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开国之初，就有非常重视“方术”的传统，汉高祖刘邦，刚一登基就在长安设置了专门负责祭祀各类神灵的官员。这些官员与一般官员不同，有男性也有女性。男性官员叫做祝官，他们的功能是以各种美好的言词取悦鬼神；女性官员叫做女巫，其功能是用妖媚的舞姿和甜美的歌喉，请神降临。其中包括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等，这些很可能是掌管帝国不同辖区的祭祀官员。此外，还有专门祭祀河神的河巫，祭祀南山的南山巫等。
汉武帝时还大肆吸收被征服地区及少数民族的各种“方术”，以丰富和完善汉帝国的方术祭祀形式与手段。武帝征服越族后，将越族传统的“越祠鸡卜”之类的巫术方技引进，并大力推广。此外，武帝还重用匈奴巫师，前面提到的那位江充就是被称作“胡巫”的匈奴人。这种大量吸取各地各民族乃至外国“方技异术”的做法，在政府的推动下全面而广泛地进行着。此时“方术”作为国家政治的附属品，呈现出“百花齐放”、异常繁荣的景象。
悠远的传承（1）
其实，中国人在“方术”方面的兴趣，并不是秦、汉时期才开始的。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就曾经使用一些红色粉末（赤铁矿粉），用于死者入葬前的某种“安魂”仪式。据专家解释，这种将红色粉末涂抹在死者身上的做法，很可能是为了补充死者的“血液”，使其在另一世界有机会“复活”。这种类似的仪式，在世界很多民族的古代葬礼中都曾出现过。这很可能是中国人相信和盛行“朱色辟邪”相关方术的渊源。此外，考古学家在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古人还会采用与众不同的俯卧方式，埋葬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人，以镇压这些凶死者的灵魂，使之不能作祟于人间。可见人死变“鬼”，并会对活人具有某种福、祸影响的观念，当时已经非常流行。
到了商代，用于预测未来的“卜筮”方术已经开始左右部落首领们的决策。商王们在进行重大决策前，必定“谋及卜筮”，一切相关的政宫与行为都视“卜筮”结果而定。如果“卜筮”结果预示某事可行，即使受到王卿、庶民的强烈反对，也仍然可以实施。这样一来，主持这些“巫术”的巫师们，不仅有崇高的威望，还会直接参与国家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决策。巫师直接参政的现象，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
据《礼记·曲礼》记载，西周时围绕天子设立的“六大天官”，都与宗庙祭祀、祷告诅咒、预卜吉凶等方术有关。春秋时期，天子、国君出门，都有巫师跟随左右保护。他们不仅参与国家重大决策，还成为国君、贵族们的私人“保镖”。当然，这种“保镖”绝不是因为他们武艺高强或力量出众，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某种役使鬼神的特殊“技术”。因此，他们所能抵御的，不是来自人间的有形危险，而是来自某种“形而上”的“袭击”。有了他们的保护，那种神秘而不可测的凶险，就会及时化解，使帝王、贵族们的身心得到安全的保障。这些巫师也被称为筮祝，前面曾谈到“巫”能以歌舞的方式降神，因此，他们的各种舞蹈动作，就成为一种鬼神们可以领受的“肢体语言”。人们坚信，“鬼神”必然会随着这些“女巫”们魔鬼般的舞蹈应召而来。当然请求“鬼神”们降临光跳舞是不够的，还要用一些善美之词取悦它们，使它们在心花怒放之余，乘兴施展“鬼神之力”，以达到福佑自身及他人的目的，可见“祝师”们的作用多么重要。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远古时代，这些筮祝师的地位，与现代从太空飞回来的宇航员非常类似，被人们像众星捧月一样地簇拥、爱护以至于崇拜着。当然，这些役使鬼神的特殊技能，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因此，这个“行业”被一些人长期垄断着，并按着他们特有的规则，传授给他们的继承者，以至于在古代社会结构中，这些掌握了筮祝“技术”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
这一情况到了战国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鬼神”信仰的降温，思想界开始出现了更多理智的成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些远古流传下来的“技术”，并对它的有效性提出种种质疑。更重要的是，那些充满野心的乱世英雄们，不再屈服于这些天命、“鬼神”为他们“建功立业”所制造的各种障碍。“倒行逆施”的结果，并没有使他们受到任何可怕的惩罚，所以，他们的胆子越发大起来，开始随心所欲地自行其是，筮祝们的信誓旦旦，令他们感到反感。此后，筮祝师们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们逐渐被排除在国家决策机构之外，职位也由原来的“天官”，降格成为非常低级的官员，变成国君意志的低级附庸。巫师们地位的降低，使得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得不转向民间，他们的“技术”，成为低级百姓们聊以自慰的奢侈品。同时民间的很多人，见到这一行业有利可图，也混迹其中，使得本有的一点点“专业含量”大打折扣。
秦、汉之际，这些已经衰落的“巫术”，却引起了一些思想家们的注意。它被用来与阴阳五行等学说进行了理论上的结合，成为诠释神秘思想的一种“技术”性的方法。这种比虚玄的理论更能说明问题的“技术”性表演，给这些思想家想要推论的内容，提供了一些表象的佐证。于是，他们顺藤摸瓜，将这些深藏于民间的“巫术”重新发掘出来。
