着。
“咋回子事？”赵总队问。
“没咋回子事。”邵长水答道。
“没咋回子事，你为什么不把它们立即交出来？！”赵总队又问。
“你们要相信我，就听我解释。要不信，我就啥也不说了，你们直接给处分就行了。东西我的确没在第一时间里交给领导。但绝不是故意的。确实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你早上不交，还可能是疏忽，或大意。可下午呢？晚上呢？这会儿都几点了？下午你还外出了一趟。这你怎么解释？！”李敏分反驳道。
“邵长水，据我们了解，你过去不是那种藏奸耍滑的人嘛。”赵总队说道。
“我现在也不是。”
“哈哈，你瞧他把自己说得。”
“这档子事，我的确做错了。但我确实不是故意在跟你们藏奸耍滑。”
“说实话吧。”
“我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刚才我说了，你们要相信我，就听我解释。要不，就直接给处分得了。”
“嗨，还挺横！处分？你以为你能逃过处分？你以为你解释清楚了，就能不处分你？告诉你，话说得清楚说不清楚，处分都是要给的。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如果发现你还在耍什么小动作的话，处分？那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处分的问题喽。”李敏分的一番话，顿时把现场气氛整得非常紧张。他这是在拿搞“对敌专案”的劲头，在跟邵长水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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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江边三号码头街（11）
邵长水低下了头去，不再作声。一路上他已经想好了。这事要放在平时，肯定不至于这么严重。但偏偏牵涉到一个“代省长问题”，又发生了劳爷的“非正常死亡问题”，这一关可能就会不怎么好过了。真是一不留神撞到枪口上了，也是倒霉蛋催的，让自己赶上了这一茬。但不管咋的，都必须过。最终哪怕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那也得付。现在最重要的是重新取得领导的信任。有信任才会有谅解。有谅解，才会有“特殊政策”。要取得这种重新信任，惟一的办法就是“真诚”。彻底向领导敞开心扉，亮出“底牌”。反正已经这样了，爱咋咋的。不管怎么样，自己的确没有要跟领导唱对台戏的想法。于是他把自己从到陶里根前后，一直到今天为止的内心感受和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思想波澜，实实在在地说了一遍。
真是人说的：大机关没小事，半点儿都疏忽不得啊。
“这么说来，你是对我们这些人有怀疑，才不舍得交出这两件东西的？”听完了邵长水的陈述，赵总队哑然一笑道。
“我怀疑谁，也不能怀疑您……”邵长水的脸微微一红，赶紧解释。
“言下之意，就可以怀疑我了？”李敏分冷冷一笑道。
“李主任，您这么跟我咬文嚼字，我就没活的了。”
“你留这两件东西到底想整个啥？”李敏分依然不依不饶地追问。
“我哪想要整个啥？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把它们给疏忽了……”邵长水赶紧撇清。
“稀里糊涂？你是稀里糊涂的人吗？你不想整个啥，干吗要私自‘秘’下这两件东西？”李敏分死咬住不放，青白起脸一个劲儿地追问。
“如果李主任一定要这么认为，那我也就没得可说的了。反正是我错了，你们瞧着办吧。”说完，邵长水低下头去再不作声了。他觉得该说明的已经说明了，自己就不能再跟领导“顶牛”了。
“要不是我们亲自去陶里根走了那么一回，还真不知道有这两件玩意儿落到你手里了。”赵总队叹着气慢慢地说道。原来，事发后，赵总队等人随省厅主管刑侦的焦副厅长一起到陶里根去处理劳东林的后事，同时又大概齐地把事情发生过程了解了一下。陶里根人民医院急诊室的一个护士反映，事发当时，她从门外路过，无意中从虚开着的门缝中看到，浑身是血的劳爷挣扎着从一个黑色的手包里掏出一点什么东西给了一个“三十来岁、中等个儿、身穿黑色皮夹克、留个寸头”的男子。
“这个‘三十来岁、中等个儿、身穿黑色皮夹克、留个寸头的男子’，你说是谁？”赵总队问道。
“是我……”邵长水歉疚地点了点头说道，然后小心翼翼地问，“焦副厅长亲自查下来，得出什么结论了吗？是谋杀？还是个纯粹的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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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江边三号码头街（12）
