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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一个女人同在一个漆黑的防空洞里共同过了两夜，却并未发生什么男女之事，原因一是饥寒交迫到了极点，二是“我”是一个有操守的知识青年，三是因为这位过得已经像“极其卑微的动物”一样的女人，却也有着她自持很严格的操守，在狭窄的洞里她说，“把你的手臂让开些吧……那般子，我没脸见田根呀！”其实，“她看不见我也不明白我脸上是怎样的一种莫名的苦笑……。”
洞外嘉陵江的洪流和风雨，洞内的潮湿难居、绝境生存，都反复皴染、交代，描写得细致而真切，到了读之如同身受的程度，这种从生活中得来的白描的文字，是颠扑不破的。作家让我们从这样一个“洞内”，而“洞见”当时的社会。这样优秀的作品，我们固可誉以构思的精巧、取材的智慧，但归根到底却是生活的赐予，而作为生活却是不堪忍受的，作家发出了这样的生活所逼出的呼号和呐喊。陈本肖作这样的小说时，才二十出头的岁数，他的文学才华永远灿烂在我们面前。
晓翁先生
晓翁先生一辈子做老师，退休之后，可以说，还部份地做着老师。每年，他在图书馆里开几场文史哲讲座，
晓翁先生最近专门研究绝句。他要把自有绝句以来至清代的所有绝句加以筛选，从中选出情感内容、艺术手法足称独特的作品，加以赏析。这项工作一旦完成，他也就又有了一本著作，他已定其名为《绝句趣谈》。像这样的著作，他已写成三本，皆尚未有出版门路。一本是《古文趣谈》，一本是《古史趣谈》，一本是《古哲趣谈》。等到《绝句趣谈》写成，四本书加起来大约有七十万言。
晓翁先生不满的事情是双休日。他是每天下午要到图书馆去看书的，他写作的资料，都是通过借阅来获得。所以，双休日使他感到损失很大。他向图书馆提议过歇人不歇馆的方法，但图书馆显然没有他这种紧迫感，他的提议暂时还仅仅是一项提议。
晓翁先生跟图书馆有奇缘。过去，他住在低矮破旧的房子里，老图书馆正好就在附近，设在明朝本地一位进士的园林式故居里，他走几百步就到了。现在，教育局在他退休时核定他属于离休，待遇上升，给他分配了一套楼上新居，而新图书馆又正好就在附近，他还是只要走几百步就到了。
岁月流逝，图书馆工作人员换了不少，越来越年轻。但都认得晓翁先生。对于图书馆的古籍和有关藏书，晓翁先生比他们还熟悉。新图书馆是现代化的一座漂亮大楼，座落在花园一样的河滨风景区。河，就是本地的古城河，它一头通江水，一头通淮水，是本地吃水用水的水源。晓翁先生感到高兴的是，随着他的暮年的到来，他的居住和他离不开的图书馆，同时都改善了，使他潜心自己的工作时无形中添了不少劲头，感到活得越来越有意思。
晓翁先生对绝句研究出了许多新东西。比如，他认为“遥看瀑布挂前川”，当为“遥看瀑布挂长川”；“江枫渔火对愁眠”，当为“枫江渔火对愁眠”。听他说起来，的确头头是道，只不过人们在引用或考试时是否就照他说的把古诗改过来，那当然不一定，因为还是遵照古诗原来的样子保险些啊。
最近，他为李白的一首绝句费了大事。那是这样的四句诗：“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前人对这“思君”二字作过多种解释，但晓翁先生仔细揣摩，认为关键在“半轮”与“夜发”四个字上。他要弄清楚，这半轮月亮是上弦月呢，还是下弦月。由于受天气影响，他到第三个月才有了完整的观察。原来，上弦月在下半夜是看不见的，反之，下弦月在上半夜看不见。他的新解也就有了，“思君”不是思别的，思的是峨眉山月。上半夜还看到的半轮月亮，“夜发”时是看不见了，所以思之。
当晓翁先生喜不自禁把这个了不起的发现讲给老伴听时，老伴说，“水臭了”。此言令诗境中的晓翁先生大惑不解。老伴拧开水龙头，放水示意，说，城河水臭了。晓翁先生神情放松下来，说，去买些矾回来淀淀。说罢，他就坐到书桌前，埋首疾书一行题目：《思君不见者谁》，他将一气呵成这篇绝句赏析。
漫言柳敬亭之“祖籍”
随手打开《史记》，是《管晏列传》，头一句话是：“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我们当然只有相信司马迁，并且知道了管仲是颍上人。这一说法，至今没看到有人来纠正司马迁，所以我们对管仲是哪里人的认识，也只能停止在这个地方，这就是这个问题上的定论。