悠远的传承（2）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早些时候，“阴阳五行”的古老学说已经与春秋时期发展起来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观念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到了汉代，这一理论成为对万事万物，包括宇宙、人生、社会、政治等一切现象进行解释的唯一权威理论。这种学说最初的出现，的确是一大创举：它巧妙利用抽象归纳的方法论，对世间繁复的事物进行归纳总结，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其特点是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但不幸的是，这种学说后来也被发展成一套死板、僵硬的套路，甚至沦为一套一成不变的公式，使得后来的许多思想家在得益于这种学说的同时也被禁锢其中。比如，汉代大儒董仲舒就是依靠这套思想体系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儒学系统，同时也是这套方法论，使他的学说最终走向了一个难以突破的“死循环”。
此时的“巫术方技”，由于得益于这套系统的理论支持，很快得到诸家学者们的共同创新。之后，这些远古流传下来的“方术”，又被恭恭敬敬地请回国家政治中心的“大舞台”，再次成为政治运作必不可少的附属品。不仅如此，改造与创新这些“方术”，自然也成为这个时期建立政治新秩序的一项重要工作。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派儒家们，开始创新宗庙祭祀系统，并希求通过对以往宗庙祭祀的种种改造，促使国家风调雨顺、政治昌明、国祚长久。其实，这些方术的实施“技术”，与从前传统的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不同的是，创新后的整个祭祀仪式，完全按照“阴阳五行”的原则进行了严格地秩序性规范。其实这种“秩序性”，不仅在“方术”方面，在董老夫子的所有学说中，也都曾被毫不含糊地被加以强调。
当然，我们还是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与“方术”相关的问题上。我们来看一看董氏创造的“求雨仪式”。这位董老爷子坚信，想让“老天爷”下雨，必须通过一系列针对“天地鬼神”的祭祀仪式才能达到目的。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方术”，但此时经过董氏等人按照“阴阳五行”观念进行改造后，面目焕然一新。据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卷十六《求雨》一章记载，这套仪式因时令的不同，按照阴阳五行的“公式”选择不同日期、使用不同的祭器、借用不同的牺牲、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比如：春旱求雨，家人要祀户，而夏季求雨，家人则要祀灶；春旱求雨，在城东门外设坛，而夏季设坛则在南门以外；春旱求雨，以生鱼8条作为祭品，夏季则以7只红颜色的公鸡做祭品；此外，前者选择儿童8人作为侍者，后者则选择壮者7人，等等。这些，都是根据“阴阳五行”的配物原理进行设计的。
这套被严格规范出来的“方术”，到了汉末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受到了挑战，思想界的微妙变化，使得“方术”开始逐渐走向自由化。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人土产的“方术”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五花八门，种类之多、功能之全均令人瞠目，如若当时有类似《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之类的书，这一纪录肯定会被大书一笔。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随后来自西域和印度的“方术”，也被中国人快速地吸收、融化，更丰富了这个如同“万花筒”一般的行业。同时，这口色彩浓重的“方术”大染缸，也使之后来自西域、印度的佛教，不得不受到一定程度的浸泡，而部分丧失了其本来的色彩。
现在就让我们大概盘点一下这一时期流行于宫廷与民间的各类方术吧。
“星占”，是一种古老的方术，施术者首先应该是一位星象学家，他必须不停地对天空进行观察，随时监视着那些可疑星宿的运动状态，因为那些异常的运动很可能会预示着人间的吉凶祸福。通过观察星象的变化以对应或附会人事，虽然是附会之举，但却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含量”。据说，史前时代的巫师们就已经掌握了这种“技术”，并通过观察天象来预测世事。据《晋书·天文志》记载，这种“观象察法”的方术源于庖牺（伏羲）。这位被神化了的古代智者，被世代中国人认定为很多古老“技术”的发明者，他还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上古“天书”《易经》中“八卦”思想的启蒙者。由此，我们会习惯而自然地相信，这种“仰观天文”以察人事的方术在远古就已经存在。然而，这种“占星术”，在古代被使用的背后，却往往隐藏着令人恐怖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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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远的传承（3）
