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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起，我给住在蓟县故乡的妻子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进一步表示了我跟她离婚的决心，要求她尽快打通思想，同意跟我办手续，这样互不影响，双方都有好处。并且希望她速速回信，不要再拖延，不要再让我挨折磨，也不要让她自己被折磨了。
下乡采访的路上，我把这封带着钢铁般决心的书信，亲自投进邮电局的信箱里。
这天晚上，我们又聊起小秀喜爱的话题：电影。她嘻嘻地笑，笑声中，她的一只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膝盖上。
虽然隔着很厚的棉裤，也好似感觉到她那只白白胖胖小手的温热，如同一股电流，从膝盖传遍周身，心脏也随着猛烈地狂跳，我自己都听见那“怦怦”的声响。同时有一股难以抵御的亢奋的冲力，在体内骚动、撞击；又觉得天昏地暗，一切都在我听觉、视觉和感觉中消失了。
沉默片刻，小秀朝发呆的我瞥了一眼，声音发颤地说，你来密云那天，我第一眼就看上你了……你这屋不保险，说不定啥时候就来人。到我住的那屋去吧，那儿最安全。我先走一步，头里等着你。你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把屋里的灯吹灭；别忘了啊！她这么说着，果断地收回手，站起身，脚步轻轻地走向门口。
我迷迷瞪瞪地看着她走出门去。棉门帘掀动的时候吹进来一股冷风，扑在我的脸上，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不能自制的欲火烧得我神魂摇荡，本来要像凶猛的野兽那样冲过去，倏然却感到紧张和恐惧，发烫的脸颊冒出一层冰冷的汗珠子。我抑制住骚动的心，不知所措地收回目光，呆呆地看着炉子里喷吐的火苗，看着跳跃不安的灯光，胸膛里如同翻江倒海，乱乱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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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8）
我身不由己地迈动脚步，想朝小秀召唤的地方奔去，但脑海里却跳出一个人的影像，这个影像是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小说《复活》里那个被人糟践而堕落的女主角玛丝洛娃。我把小秀跟玛丝洛娃两相对照，不禁思忖：对待一个善良纯洁、真心实意爱我的姑娘，我轻率地这么做合适吗？我们发生了那样的关系，如果跟妻子离婚的事儿办不成怎么办？如果使小秀怀上孕又怎么办？常言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没有不透风的墙”、“纸里包不住火”，一个受人尊敬的新闻记者下乡采访干出这种勾当，一旦暴露，准得挨处分、被撤职。传扬出去，自己的文学梦想，美好前途，全都得被断送！迈进这样的禁区，在当时中国，比杀人的罪犯，比戴上帽子的反革命分子，还要不为人们所容。迈出那个不允许迈的一步，事情一败露，什么东西都会丢光，一生一世都难抬头，这样的结果实在可怕呀！为了事业，我该管束自己，跟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再名正言顺地跟小秀搞恋爱结婚，组织一个新式的幸福家庭，这样既光彩又没危险……
我这样地前后一想，发热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迷乱骚动的心也同时平和了一些。随后我不禁长长地透一口气，倒一杯水，一边喝着一边考虑：我如果不由着小秀的约请到她房间找她，她等久了一定返回来，到了那时候我再心平气和地劝她也冷静下来，劝她耐心等待，等我办了离婚手续，我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好了。那时候即使做出了越轨的事情，也不至于落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小秀是个聪明人，明白了利害之后，她会约束住自己，支持我这样做，而且因此她会更爱我……
这样想着，却被屋外嘈杂的人声打断。接着，县委的几个人走了进来。一进门，他们的神色便让我感到，我和小秀的事他们已经感觉到了。其中一个叫林广汉的，他用一种十分严肃而恳切的语调开导我说，梁同志，小秀那个女人就是戴着画皮的美人，就是嘴巴不说心里打鬼算盘、暗地使邪劲儿的家伙。你过去没到我们县来过，好多事情你不知道，也不了解一些人的根底。小秀那女人，可不是个简单人物，你千万小心不能上她的钩。一沾上她，你就算完蛋了！说着，他把椅子往我跟前拉拉，坐下，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他接着说，小秀这个人根子就不咋样。她结过婚，那男的是北边新城子深山沟里一个种地的农民，人特别好。成亲以后那男的还供养着小秀上学念书，一直念到高小毕业。山里人来点钱多难呀。可是小秀一当上干部就变了心，把男人甩了不说，还乱搞！
其他几个人听到这儿，都凑到跟前来，这个一言，那个一语，聊起了小秀那不道德的行为。说某个单位某个人，怎么让小秀勾搭上了，某人就开始闹离婚，没等把手续办完，小秀又跟另一个有妇之夫某某勾搭上了。某某跟妻子离了婚，小秀又勾搭上另一个有妇之夫。结果闹得某某至今妻离子散，无家可归，只好吃住在机关办公室里。