“结论？哪那么容易……”赵总队答道。看得出，他有些闪烁其词，不想正面回答邵长水的问题。邵长水也很知趣，就没再追问下去，默默地又等待了一会儿，见两位领导也保持着沉默，好像不是要继续再在这件事上追究和批评他了，便站了起来，诚恳地说道：“我回去好好写个检查。看……还要不要在刑侦总队的全总队大会上做一次公开检讨……”
“这个，你等通知吧。”李敏分说道，“这件事我们还得向厅领导汇报哩。眼看就要开两会了（省人民代表大会和省政协会议），厅领导就怕出这样那样的事，一再关照大伙，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在重大问题上千万别出什么纰漏。你也是个老公安了，应该懂得这些。”李敏分得理不饶人地叨叨着。
“那，下一步……我……”
“你先别考虑你自己的工作问题。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下一步的事，你等通知。”赵总队很干脆地说道。
邵长水的心整个儿地一凉。一震。事情怎么一下就闹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连工作都不给安排了？不至于呀。他怔怔地看了看眼前这两位领导，似乎要从他们的神情中探查出一些如此严厉的真正原因来。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过一两分钟，李敏分又问了句：“你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他怔怔地答道：“没了……”李敏分又追了句：“真没了？”他仍怔怔地答了句：“没了……”他俩就让他回去了。
回到家，慧芬居然还没睡，还在大房间里不安地等着他。
“没事吧？”她忐忑地问道，一边赶紧给他拿来拖鞋。换了鞋，他一声不吭地往床上一倒。慧芬便在床沿边上呆呆地坐下，既不敢探问领导把他叫去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也不便随意说些软话来安慰，只得忧心忡忡地看着两眼发直、一个劲儿地只知呆望天花板的他。
“你睡吧。明天上班还要起早。”过了一会儿，邵长水说了这么句话。
“那……你也睡吧……把外衣脱了……”慧芬赶紧起身，想为邵长水打开被子。但邵长水却没动弹。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从床上坐起，直奔壁柜而去。不知他要在壁柜里搜寻什么，总之，上下左右所有犄角旮旯里全搜索了一个遍，好像还是没找到，便转过身来，瞪大了眼睛，急急地问慧芬：“你到底让赵总队和李主任从家里拿走了几件东西？”
“两……两件……”慧芬结巴地答道。
“到底拿走了几件？”他提高了声音再问。
“两件。就是你放在那个女式首饰匣里的那两件东西。”慧芬答道。
“那，我夹在这个小镜框后头的那件东西呢？”他举起一个小镜框，大声问道。小镜框里存放的是他们家一对宝贝儿女的照片。当时女儿十一岁，儿子一岁。他还给照片题了个名，就叫“十一和一”。这是长水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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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江边三号码头街（13）
“……”慧芬不说话了。
“你把我夹在这镜框背后的那片东西，也交给那两位领导了？”邵长水真有点急了。
“没有……”慧芬艰难地答道。
“没有？那东西呢？”邵长水忙问。
“东西……”
“东西你给我放哪儿了？”
“东西我烧了。”
“烧了？天呐。你烧了？你！”邵长水一下冲过来，好像要一把揪住慧芬的头发，痛揍她一顿似的。但冲到慧芬跟前，他却绝望地站住了，悲怆地看着惊惶失措的妻子，极度无奈地摇着头，一副欲哭无泪的模样，嘴里却只是喃喃地数落着：“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你干吗不跟我商量一下？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什么吗？”
那天，在陶里根，带着劳爷写下的那两个血字回到宾馆房间，邵长水愣愣地呆坐了好大一会儿。他完全想不到事情会发生这样的突变，完全想不到事情整个儿地会有如此尖锐和激烈的变局。一个“奉命”秘密地来调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问题的老公安突然死了，他说自己是被谋杀的。从小唱着“一条大河波浪宽”和“花篮里花儿香”长大的他，心灵受到的震撼可以说无法形容。同时，内心也一直在翻腾，考虑回省城后，怎么向组织汇报，要不要如实报告劳爷本人对这起事件性质的判断。从良心上、从职业道德和规范上来说，他应该如实汇报，也必须如实汇报；从感情上，从职业本能和直觉上，他确信劳爷不会在临死前还“做秀”、“造假”。也许有人会做秀造假，但劳爷不会。是的，现在谁也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