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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小说中的孔乙己，却是欢乐出场的：“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我们打开儒学经典《论语》，会看到儒家的先行者们，虽也屡遭挫折，虽也难遂大志，却是生气蓬勃、信心百倍，这就难怪他们的主张后来还是影响历史几千年，尊为统治的思想，而孔子也成了中国第一显赫文化名人永远受着人间文化的纪念和政治的利用。
儒学里面是否有关于社会国家人生的真理，这且不论；总之是直到现在，人们还在研究儒学，意欲给予新的理解与继承。
孔乙己之成为孔乙己，难道因为他只是得了某些糟粕，而未获真谛，才弄得如此不济的吗？诚然，在孔子当时，就有这种学不成才的“君子”，被称为“小人儒”。
但我们要公正地说，孔乙己不是这样的。且不说他是那样喜欢小孩；起码还有这样四个方面能说明他的优秀：
一，他善良。你看，他一到小酒店，所有的人都拿他取笑，而他从不反唇相讥，甚至连为自己辩护都不会，他只是不理人，对柜台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实在被无聊的酒客们逼急了，也只会说“窃书不能算偷”，还有什么“者乎”之类，徒然更引得众人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快活的空气”。
二，他讲道德。虽然他有个可笑的、不算好的名声，即受雇给人家抄书时，最后往往“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似乎太随便，也太不可信，“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比别人都好”，欠了钱，不出一月，定然还清。这矛盾的现象说明，孔乙己认为，急要钱用而卷走有钱人家那点书籍纸张笔砚，算不得大事，可视为小节而不拘，但小酒店的钱却不能拖欠，要放在心上。这一品行；他保持到他那最后的悲惨的一天。所以，人们对孔乙己的态度也是两样，雇他抄书的穿长衫的人，会把他打个半死，而那些“短衣帮”的人们却并不看他是贼，而看他善良笨拙，所以每每拿他取笑一番。
三，他乐于助人。他出口之乎者也，出手一笔好字，但他确实连半个秀才也不曾捞到，这很尴尬，成了人们永不枯竭的取笑的由头。尽管这样，他却执著要教小伙计写茴香豆的“茴”字，这是为小伙计将来记账着想，他用手指蘸了碗中酒，要把回字的四样写法教给小伙计，偏偏小伙计不感兴趣，他只好叹口气，极为惋惜。
四，他要面子。大家笑他偷书，他辩解说是“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是偷么”。最后，他被丁举人打了半夜，打折了腿，在外面却说是自己“跌断”的，眼色里恳求别人不要取笑。他不是一个不要尊严的人，他在社会上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的尊严，除了短衣的人们还记得他是一个读书人。最后，他不得不开口恳求人们“不要取笑”，但人们却不肯放弃这一乐趣，他就在人们的说笑声中用手撑着地“走”去，并且永远地消失了。
从孔夫子到孔乙己，是一条怎样的路？精神上该如何总结？这就是鲁迅这篇小说在思想上的提问，这一提问是否已经过时了呢？
三，孔乙己与半部《论语》
鲁迅笔下咸亨酒店的人们，是怎么看待孔乙己的呢？可以说，他既是开心的对象，又是怜悯的对象；既是讥嘲的对象，又是同情的对象；但不是厌恶的对象，或痛恨的对象；不是畏惧的对象，或提防的对象。孔乙己是个好人，是个善良的人。要借儒家君子与小人这一特殊的区分来看，他尽管穷，穷得大约连吃的也没有了，并且偷了丁举人家的书籍笔砚之类的，但他仍是一个君子，他的特点就在这里。
孔乙己并不是盲目地自然地就成了君子人，他的君子意识是有来源的。这来源，就是孔夫子。过去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们现在就仅以半部《论语》来观照孔乙己。结果，我们发现，孔乙己身上的好处都来自孔圣人的教诲。
1，无聊的人们故意问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人们接着又问，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嘴里说些话全是之乎者也，人们听不懂，哄笑起来。这就是《论语》开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对于人们不理解自己，并不生气，胸中很有底蕴的。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自称什么来头，要你“知”，那你就得提防了，他们十有*是来诈骗钱财，你得让着远点，媒体上常有此类报道。这种人距离君子“人不知而不愠”，何止十万八千里。君子的往往吃亏，就因为世上有了假、冒、伪、劣。所以，君子这优点，也就成了缺点或弱点。看来，人不能笼统地奉行“人不知而不愠”，要不然就吃亏。