据《三国志·魏书》裴注记载，东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夏历九月，就在曹操因迎救当时东汉帝国的末代皇帝汉献帝有功，被封为大将军、武平侯后不久的某一天，太史令王立对宗正刘艾说了一番这样的话：“我观察星象发现太白星与荧惑相会，同时金星也与火星交会，这可是‘革命’之象。看来大汉的天下到头了，必有取而代之者。”这话的分量很重，且不说言者早已看出形势，此时的汉献帝只有跟着曹操才能苟延残喘，哪有力气跟这位太史令较劲儿？更何况有天文星象显示“天意”，他一个小小的太史令又何罪之有呢？
不过，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时光倒流，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光武帝在位，恐怕这位太史令都会乖乖地把这种天象附会成绝妙的盛世之兆。太史令深知现在的汉献帝，不过是只纸老虎，攀附曹氏才能使他太史令的职业生涯得以延续，所以，大胆地替老曹说几句话，表明一下立场，对自己应该是有利而无害的。这个家伙，很可能是急于把马屁一步拍到位，几天后，他借用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机会对献帝说：“天命有来去，五行不常盛，火烧尽了就会有土来取代，承接汉家天下的就是魏，能使天下得到安定的就是曹氏，所以只有委任曹氏而已。”
果然，24年后曹操的儿子曹丕以魏代汉，终于将24年前所造的舆论变成了现实，此时的星象变成了什么样，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望气”也是中国人古老的占相之术，是指术士们根据某人“云气”的像状、色彩来判断此人的运势与吉凶。
我们接着说那位因星象的预示而以魏代汉的曹丕，此时我们应该称他为魏文帝。如果我们相信史书上的记载，那么魏文帝早在降生之时，身上特有的“云气”就已经宣示了他未来的命运。史书说这位未来皇帝刚出生的时候，就有人见到了“青色”的“云气”像车盖一样形成圆形，在他的上方一整天都不消散。望气的人由此分析，这个婴儿有尊贵之极的象征，未来绝不会居于人臣的地位。不是人臣，自然就是人君。也就是说，曹丕一降生，就有人认出他是未来的皇帝了。但这位“望气”者姓字名谁？史籍既无记载，查考亦无实据，也就权当是一则传说罢了！但是，“望气”的记载，在古代史料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毋庸置疑，绝大多数帝王在降生时，都会被人看出未来承受“天命”的“秘密”，这当然也包括了那些亡国之君和偏安之国的小皇帝们。
还有一种自古运用率极高的“谶纬”术，不能不说。这种“方术”起于秦而盛于东汉，是用《易经》的原则，拆字解义以喻人事。这种“传符命达天意”的“方术”，往往会在乱世或朝代更替的关键时刻，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按照常规，一般在更替大事结束后，朝廷马上就会下令禁止这种政治色彩浓烈的“方术”。但是，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时期，“谶纬”之术，一直都大有用武之地，为朝代的频繁更替立下汗马功劳。利用“谶纬”为改朝换代制造舆论的记载，在史书中随处可见。
就在我们的主人公萧衍率兵杀进建康城前后，“行中水，为天子”①这句谶言民谣，就开始在民间广泛流传。使得萧衍在一夜之间，由一位臣子，突然变成了“预备”皇帝，并让人们相信，他天命注定将成为改朝换代的新皇帝，而前朝的和帝则不得不“光荣退役”。这句谶言本身，当然是想让人们相信，南齐的天下已经结束，代之而来的是南梁和它的皇帝萧衍。谶言作为一种改朝换代的政治宣传工具，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同时也清楚而准确地向世人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新旧更替、改朝换代，这一切的一切，都无一例外地出自“老天爷”的意志。
接下来需要介绍的就是中国古老的“占卜”术了。据《礼记·表记》载，夏、商、周三代的帝王都认为只有“占卜”才是对天地神明最好的侍奉，做一切事情都要通过“卜筮”来了解“上天”的意愿，而绝不敢未经“卜筮”而私自行事，因为那是对“上天”最大的亵渎。古人们认为，“占卜”是与上天沟通的有效手段，这样既可以了解“天意”，又可以知道自己及他人的前程运事。随着时间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占卜”方法被创造出来，种类之多，令人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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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远的传承（4）
在这些丰富多彩的占卜方法中，“卦卜”是最常见的，它的理论根据主要来源于《易经》。古人用蓍草、硬币作为施巫工具，得出某一卦象，再对应《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卦辞、爻辞等来得出巫卦的结果，以此来比附人事。
“龟卜”是将龟甲在火上烤炙，通过上面的裂纹来占断吉凶。商代时，将欲问卜的事情和卜问的结果刻在龟甲表面，这些就是我们后来见到的“甲骨文”。据说“龟卜”这种卜卦的方式，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被频繁地使用。
此外，还有“鸟卜”、“虎卜”、“棋卜”、“竹卜”等五花八门的占卜法。
还有一种方术，是我们所熟悉的，就是通过解释梦境来预测吉凶祸福。古人认为，熟睡后人的魂魄会离开身体，自由来往，可以与各种“神明”交流沟通，得到某种启示。史书中有关“解梦”的记载非常多，我们后面提到汉明帝“夜梦金人”的传说，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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