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又让他不可思议地重新飞跃上马背，带领残兵开始复习如何快速逃跑的课程。由于他的反应实在是太快了，南单于没有得到和他直接会面的机会。北单于的妻子由于没有追上丈夫的节奏，无可奈何地当了俘虏。
此次袭击，南单于部队收获很大：不仅抓到了北单于阏氏及其儿女5人，杀死8000多名北匈奴将士，俘虏了几千人；更让南匈奴人高兴的是，北单于的玉玺也落到了他们的手中。
这个时候，南匈奴人已经彻底摆脱了贫困，开始强盛起来。他们的人口已经达到34万户，一共23万多人，并且拥有雄兵5万余人，已经成为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
此时此刻，正去迎接北匈奴使臣的班固、梁讽已经走到了私渠海，眼看就要与北匈奴使者见面了。二人深知肩负的责任很重大，如果这次会谈成功，那么匈奴地区的和平即将到来。为了出色完成这个使命，二人反复研究着如何与使者交谈、如何处理一些能够遇到的特殊问题等一系列事宜。
然而就在此时，他们得知了这个最为特殊的情况，这是他们想破脑袋也意料不到的结果。如此一来，他们前面所做的准备和努力全部白费了，现在他们什么都不需要操作了。也许可以做的只剩下了唯一的一件事情：赶快掉转方向往回走，否则，时刻都会有生命危险。
窦宪也在等待，等待着班固等人的消息。班固等人终于回来了，回来的速度超出了窦宪的预料。当他正准备和班固等人谈一谈此次出行收获的时候，南匈奴的使者也到了，详细地汇报了南单于率军痛击北虏的动人事迹，班固等人也乘机垂头丧气地将他们来去匆匆的原因讲明。
窦宪特别沮丧，他知道眼看到手的和平就这样又错过了。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他马上冷静了下来，既然木已成舟，再指责南单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如今和平统一已经不可能了，只能将错就错，将消灭北匈奴的大业进行到底了。
既然决定要做的事情，那就不论其本身是否正确，必须想方设法努力完成。这是窦宪的原则。
永元3年（公元91年）的春天，窦宪派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兵出延塞，北击匈奴。耿夔等人率领这些东汉勇士展开了一场超长距离的奔袭战，他们夜以继日，昼夜兼程，一路狂奔，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距离边塞5000里的金微山发现了北单于的踪迹。这是自汉朝成立以来，距离最远的一次大进军，而金微山也是此前汉军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
发现了目标之后，耿夔等人勉强压抑住内心的激动，悄悄地对可怜无比的北单于完成了包围。北单于经历了生死大逃亡，才跑到这个远离汉境、他认为已经非常安全的地方。接连遭受致命打击，使他已经厌倦了刀光血影的日子，想在这里好好地休整一下，过几天真正太平日子。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历代党争》第二章（34）
他的这个小小愿望实际上真的再普通不过了，简直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最基本生活要求。但是，由于他的身份过于特殊，所以这些要求就显得有些过分了。就在这些以北单于为首的北匈奴人庆幸着他们已经逃脱了汉军与南匈奴军队魔掌的时候，耿夔等人来了，他们是来催命的。耿夔率领汉军仿佛从天而降一般，出现在这群北匈奴人面前，他们都惊呆了。然而更可怕的事情接踵而至，任尚等人率领的后续部队也不请自来，协助其先头部队一起杀人放火。
此时，每个北匈奴人的脸上，都已经布满了恐惧和绝望，除了少数人还在拼死厮杀之外，其余的人都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反抗，木然地听凭命运的安排了。北匈奴除了这场灾难中死去的5000多人之外，几乎全部做了俘虏，甚至还包括北单于的老母亲。还要补充说明一下的是，北匈奴的主力被消灭之后，其余的残部看到曾经的家园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于是纷纷向西方迁徙，去寻找新的生活乐园。
在金微山之战中，汉军的战略战术值得我们深刻总结：北匈奴人行动随意性很大、转移迅速，很难找到他们的踪影。问题看似很难解决，但窦宪将军却见招拆招，以长途奔袭作战为主、对敌人穷追不舍，发现目标之后先迅速完成合围，然后再一举歼灭，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汉朝与匈奴之间多少年的恩怨终于在窦宪手里得到了解决。
在取得了一场漂亮的完胜之后，耿夔等人率军凯旋。窦宪将军通过探马已经知道了前线大捷的喜讯，心里非常激动，因为他知道，从现在开始，东汉王朝在匈奴地区的战事已经基本上可以宣告结束了。他和他的战友们所开创的中国北方全新的统一格局，不仅实现了汉武大帝以及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等几代杰出帝王的毕生心愿，而且也符合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北方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心声。这是顺应人类历史发展潮流的伟大壮举。
在心潮起伏之余，窦宪将军向朝廷书写了一道奏章，详细叙述了此战的情况，并实事求是地为耿夔将军请功。朝廷（实际上是窦太后）充分考虑了他的意见，加封耿夔为栗邑侯。
战争基本上结束了，其意义极为深远。从东汉政权这次北伐匈奴产生的影响来看，绝对是轰动性的：