当时的我年纪轻轻，而且是个“矛盾体”，身上还保留着浓厚的农民式的封建意识，还兼有强烈的小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待我终于相信了林广汉他们所说的那些话之后，先是吃惊，接着后怕，继而变得义愤填膺。我对小秀这般不道德的行为十分憎恨，对自己能够在“关键时刻”终于管束住自己没有上钩入套很是庆幸，又对几名身受其害的妇女和被其拆散的不幸家庭深为同情。同时，在我的内心里还混杂着一种说不出口的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污辱的羞愧之感。最后恼羞助长了怒火，激动着我的头脑，使我难以忍受，更难以心情平复。
待几个青年干部把不满发泄完，告辞走了。我闷闷地坐了片刻，思考了一下，就捻亮油灯，铺上稿纸，一气起草了一篇题名《自己的“幸福”，别人的痛苦》的讽刺性小品文。
在这篇小品文里，我作了尽情的发泄，指名道姓，把刚刚听到的有关小秀的不道德的恶劣行为，全部暴露抖搂出来，给予了义正辞严的批判。当然把她勾引我的事隐去了……因为那事虽然没成事实，可传扬出去，对一个省报的新闻记者来说也不太好听，容易引起人们的胡乱猜想，影响我的名誉。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9）
对那件事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关键性的细节，我写文章时，有意识地做了手脚，省略了真相，完全是从自我出发，完全是为了维护自我而为的。这个秘密一直隐瞒了四十多年，同时我一直自我感觉良好，从来没有想过在小秀勾引我的这件事情上，我有没有责任。完全没有想，当时没有想，过几十年仍然没有想。1993年夏天我突然中风，在医院治疗一个阶段，转移到密云水库的“云水山庄”休养的时候，有一次，一位一起在密云工作的老同志来看望我，谈起旧事，提到小秀。他说小秀还活着，活得不怎么样，当年挨了批评，受了处分，就下放到一家刚合营的手工业作坊当工人，直到年老退休。我听到这话，突然间在脑海里冒出一种“后怕”的情绪。当年，只凭着青年人的气盛就写了那篇指名道姓批评暴露的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以后，小秀若是想不开而自杀，岂不是形成个始料不及的过失？虽然我也不会为此而被追究法律责任，但是，我写文章原本只求起到警告作用，不愿意造成这种悲剧！我不能不反省、不能不正视那场短促的纠葛，我意识到应该考虑自己的责任。假如我那时候没有“闹离婚”，没有“骑马找马”地寻找新的对象，就不可能对小秀萌发不该有的杂念。杂念萌发了，定会有所流露，丝毫不应有的杂念的流露，对不规矩的小秀来说，都是一种鼓励，她才会有“故技重演”的动作。我只批判小秀而不肯自省，并心安理得了几十年！人的自知之明如此难以做到，人的自私自利意识和下意识能够自欺欺人到如此地步，实实的可怕呀！而且，当年写那篇小品文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抨击那种不道德现象，而不宜针对某个具体的人。为此，我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采访完，从密云回到采访组，收到妻子的信。信上写道：……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你的工作顺利吗？我还上民校，入了团，孩子学会说好多话。我给你做好了一双鞋，是我给你送去，还是给你邮去？你来信说明白。你要小心身体，不要老想那件事。那件事你一定要那么办，我也不难为你，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只要你高兴就行。我就带着孩子在家里过一辈子，饿不死……看到这儿，好似有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把我的心脏使劲儿地揪扯了一下，疼得我倒吸一口冷气，两眼一阵子发黑，脑袋嗡嗡作响。
几个月来，心紧似铁地拒绝和我离婚的妻子，今天这封亲笔书信，却突然松动了，表现出出乎意料的灵活性。事实上，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向我退让了：你一定要离婚，我也没有办法，我就带着孩子在家里过下去……
凭着我对妻子为人和性格的了解，她这样地把话说出来，她就一定会这样做。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刚刚两岁的孩子，在那偏僻的靠山小村熬日子、守活寡，这是一条多么苦难而又漫长的人生之路呀！她是在封建意识很浓的家庭里长大的，接受的是“三从四德”、“好女不嫁二夫郎”的教养，加上农村当时那十分严重的旧风俗和旧习惯势力，如果我们真的离异了，她绝不会再另嫁他人，她会留在王吉素村，守着儿子过。同时她那固守老传统、老规矩的父母和至亲们，也一定会支持她走她选择的这条路，不容许她选择新的路子，对于已然固定了的生活模式，绝对不可逾越和有所更改。因此，可以料定，她的人生道路至此就算定了型，今天就是她的今后。今后的她，今后的她们母子，那岁月将会是何等的凄凉和悲惨？
我不禁想起了我的父亲，就是因为父亲缺少正气和志气，有了外遇而不顾妻子儿女，不仅毁了他本身，也连累了我们。如今，我在婚姻问题上也产生了喜新厌旧的思想，这不是在父亲那条毁灭之路上重蹈覆辙吗？