又比如，《乐毅列传》说，“乐毅者，其先祖曰乐羊。”又说，“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乐羊死，葬于灵寿，其后子孙因家焉。”至于乐羊之前是哪里人，如果遍查古籍也无说，那么乐毅祖先的事也就只能追溯到乐羊为止，再多说就是瞎说。
这样就要说到柳敬亭。我的认识是，“柳敬亭，泰州人也。”有没有“其先”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柳敬亭大约活到九十岁，这么大岁数的人，为何从来没有说过“我的老家呀，其实不在泰州，而在哪里哪里”这句话？
可以肯定的是，柳敬亭性情十分活跃而通达，乐于请名人诗人写诗给他，而名人诗人们也乐于与他交往，并且还有大诗人吴伟业大学者黄宗羲这样的人，给他作了《传》。这些，对于后人，就成了历史资料和研究柳敬亭的依据，他的籍贯的证据比管仲乐毅的要充分得多。在这些资料中，没看到柳敬亭说过“我的老家呀，其实不在泰州，而在哪里哪里”，我们为何要来给他按上泰州之外的一个所谓“祖籍”呢？
柳敬亭因官司离开泰州出走时，是十六岁左右，而且是一个有主见很刚强的少年，一般说来，当时他的父母俱在，如果父母俱不在了，至少，父辈的亲戚或邻人是有的，如若他的父辈是从外地迁徙到泰州来，而他只是在泰州出生而已，他不会一点也没听人谈起过“老家”，就是说，如果他家是从外地迁徙至泰的，少年柳敬亭应该是知道一些的，既然如此，他后来活到九十岁左右，并且是那样的大名人，却从来没有对人谈起过自己的“老家”不在泰州，这就有悖常情常理。并且，也从来没有人问起过“你老家一直在泰州吗”，更不曾有人跟他套近说“听说你老家是我们馀西那里的呀”，这些，在史料中都不见只言片语，应当说，是正常的，因为在柳敬亭当时，本来就没有这个问题。
泰州已故老学者周志陶曾经统计说：“四十三位与柳敬亭同时的作者，在六十三篇作品中，无一人提到柳敬亭是南通人，也无人称其为宋代曹彬之后和原名永昌字葵宇者。”
这些与柳敬亭同时，并且很多是与柳有密切交往的四十三人，及其六十三篇作品，就是讨论柳敬亭“祖籍”以及他的一切问题的最可信依据。这些最可信依据，真是非同小可，撼泰山易，撼这“四十三人，六十三篇作品”的依据，难。
但不等于说，学者们就再也不可以对这一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争抢名人”的风气，其所由来久矣，这样的事情过去有，今后也仍会层出不穷。
那么，目前的“不同意见”的“祖籍南通”之说，是否有道理呢？我认为，其理由不充分。因此，“祖籍南通说”，不能成立。在不能成立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糊稀泥”说：“柳敬亭是泰州人，与认为他的祖籍是南通人，并不矛盾”。
我也跟我敬重的学者一位先生交换过意见，他为弄清柳敬亭之来龙去脉，做了大量考证，但我认为，所提供的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范国禄诗《听居生平话》，而那仍不能作为“祖籍南通说”的充分依据，不足以动摇“四十三人，六十三篇作品”。他对我的意见，也表示同意。
因为，说书人居辅臣（居生）当时名气已经不小，他以自己是柳敬亭的门徒高足为荣，也许还是言必称柳的，可见柳敬亭虽已辞世，名气依然很大，乃至比生前还大。既然这样成了海内名人，而且是那样高龄辞世的，就会引起一种特别的关注，这时，或许范国禄（小柳敬亭四十六岁），或别的某个文人，偶然发现馀西曹氏家谱，其中有百年前曹氏二弟兄于某时迁徙至泰的记载，时间推算，恰与柳敬亭之生年对得上，而柳敬亭本姓曹是已知的，则可以“断然”声称柳敬亭就是所迁徙的曹家之后，把其中“曹永昌，字葵宇”者说成就是他。这样“臆测”而抢名人，有没有可能呢？应当说，是有的。然后，又在“臆测”获得的“基础”之上，吟诗作赋，一切就越来越像是真的了。我此一说，说的也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这就足以置疑于范国禄。
往往一个人成大名之后，人们就喜欢给他找上一个历史显赫的先人，强按到他头上，不这样就不足以说明这个人为何会成就了一番事业，也不足以陶醉和慰籍自己敬仰的内心，而如果一个人成了帝王将相，那他的先人或他的发迹，一定更是不寻常的了，这出于一种不正常的历史文化心理，司马迁早就在《史记》中写下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精辟见解，但人们还是视而不见，到时就全忘记了。