2，孔乙己在咸亨酒店吃酒，有钱时，必给钱，“排出九文大钱”，很潇洒；没有钱时，“暂时记在粉版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穷困的孔乙己一向给人的印象，是“品行比别人都好”。但到最后，彻底没落时，也就没有办法，有十九文欠账长久写在粉版上。当孔乙己像个讨饭人重新出现时，他也没有赖账，说，那所欠的十九文“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钱买了当下的一碗黄酒。可见他一直记得自己所欠的账，只是暂无偿还能力。《论语》里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这些，说明着君子的一种基本品德，限于条件，孔乙己没有做到最好，但他是尽力而为了，我们无可责怪于他。然而，如果我们将这好品德简单照搬于任意的情况，那就要产生问题，不是光说一句“不知其可”就算了的，至少，一定情况下我们要能对付别人的无信，不能上当，或不能老是上当，比如，楚怀王上了张仪“人而无信”的当，就会有屈原的悲愤。
3，孔乙己虽然那样贫穷，但没有降低自己的人格，他那件坚持穿在身上的破长衫，其实并无实际意义，充其量只能说明他坚持着破长衫所体现的某种理念，而这理念让他不因为贫穷而另谋生活出路，他是宁可就这样一直走到人生的末路的。当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撇开“道”的具体内容，抽象地说，优秀的政治品格确实应当是这样的。但当孔子说“君子不器”，以至于在行为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问题就较复杂了。孔乙己除了因为“学而优则仕”而潜在地抱着一种“候补官僚”的身份，能读书、抄书、认字识文，其它别无所长，也从未改变自己，这就是受了孔夫子“不器”的影响。但在孔乙己，是作为“君子”的好信条去遵照的，这就误了他一生。孔乙己的社会，大约该算是“邦无道”的，对此要负一份责任，所以孔乙己并不可耻，而只是可悲可怜。如果他早生若干年，能由科举而仕途，那就可能是有所作为的；或者如果他活在现代的社会，也可能以其一技之长而为社会所用。可惜他正好处在那样一个时段，又僵化了自己，鲁迅很为他悲哀。
4，孔己己要教酒店小伙计写“茴”字，还要教他“回”的四样写法，为的是替小伙计着想，将来写账时要用，但小伙计不感兴趣，很令他惋惜。这个情节也很感人。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还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诲人不倦”。孔乙己要教小伙计识字写字，事情虽小，真诚体现的就是孔夫子的这种胸怀和要求。同样，一味抱着这种胸怀来律己，也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的，比如，在战国或关似于战国的情况下，就要同时具有另一种头脑和态度才好。而孔乙己当时，丁举人之类的“君子”，就并没有这样对待孔乙己。据说如今有的教师不但在学校辛苦，还在家里开家教，这大约也谈不上“君子成人之美”或“诲人不倦”。
5，孔乙己是这样贫穷，却是一个快乐的人：见到小伙计，就要教他识字；吃到茴香豆，就给旁边的小孩子吃，一人一颗，见到豆子不多了，还说什么“多乎哉，不多也”。他的快乐也影响了酒店内外的人，“使人快活”。这也有渊源，《论语》最赞扬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样的贫而乐，不是盲目的，而是因为胸有大志。可惜到了孔乙己身上，只是惹人取笑。
以上略说了孔乙己的某些表现，本该算是优秀品德的反映，所以他才给读者以一个穷困的君子人的大体印象。另一面，我们要说到孔乙己身上不好的表现，就是有人请他抄书，他好喝懒做，最后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都失踪。那请他抄书的，自然也是读书人，并且是在那时有了出息的读书人。他最后“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也是起于请他抄书，后来故态复萌，这丁举人就饶他不得，打断了他的腿。这方面，对照一下圣人教诲，丁举人固然不及格，孔乙己也是不及格的。孔子说过，“非礼勿动”，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过人要反思自问“为人谋而不忠乎”，抽象地看，这些话都对，但从丁举人到孔乙己都没做到，可见真正做到不容易。那么我们在努力照着孔子教导去做的同时，还要防着别人做不到，才算是全面，不至于在别人非礼而动，或将己所不欲施于我们时，我们毫无办法。当然，人们都理解，孔乙己之不对是出于不得己，而他所犯错误，也还是一个读书人所犯的，与盗劫抢夺图财害命霸道于人毕竟不同。如果鲁迅写孔乙己最后竟成了这样的大盗，那孔乙己这个人物形像就全然不同，能否引起读者喜爱和同情，就难说了。但孔乙己的不好表现，虽然有违孔门教诲，在老根儿上，却与孔门仍有点联系，就是那个“君子不器”，诸如不愿做杂事、小事，做这些事无恒心，再进一步，什么好喝懒做，散漫无能，也由此而生，终于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真是“一切坏事都从不劳动开始”。