抛开西汉时期不说，东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也延续了几十年的时间。在旷日持久的征战中，东汉的战争开支巨大，但迟迟无法解决问题。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东汉政权终于将北匈奴彻底击败，使其北部边境的战争隐患得到了暂时性地解除，北方地区终于出现了统一的局面。
此次北伐匈奴，不仅解决了中国北部边疆的统一问题，同时在客观上也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也是不能忽视的。而发生的这一切对我国文化历史进程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窦宪北击匈奴获得了全面胜利，北匈奴各部族绝大多数在漠北地区已经无法立足了，他们不得不向西迁徙，这就在客观上促成了世界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民族大迁移。他们的离开使北方地区肥沃的草原顿时失去了主宰，而早就对这块土地垂涎三尺的鲜卑族人乘虚而入，强取豪夺。此时，还留恋故土、没有离开家园的北匈奴余部大多数都驻守在鄂尔浑河流域，这些人已经无力抵抗鲜卑族人的强大势力了。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依附于鲜卑人的强权之下，成为其可怜的附庸。曾几何时，强大的匈奴人居然落到了如此境地。而从此之后，北匈奴人在中国的史书中也没有了踪影。
《中国历代党争》第二章（35）
鲜卑族人成为这块土地新的霸主之后，南匈奴人的生活受到巨大影响，这些鲜卑族人时时刻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为了重寻安定祥和的生活氛围，南匈奴人被迫背井离乡，纷纷南下进入到东汉境内，居住在河套一带。
但是好景不长，东汉境内的和平局面也没有维持多久，公元184年，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东汉的大地上顿时硝烟弥漫。在这样混乱局面下，南匈奴内部也很不团结，于公元187年，发生了一场内讧，许多人失去了生命。
最后还是曹操来收拾了这个局面，将这些归顺的南匈奴人重新划分为五个部分，分散了他们的力量，以便于分而制之。这项措施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匈奴人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闹出什么乱子。
但是到了公元4世纪初，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匈奴民族的五部大都督刘渊在成都王司马颖手下混饭吃。刘渊是个非常有头脑的人，他紧紧抓住了西晋王朝在“八王之乱”之后政局动荡的有利时机，果断起兵占领了北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并自称为汉王。从此之后，刘汉王一发而不可收拾，于公元311年攻占洛阳，公元316年占领长安，吞掉了仅仅存在了51年的西晋王朝。中国历史再次进入了大分裂时期。
而离开家园被迫西迁的北匈奴人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古罗马帝国自从建立之后，曾经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风光迷人的地中海一度成为它的内湖。表面的风光无法掩盖帝国内部的矛盾，古罗马贵族不懂得对被征服地区实行怀柔政策，而是以残暴的统治来对待占领区这些无辜的人们，致使阶级矛盾日趋严重。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公元四世纪中期，在北非爆发了著名的阿哥尼斯特（意思是“争取正当信仰的战士”）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古罗马帝国在北非的统治基础。大帝国的心脏地带罗马城也不平静，制造钱币的工匠率先发难，他们和其他不满帝国统治的劳动者揭竿而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一举消灭了古罗马军队7000多人。对于一个人来讲，心脏病是特别危险的；而对于一个国家，如果首都出现了重大意外情况，也无疑会使这个政权面临崩溃的边缘。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被窦宪赶出家园，被迫西迁的北匈奴人经过了几代人300年左右的长途迁徙，突然出现在了广阔的顿河平原之上。他们要生存，就必须抢夺别人的土地。求生的欲望让他们勇敢异常，在公元375年，征服了东哥特人，并迫使西哥特人渡过美丽的多瑙河，于公元376年进入到古罗马帝国境内。
在内忧外患之下，此时的古罗马帝国早已满目创痍，西哥特人的不请自来使得本来已经恶化了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不久，这些外来者就和无理欺负他们的罗马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公元378年，爆发了著名的亚德里亚堡战役，古罗马帝国战败，几乎全军覆没，皇帝瓦伦斯壮烈牺牲。经历如此波折之后，古罗马帝国已经摇摇欲坠了。
公元394年，在*奴隶起义中发家的大投机者狄奥多西趁乱夺取了政权，把帝国又重新统一起来。然而，古罗马的最后一次统一却是相当短暂的，因为住在多瑙河、莱茵河流域的日耳曼人的很多部落，也发现这里可以立足生存，于是向古罗马帝国海啸般喷涌而来。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在绝望中撒手人寰。在临终之前，他将这个没落的大帝国一分为二，分别让两个儿子继承，古罗马帝国相应地分裂为东西两部。