与柳敬亭同时代的人从来没有说过柳敬亭原名“永昌，字葵宇”。览阅之下，这方面的说法只有：
“名遇春，号敬亭，本姓曹”（《柳生歌并序》，顾开雍，小柳敬亭约十岁），
“扬之泰州人，盖姓曹。”（《柳敬亭传》，作者吴伟业，明末江左三大家之一，小柳敬亭二十二岁。）
“名遇春，号敬亭，年八十，扬州人。”（《柳麻子小说行》，明末江左三大家之一，阎尔梅，小柳敬亭十六岁。）
“扬之泰州人，本姓曹。”（《柳敬亭传》，黄宗羲，明末大学者，小柳敬亭二十三岁。）
“柳逢春，字敬亭，本姓曹，泰之曹家庄人也。”（《柳逢春列传》，宫伟鏐，泰州人，小柳敬亭二十四岁。他这句话为泰州《道光志》采用，因为他是泰州本地的学者。）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板桥杂记》，余怀，小柳敬亭二十九岁。）
所以，那个“名永昌，字葵宇”，是多年以后的“横空而出”。
范国禄诗较长，其中与柳敬亭最有关诗句是“我尝掩泪望馀西，柳家巷口夕阳低”，这被当作柳敬亭原籍的一个依据。殊不知，柳敬亭当时，南通馀西有“柳家巷”么？既然说是馀西曹家，怎么又来了一个“柳家巷”？此“柳家巷”，原《曹氏家谱》中有么？是之前一百年、曹家当时，那里就正好叫做柳家巷？还是因为出了柳敬亭才改叫柳家巷？还是范国禄灵感所至的“神来之笔”？这“柳家巷”多少有点“从天而降”，很难视为“学术”依据。所以，诗中另一句“五狼发迹”之语，都可视为凿空之言。好比如果要拉一个名人来，说他“祖籍”是南京，那就把南京的历史地理风物都堆到他头上去，这就越说越像了。这样行吗？
真实的曹氏家谱，对于我们，关键的只有一点，就是家谱与柳敬亭的关系是不是很“铁”？是不是有“铁证”能说明柳敬亭就是那曹氏弟兄的后代？是不是有铁证说柳敬亭就是“名永昌，字葵宇”的那一位？这一条联系，如果不能有力建立起来，就会有“臆测”之嫌。而这一条“铁”的联系，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建立起来。
周志陶先生说得好：“避而不言曹永昌就是柳敬亭的依据”是不行的。
打个比方，我姓刘，我把刘邦世家说得头头是道，然后就说我是刘邦之后裔，人家只要问我一句，你的依据呢？我拿不出铁的证据来，前面的天花乱坠，都没用。
所以，柳敬亭“祖籍南通说”，仍然只是一种“假说”，这样的“假说”，容许有一千种，但负责任地，我们现在还只能说，“柳敬亭，泰州人也。”别的无法多说。
俞扬先生勾稽了柳敬亭“祖籍南通说”的由来，简引如下：
1927年《小说世界》载钱啸秋《柳敬亭之世系》文，是他根据通州曹氏家谱，首次提出柳敬亭是宋代曹彬之后，曹彬籍真定府灵寿，其九世孙移常熟，其十二世孙移通州余西场，而柳敬亭即其十三世，名永昌，字葵宇。
1956年，洪式良《柳敬亭评传》不同意钱啸秋这种“值得考虑”的说法。与柳敬亭是朋友关系的吴伟业作《柳敬亭传》，也不记柳是宋代曹彬之后，以及敬亭之父由通州移泰州之说，
1963年，《江海学刊》载管劲丞《柳敬亭通州人考》文，据曹氏族谱与范国禄诗《听居生平话》，认为柳敬亭之父移居泰州，因而柳敬亭出生于泰州，其本通州人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之《南通县志》说柳敬亭“本姓曹，流落泰州后，改姓柳”（多么草草），而《南通市志》说，柳敬亭“本名曹永昌，……幼时随父迁居泰州，因受陷害成缉捕对象，休息于柳树下指柳为姓。”（亦为草草）。南通之旧志没有柳敬亭传。
2003年第八期《文史知识》载陈辽《平话奇才柳敬亭》文，其中依据管劲丞之说，强调柳敬亭是通州人。
有关情况就这么多。可见，说柳敬亭是“曹永昌”之说，是从一九二七年开始的。时间出得早与晚，虽然也很重要，但还不是论定真假的关键，关键只在于“曹永昌就是柳敬亭”的铁证。这样的“铁证”，现在是没有的，也可以说，永远是没有的。仅凭以上所列可做为“依据”的材料，是不足信的。
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才出的南通二《志》，比起《泰州道光志》中就言之凿凿，相距何远！而这南通二《志》，又如何面对周志陶先生的这句话呢：“四十三位与柳敬亭同时的作者，在六十三篇作品中，无一人提到柳敬亭是南通人，也无人称其为宋代曹彬之后和原名永昌字葵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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