话题还是回到《论语》，前人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如今我们从孔乙己身上看到的正反两面，可都与《论语》有关，这样“治”出来的人，也许有过些不错的，但到孔乙己这时，看来是大有问题了。以后是否还要照着《论语》来培养人，就打了问号。自古以来，人们好像就知道这一点，知道不能单单依靠儒家，所以才产生了其他各家，以至于百家争鸣。设想孔乙己如果生在以法家理论为指导的秦国，他就可能是秦兵马俑里的一个战士或将军，立下不小的功劳。中国人本来就认为人是女娲用泥做的，就看你将这泥巴怎么调、怎么捏、怎么“治”。我们的媒体其实每天都在做这事，有人是自觉的，有人是不自觉的。
永远不错的孔子
众所周知，孔子讲仁义。当我们说某人仁义，就是说某人厚道、忠贞、慈爱、仗义，等等。孔子对“仁”的一个解释就是“爱人”，就是“不念旧恶”、“犯而不校”、“己所不欲，忽施于人”，真是“温良恭俭让”，一副宽厚到无能的样子。难怪孔子的学生评论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朱熹解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也就是尽力为别人效劳，能理解和包容别人的可恶。
当然，若结合历史深说“仁”，内容会复杂得多，涉及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还涉及“王道”与“霸道”等等，但我们姑且留步在它的抽象的层面。我们细读孔子，发觉，即使如此，“仁”亦并不仅有这样温良的一面。可以肯定地认为，孔子之“仁”是有刚有勇的。
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就是说，仁者之作为仁者，有其两面，除了能对人好，也能对人恶。孔子还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可见，他认为，即使一个最普通的人，也不应当窝窝囊囊的，而应有自己的尊严。
对于这一层含义，孔子讲过不止一回，但许多研究者却视而不见，总想一味地把孔子理解成一个无原则的老好人，把孔学解释成迂腐的哲学，这是很欠缺的，历史上极端的例子，就是鲁迅指出的“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另一句是“明曾以党狱替满精箝口”）。道学就是宋代的儒学、孔教，竟能将事情弄到这种程度，造成那样可怕的后果，也可以说是孔学不堪回首的历史了。闻一多具有与鲁迅同样的见解，他说，自宋儒以来，“神州俗尚，为之一变，尚知足而绝希望，重保身而戒冒险，主退让而斥进取，谬种传流，天下事乃尽壤于冥冥之中。千年以来，了无进步，而退化之征，不一而足。……乡里谥为善人，庙堂进为耆德者，曾无雄奇进取之气，惟余靡靡颓惰之音。宋明之丧，皆吾辈之毒炎致之耳。”
我们再举出孔子的几句名言，来说明孔子本是有刚有勇的。孔子说，“恶不仁者，其为仁矣”，还说过“仁者必有勇”，更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样的名言。透过这些字里行间，一个大义凛然、勇不可挡的孔子就站在了我们面前。仁刚义勇精神，在中华民族的脊梁骨里，应当有它的崇高地位，而这，显然地，与孔子的这些教诲，有很大关系，因为不管孔子之“仁勇”的具体历史内容是什么，至少从宋的程子起，我们有了一种“抽象继承”的方法，只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与时俱进地理解，孔子的话就会显得不错，所以孔子是永久的。
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独尊”地位的学说，怎么可能仅仅是一味宽厚到迂腐以至无能的哲学？至于怎样把先哲的有益的思想精神传承下来，比如，“抽象继承法”可成一说，“一分为二法”也能管用。反正，“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要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比如，孔子“仁者必有勇”这句话，就给出了一种必然性的逻辑和语言的框架，只要我们赋予这个“仁”字以正确的时代内容，即可获得时代所需的刚勇精神。
有趣的是，“迂腐”一词，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来形容截然相反的现象：如果某人只知道宽厚忍让，一点点相反的姿态都不敢或不能，大家就说他是“迂腐子”，这“迂腐”与“无能”就连在了一起，简直就是一个窝囊废；如果一个人正义感极强，对于不良以至黑暗的事情勇于干涉，也会被人讥笑为“迂腐子”，认为那样是不智的、危险的，乃至于要对其人敬而远之，生怕连累到自己。这样的两种“迂腐子”，都根于孔子的“仁”。我们在读书人里，不费事就能找到这样的两种“傻子”（虽然现在不多了），而在一定情况下，这两面也会呈现在一个人身上，一个平常迂腐无能到可欺程度的人，有时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相对于“傻子”的，是聪明人（现在好像多了起来）。鲁迅写过《聪明人与傻子》一文，让我们看到，“傻子”有时正是我们需要的英雄，而聪明人却是某种精神没落的象征，这真是一个大悲剧。
这样，我们必须承认孔子讲过“仁者必有勇”这些话。但对于如何去勇，孔子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系统。《孔子家语》中记载担任了鲁国司寇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