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的饭铺，我们集齐了，都说不幸中的万幸，保住命比什么都要紧。我们又搭伴儿往回走。快到唐山，到了矿区地盘，那个赶车的提出让我大哥包赔他的一辆大车和一匹骡子。我大哥说，你的车和牲口损失了，我的货物和本钱也丢了，我并不比你强。再说，雇你的车是顺路拉脚，不给我拉货，你照样也得遭事。另说赔不赔，有难处，咱们可以分担。这话够仗义的了，那车把式不听，又哭又闹，揪住我大哥的衣裳领子要打架。我大哥不跟他打，他就自己往墙上撞脑袋，撞个大口子，直流血，回头就诬赖我大哥打了他，拉我大哥进警察局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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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8）
母亲听到这儿，急得不行，拉着我就要去找保人，把父亲保出来。谁知当天夜里父亲回来了。他告诉母亲事情的经过：一个挺精明的警官问谁是原告？那车把式赶紧抢着诉说冤枉。警官听了之后，忽然嘿嘿一笑，对他说，车把式，你的确很冤枉。不过，你应该跟日本人去要车和骡子，不应该跟这位雇主要车和骡子。车把式一听这话慌了神，说起诬告之辞：当时我是想追究着不放车的，可是他硬是不让，还打了我，您看，您看。他把脑袋往前伸，让警官看他脑门儿在墙上自己撞的伤。
警官问父亲，对这些你有什么话说呢？你是不是真的这么做了？
父亲回答：我不让他追着日本人要车，赶快找个机会逃路，这是真的。因为我估计，跟日本人到炮楼里，不用说车和牲口要不回来，恐怕连性命也得搭上。至于说打他，不是真的。我们都挨了几下子，是日本人打的。由于我不顺从，比他挨打多，也打得重……
车把式抢话说：反正，我脑袋上的伤是你给打的！
警官又冷笑一声对他说：我明白你演的是哪出戏啦。你明明是脑门子痒痒，自己往墙上撞，为什么要诬赖别人打的呢？既然是打的，回答我，他拿什么凶器打的？是铁的，还是木头的？
车把式这一下傻了眼，料定官司输到底了，忽然跪到父亲跟前大哭起来，边哭边诉说，苦苦地乞求：先生，先生，您有钱，您是好人，您得救救我。我除了这辆车之外，就是五个挨肩大的孩子，还有一个瘫在炕上的老妈。这回车一没，挣不到拉脚的钱，我们一家老小没法儿活下去呀！救救我的命吧！
父亲被他哭诉哀求得心软了，对警官说，我情愿包赔他全部损失，一辆半旧的大车，一头骡子。只是，眼下我拿不出，得给我一个月的期限。我可以当场给他立个字据……
8
和车把式的官司未了，父亲在家过了几天无所事事的日子，便又出门了。出乎意料的是，父亲这一走，竟然又是好几天没回家来。不要说母亲，就连我这小孩子，都感到有些异样。
母亲那焦躁不安的情绪，与日俱增，越来越不加掩饰。她一趟一趟地往外跑，到近处去就带上我和姐姐，到远处去则独来独往，常常把我饿得饥肠辘辘她才返回家来。她把住在赵各庄镇上的，以及住在北边水峪村和东边无水庄的老乡亲和朋友家，都找遍，也没有见到父亲的影子。
紧张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我们家。
终于父亲带着异样的神情回来了。
进门之后，没说话，就走到躺在炕梢儿上的母亲的跟前，把一只胳膊朝母亲身边一伸，又一低，只见一根用纸包卷成棍儿似的东西，从褂子袖口里溜了出来，“咣”一声，掉在炕上。他又向母亲伸出另一只胳膊，同样的“咣”一声响，同样的从袖口溜出一根棍儿，只是那包皮的纸破散开，“哗啦”一下，撒出一摊亮闪闪的“银大头”。
我看见过这样多的钱，那是为了从“绑票的”土匪手里赎回父亲，出卖祖传的土地房屋、写文契画十字儿的时候，换到手里的。那么，这次的这么多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父亲笑眯眯地对母亲说：手气不错，我赢了！先归还那个车把式的车和骡子钱，剩下的，撒开花，该买什么就买什么。