我前思后想，越思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行为可怕，越想越觉得后果悲惨，因此越发悔恨，到了后来就抑制不住地趴在床上，无声地而又不断地流淌起泪水。
我给妻子回复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在信中我问候她，问候岳父，问候岳母，问候我们的儿子。同时告诉她，那一双为我做成的新鞋不要邮寄，也不要送来，抽空我将请几天假，专程回家去取。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20）
在那封信上我没有表示忏悔，没有说一句“不再闹离婚”的话，一切一切，我都想用实际行动去体现：实际行动就是我痛改前非的决心。我的决心是此生此世再不跟妻子闹离婚！
不久我赶回蓟县那靠山小村家中去探望，跟妻子和儿子度过几天最热烈、最甜蜜、最愉悦快乐的日子。
很庆幸我那一次的翻然悔悟，保全了这个家，保住妻儿没受伤害，也保证了我自己在难逢的人生花季，应时地接受了雨露阳光的滋养，没有蹉跎岁月，没有悔恨终生。
6
由于一次采访失败，我被撤销了新闻记者职务，被驱逐出记者科，“戴罪”发配到读者来信科，干拆阅信件的工作。
读者来信科被人认为是整个编辑部最末流的科室，安排到这个科工作的人都是一些被照顾的病号或有孩子和家务拖累的妇女，以及那些刚从中学分配来不能担负正式工作的小青年。
干这种工作的整个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男性，其他同事无一例外地都是有小孩子的妈妈，又几乎都是楼上各科男编辑和领导干部的家属。只要下班铃声一响，她们就急急忙忙奔向北院的家，忙起她们的家务。我在办公室附近的公共食堂用餐，到同样距离不远的集体宿舍睡眠。在一块儿吃饭的都是没有家的印刷车间的工人，在一块儿睡觉的都是勤杂人员。我们做着不相同的事情，想的问题不一样，自然也没有共同语言。白天一上班就工作，晚上回屋就睡觉。同室住的那些没有事情做也没烦恼的单身汉们，有的打扑克，有的下象棋，有的聊大天，有的讲笑话，无聊而又嘈杂。这情景常常使人烦躁得想从床上跳起来，骂他们一顿，打他们一顿，把他们一个不剩地都赶出去，只留下我一个人安静安静！
我没法读书写作，也没情绪读书写作，勉强地捧起书本，也总是走神儿，看不清字行，眼前只有黑糊糊的铅字，只有模糊的一片。我赌气地扔开书本，倒头大睡，睡不着就胡思乱想。
以前我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睡不着也想事儿。但是那时候想的都是读过的一些书籍所给我的某种思想启迪，可以深深追究的问题，或生活中看到的新鲜事件，遇到的独特和有趣的人物。现在睡不着，想的都是那些想不通的苦恼问题。越想不通越苦恼，越苦恼越想不通，最后只剩下苦恼的空虚，空虚的寂寞和无聊。寂寞无聊得特别害怕孤独，实在孤独得害怕。在这种情形下，就想家，如饥似渴地想家。如今我的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没了，然而可庆幸的是我有一个完整无损的家，家里有个完全忠贞于我的贤惠勤劳的妻子，还有个伶俐健康又活泼可爱的儿子。在此时此地此种情形之下，唯有他们才是我精神的靠山和寄托，他们会给我急需的安慰和抚爱，使我逃避痛苦的风暴，有了安全港湾……
最后，我终于起了在保定、在身边安个温暖小窝的心意。于是立即出去租房，然后给妻子写信，让她先到北京，在那里换火车。
妻子既是平生第一次乘坐火车，也是第一次来到首都，于是我特意在等乘火车的空隙陪她参观故宫博物院。我兴致勃勃地当向导，给她讲解我所知道的古迹。不料妻子对此毫无兴趣，走过一层大殿，就坐在玉石的台阶上说，你爱看你去看吧，我在这儿等着你。我说，我是专门陪你出来参观的呀！她说，这些没用处的老古董玩艺，喜欢也不能买，看一眼就行啦，腿走得太累……我听了这句话哭笑不得，只好扫兴地走出天安门，抱着儿子跟妻子一起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当天赶到保定。从此，我的妻子离开了生养她的那块黄土地，我也结束了只身漂泊的生活。除王吉素那古老的砖石房以外，我又有了自己的窝巢，自己的家。妻儿给这潮湿阴暗的房子带来了温馨、光明，使这个狭窄低矮的房子变成能够容纳我躲避羞辱、忘却孤寂、养愈精神创伤的所在，成了我独有的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
7
不久，我被调到北京《俄文友好报》工作。我的女儿春水也与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喜鹊登枝》一起，同时来到这个世界上。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21）
“大跃进”已然在中国大地开始了。“不为金钱而为共产主义写作”，是大多数作家共同的心声和行为。很多大作家在报纸上公开倡议降低或不要稿费。《喜鹊登枝》正在这时候出版发行，恰恰是赶上第一批降低了稿酬的新书。即使如此，我这本书还是得到每千字十元钱，没有印数稿费，得一千一百元钱。这是我平生拿到的最多的一笔钱。钱到手里以后，欢喜之余，我首先想到了那位给我“生了儿、养了女”的妻子。
节俭，是妻子一直保持不变的习惯，也成了她性格的组成部分。她的这种作风，不仅给儿子有榜样的作用，就是对我也同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比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