从此之后，帝国如江河日下一般，再也没有了辉煌。公元476年，罗马雇佣军的领导人奥多亚克（日耳曼人）无情地废掉了年仅6岁的西罗马小皇帝罗慕洛，帝国的末日无情地到来了。
就这样，这个曾经称霸古老的地中海，经历了1200多年风雨的奴隶制大帝国，终于在人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双重打击下走向了灭亡。
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也标志着奴隶制度在整个西欧社会的彻底崩溃，世界历史从此改写，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中国历代党争》第三章（1）
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另类党争
第一节贵族法则
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规则确立和规则破坏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过。规则虽然能够被全体人类所公认，但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总有少数人利用武力和智谋，置身于规则之外。这少数人就是社会的特权阶级，他们是国王，贵族，宗教领袖和各级官员。这少数人都是阶级制度的产物。
阶级制度把全部落的人一共分成贵族、世族、与平民等阶级。贵族阶级是特权阶级，地位非常尊贵，是农田、土地的地主。他们把土地提供给平民耕种，再向平民收取租税。世族阶级的地位是介於贵族与平民之间，与贵族不属于同一个系统。他们有可能是平民出身，透过能力的表现，或勇士的事迹而由贵族授权，成为世族。世族阶级可享有部分特权。平民阶级则是付出劳力以换取生活所需的阶级。平民向贵族取得用来耕作或建造家屋的土地，然後在农作物收成的时候纳贡（即缴交一部份收获）给贵族做为取得使用权的租税；而贵族则必须代表属下的平*持仪礼或处理纠纷等，并负责处理部落中的各种公共事务。这三个阶级在神话或传说中，各有其不同的祖先来源的传说，藉由这种神话传说，社会才得以长期维持其严格的阶级社会制度，使各阶级的後代会一脉相承其各自传承的角色。古代波斯、印度、埃及等国家有所谓的Castes（僧侣阶级），还有欧洲等国叫做Eastates的，都是阶级制度的表现。
中国自上古时代开始，家族主义逐渐发达起来。家族主义是一套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周朝是我们历史的成年期，我们的文化也就在那时定型了。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封建的，而封建的基础是家族，因此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便以家族主义为中心，一切制度，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等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经历了尧舜禹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国家的政权都掌握在贵族手中，如尧舜时代的四岳，周朝初期的二伯，到了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也都有这样的例子，比如齐国的国氏家族、高氏家族、崔氏家族，庆氏家族。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晋国的栾氏家族、郄氏家族，胥氏家族，原氏家族，范氏家族，荀氏家族等，楚国的昭氏家族、屈氏家族、景氏家族等。
四岳是尧舜时代的四个部落的首领，尧舜禹这几位首领的和平交班也是经过“四岳”这样的各地方首领协商的。据史料记载，大禹的父亲鲧治水的方法不凑效，也是因为“四岳”这样的各地方首领不满才被治罪。于是禹才有机会出头，治水成功。而在禹治水过程中，肯定也是得到了“四岳”这样的各地方首领的支持。所以，舜在年老之时，找“四岳”这样的各地方首领协商下一代国家领导人，地方领导人推举大禹，禹才当上首领。
周朝二伯就是周公和召公。周公我们在第二章介绍过，代君王行使国家职权，召公在当时跟周公并称东西二伯，可见权利相当。他们说话连周天子也只有听的份儿。
周朝克商之后分封诸侯，建立宗法制，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诸侯在本国之内为大宗，大夫为小宗，这样层层分封，各在其位，“子子孙孙永宝用”。这种贵族政治持续了四五百年，到了春秋的时候，群雄并起，乱世中传统文化强“家”的观念，同时弱化了家与外界的联系，所以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观念淡薄。深远的家文化使血缘和亲缘关系成为社会联系的主要纽带。氏族迅速崛起，家族掌握国家政权的现象比比皆是。
《中国历代党争》第三章（2）
齐国有国、高二公，世代都是齐国地位最为崇高的上卿，他们的任命由周天子直接授予，凡是齐国的一切大小事务，都必须经过他们二人的最后决定。崔氏家族、庆氏家族作为大家族也是参与政务的。
举个例子，历史上有名的“崔杼弑君”就是说的崔氏家族。
这是一起因为美色引发的动荡。这一年的春天，齐国对鲁国发动军事行动，领兵元帅就是崔杼。鲁襄公很担心，立刻到晋国求救。不过，鲁国的大夫孟公绰却不以为然，建议鲁襄公不要太担心。为什么呢？孟公绰说：崔杼马上就会有重大行动，他的心病不是我们鲁国，而是齐国。他一定急于赶回齐国，不会对鲁国形成危害。果然，齐国的军队没有什么有力的行动就撤回去了。
崔杼是齐国的权臣，他的心病到底是什么呢？这还得从头说起。齐国的一个大夫叫棠公，他去世的时候崔杼前往吊唁，为崔杼驾车的是东郭偃，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