母亲不看钱，质问父亲：你就靠做这号事情活着吗？
父亲用坚定不移的语气回答：我已经把话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了。往后哇，怎么活着痛快，就怎么干！
母亲坐起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正经人干的正经营生吗？
父亲也不甘下风地愤愤反问，啥是正经营生，你给我说说！下窑、种地、做买卖，全都是你说的正经营生吧？请问，对哪一行，我没有兢兢业业、辛辛苦苦、规规矩矩地干呢？结果怎么样？干哪一行都难干下去，还差一点儿要了我的小命，一回回死里逃生。这个，你总知道吧？你还想逼我吃一辈子糊涂药、干一辈子糊涂事儿吗？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9）
不幸家庭里的孩子，神经受的磨炼多，一般都异乎寻常地敏感，尤其是对父母之间的分歧和摩擦，哪怕极不显眼的一分一毫，也能够及时地觉察出来。尽管不太理解，不明白究竟，甚至没有能力言传表述，但他们心里总觉得清清楚楚，同时被影响和被左右着情绪。
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被大人称为“懂事儿”过早的孩子，起码我比别的同龄小伙伴们了解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母亲有一颗好强的心。她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一种东西，盼望“夫贵妻荣”，以便在亲友面前，特别是在故乡梁（夫家）苏（娘家）两族人的面前，显示出她高人一等，而不低人一头。在追求的路途中她屡遭失败，然而锐气不减。每失败一次，她的好强心非但不削弱，反倒加强，以至于“变本加厉”地发展到极端，变成了“虚荣心”：什么都不怕，最怕让人瞧不起；什么都可以不顾，得要面子！
母亲对父亲的本事，从来没有怀疑过。她认为父亲如若有志气、走正道儿，肯定是一块好材料。靠官派，能当高官；学买卖，能发财；即使还像以前那样，下窑挖煤出力，也能够积攒下钱，置买些家产，挺着胸膛回到老家去，过上不愁吃穿的体面日子……类似这样一些掺和着哀叹和抱怨的话，经常跟来串门儿的亲友们说，也断不了跟并不十分熟悉、没有什么交情的左右邻居说，甚至常常忍不住地跟幼小的我和姐姐唠叨几句。
父亲恰恰跟母亲拧着劲儿，既不想吃官饭，也不愿意再搞买卖，更厌恶重操当窑花子的旧业，甚至一跟他提及“置买几亩地”这样的话题，他都皱眉头发烦。他哪里有一点点回老家当个土财主的兴致呢？他说，人世上所有的美梦我都做过，全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我醒过梦来，看透了，再不做什么梦，再不跟自己过不去，再不折磨自己！于是他咬定一个字儿不撒嘴，就是“混”。他混得遂心，很自在。一天到晚出入于“宝局”（赌场）和酒楼之间，以及他从不带我去、不让我知道的地方。每逢回到家里，兜里不是装着钱，就是手上提着好吃的东西。脸上总是笑吟吟的，再不见煤黑和汗水，也少有愁容和焦虑的神色。母亲一抱怨，他就理直气壮地回答母亲：我让你们缺吃的，还是让你们缺穿的了？这不是混得很不错嘛！你还想让我怎么着？
母亲和父亲话谈不到一块儿，事儿也做不到一块儿，这成了我们这个家庭变化的明显特征。对这些，我和姐姐全然体会到了。对此我倒没有什么担心，只是每每莫名其妙地感到害怕。
母亲在她生活追求的道路上碰了钉子，开始对父亲不满，开始对父亲冷淡，以至于对父亲完全失去信心。他们一见面，十有八回要抬杠、顶嘴、吵架，偶尔出现一些和睦协调的气氛，不仅时间短促，也是极为勉强的。母亲总是怀念父亲的过去，觉得别人家的男人个个都比父亲强。或者，总用合乎她理想而又被她尊敬的人的标准，来衡量父亲，这就越发增加了对父亲的不满。为此她自己也很痛苦，出于报复，或出于宣泄，时时寻隙找茬儿把这痛苦分加给父亲。
9
不知是不是因为对父亲的失望，母亲一下子把希望全寄托在我们身上。她把我们送进了小学校，就是我一生之中进过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正式校门口的教育馆。它似乎是由几个民众性的团体，或者福利性的组织操办起来的。
这样一个简陋的场所，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美好记忆。随着日月的流逝，保存着的一点印象也渐渐淡薄，乃至忘怀。不料，到了四十多年以后，也就是我五十多岁生日的前几天，忽然对它萌发起好感和强烈的怀念，我做了一次专程的“旧地重游”。可惜，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到五十华里远的赵各庄镇，房屋倒塌大半，教育馆小学旧址也未能幸免。如今校门临街处，已经变成带点临时性的蔬菜门市部，残破的院子里堆积着货物。唯有我当年听课的那个教室的房基上，还遗留着一点点墙壁和铺灰地面的痕迹。我可能得算“胆子小、性格怯懦”的那一类孩子。我自尊心强，又“娇嫩”，所以在跟小朋友相处时，虽然也常跟他们闹矛盾，耍脾气，可是从来不敢打架。跟谁揪扯滚打在一起的事儿，长这么大，压根儿没有尝试过。我也骂过人，在被对方欺负苦了或气极了的时候骂，骂一两句，解解恨就拉倒，不会纠缠不休。如果骂到厉害凶恶的对手身上，见人家龇牙瞪眼、杀气腾腾地冲将上来，我绝不敢迎战。或者躲开，或者逃跑，回到家里，到了没人的地方，本来已经安全了，再委屈地抹眼泪。一两个伙伴在一块儿，我是很会玩耍、很会淘气的。只要人一多，里边再有些愣头愣脑的家伙，我就不敢再往那群里掺和。我怕他们打起架来碰着我，我特别害怕看到他们互相打破了哪儿往外流血。平时，身边的同学不小心用铅笔刀刺破了手指头，我也会被吓得心脏紧缩，用手捂住眼睛不敢看。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10）
可惜，开滦五矿这块外国人当主人、中国人当奴隶的地盘上，打架斗殴的事儿，如同乡村里鸡狗相斗一般的平常，几乎时刻不断。尤其是中国的穷人们互相残杀的“打群架”，更是此处的“地方特产”。济南府的一群人跟保定府的一群人打；河南的一群人跟山西的一群人打。今儿个这场恶战，你把我打得落花流水；明儿个我设法反过手来，得叫你那伙里的人丢盔卸甲，死上几口子。小帮小拨的在街头巷尾打，大帮大拨的在镇子南边的大洋槐树林子当中的空地方打。听说，最“抱团”的是山东人，打起架来凶狠，有劲头，不惜性命。听说，他们常常把活捉的仇家，用木头橛子硬给活活地橛在地上！
每逢遇到这类事情发生，镇子上的气氛就骤然大变。不相干的工人和平民们，都争先恐后地奔去看热闹。那种狂热劲儿，很像当今的城市人想看一场有中国选手参加的国际球赛一般。小孩子们更如同过节一样的高兴，不上学了，背着书包就奔到厮杀的场地，从人缝里挤进去观赏。
在这样的时候，母亲一定要把我和姐姐关在屋子里，门也不让出。或者亲自把我们送到学校，嘱咐老师别放我们走。实际上，母亲就是鼓励我去参观，我也没有胆子走一趟。小伙伴们看了热闹回来，听他们兴致勃勃、绘声绘色地转述，我还忍不住地打寒战！
10
南院有几间房子好像变成客店一样，三天两头更换住户，我几乎没办法跟他们熟悉起来。但我知道，那儿常有从天津卫和唐山来的戏班子的人家。
戏班子的人，对我来说如同另一个世界的神秘人物。常见他们白天闭门大睡，晚间热热闹闹、欢蹦乱跳，男男女女都穿着与众不同的服装，走路迈步都显得怪模怪样儿的。而且，他们老是搬来搬去，用大车拉着各种箱笼，大小盒子、匣子，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多，还有些长短不齐、一端罩着布袋儿的棍棒。他们到底儿过着怎样的一种日子呢？
很快，我和同班的小胖墩儿要好起来，他的爸爸、妈妈、哥哥都是戏班子的。他答应带我和姐姐去看戏。于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我第一次走进了戏园子。
几个穿着各色大褂、短衣的人，不声不响地从绣花门帘缝钻出来，溜到前台。他们有的提着胡琴，有的抱着锣钹，有的端着小鼓，有的拎着凳子。他们围着那个打小鼓的人，坐在戏台右边的角落。他们坐定之后，低声说着话儿。过一会儿，那个打小鼓的坐正身子、直起腰杆儿，随之提锣的人也站了起来，拿钹的把钹上的红绸穗子往手指上缠绕几下。突然间，那个敲小鼓的把小鼓敲得如同炒豆子爆锅那样响了几声，其他人各自抄起手里的家伙，拼命地敲打，锣鼓声骤然而起，响声越来越大，真是震耳欲聋。
小胖墩把嘴巴伸到我耳朵旁边大声告诉我，这是“打通儿”。打过三遍之后，戏就开台了。
我的心，立刻就不知不觉地随着“打通儿”的锣鼓声音兴奋起来。这是激动的紧张，是喜悦的惊慌，是预感到即将出现的更新奇东西的一种从未有过的热切期待。我浑身不由自主地在抽搐、在战栗。
有好几次，我一下子忘掉了自己的置身所在，不是在耳畔，而似乎在心里只有动听的声响，不是在眼前，而仿佛在脑海有优美的身姿。我好像并非坐在木板戏楼的栏杆间，而恍惚登临五彩祥云上，飘飘欲仙了！
我看到一个英姿勃勃的小伙儿，威风凛凛地出场。他头戴缀着许多颤颤抖抖红绒球和白绒球的帽子，身穿绣花袍子，红绸子肥大的裤子扎着腿儿，脚上是一双黑色的薄底高腰靴子。他一手提着花袍子的大襟儿，一手举着亮光闪闪的大刀片儿，在满台上飞跑。然后他脱掉花袍子，把刀片儿插在背后的束腰带子上，从戏台一角起步，一纵身就跃上天、落下地，如同摇纺车一般，“嗖嗖”地折几个跟斗。
小胖墩告诉我这个白脸少年是他的哥哥，叫小百岁，练功卖力气，演戏挺认真。每天上午，所有唱戏的人都还睡大觉的时候，他便早早地起来，在那不大的院里踢腿、劈叉、耍拳。有时候，他两手摁地，两脚往后翻起，蹬在墙壁上，脑瓜子朝下，倒立着，一立就是好长时间。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11）
小胖墩说，哥哥恨不得一天就能唱得红起来，成了名角，多挣钱，好到东北去看他的亲爸爸和亲弟弟妹妹。
然而，就在后来，我们亲眼看见台上刚落地的小百岁没有站稳，一个趔趄冲向台口，撞断了栏杆，跌到戏台下边去了！
小胖墩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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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情沉重地从戏园子回到家，看见二舅和母亲正谈论着父亲。他本是母亲的大弟弟，因为跟老家大徐庄苏家“一爷之孙”的弟兄们依齿排行，他属于老二，所以我们都叫他二舅。他跟一个从北京城边农村逃难来的麻脸女人结成“半路夫妻”，先住在水峪，此时又搬进镇子里，在教堂西北边一条斜街租了一间阴暗的小屋住下。母亲从前对他极好，以后偏向她的小弟弟，即住在蓟县乡下的我老舅。二舅对母亲也不像以往那么亲热了。二舅没念过书，不爱说笑，为人厚道诚恳，尤其“心里秀”。他既会抓起破胡琴拉出几支小曲儿、落子段子和皮影调儿，还因自学识几个字儿，能看书。每天从窑下上来，从不乱串，总抱着一本厚厚的书看。以后我知道了那本书名叫《红楼梦》。别的识几个字的工人都说那书不热闹，不来劲儿，看不下去，二舅却看得津津有味儿。我上学那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