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钩党崇尚节义，钩党为的是扭转国家混乱的军面，就是在他们失败后，他们的节气操守还是被人们所尊崇的。而唐代的朋党却为了反对而反对，都是一群趋炎附势的小人，为争权夺势不顾国家安危，这是朋党之争的一大特点。党派之争使得朝政在根本上败坏，两党相争也使得宦官势力无法根除，相反，有的却与宦官勾结打击对方，即使到了黄巢起义，社稷危亡之际，大臣们依旧争权夺势，听凭唐朝从弥留走向死亡。以致酿成了五代的衰乱。概述其成立的原因，大概也就是一下三点：。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7）
一、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等人妒贤嫉能，贪恋高官厚禄，所以他们将自己的同党推荐到朝廷的重要位置，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即使与裴行俭、李敬玄没有任何过节，也不可能和他们平静地共处，就像冰炭不可能同炉、香草和臭草不可能放在同一个器皿中一样。君子和小人是不可能容许和对方同朝共事的。
二、穆宗皇帝昏庸无能，而敬宗荒淫无道，这些都不值得我们去说了。文宗号称是一国之君，然而他为人优柔寡断，无知人之明，对手下的正直的大臣经常怀疑；对于庸臣却能经常迁就他们；对于佞臣，又常常抱着试探之心。心中没有主见，便往往被小人所利用，反不如蜀汉后主明神宗的懦弱和昏庸，虽然明神宗昏庸懦弱、不问政事，但是他能做到用人不疑。这也正是裴度、李绛等人不能长久地留在朝廷、为朝廷出力的原因。甘露之祸所以酿成也是因为这个。武宗即位后，开始重用始李德裕，节制宦官，扫平河朔，征服回鹘，安抚党项来节制吐蕃，使漠南漠北恢复了和平。收复了河陇的失地。唐武宗会昌年间，后人把他超迈于时代的文治武功所带来的崭新气象称为“会昌中兴”，又恢复唐盛时的迹象。可惜唐武宗早世。李德裕深陷“牛李党争”，被已经排斥。最后被贬到海南的崖州并且死在那里。从此唐朝再度衰落，河陇的失地虽然收回了担又很快失陷了。并且为宋朝初期的西夏之祸埋下了伏笔。朔方，河西，陇右等富庶的地方也突然退化。中央已不具备与藩镇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直到清朝末年，这些地方还是汉人、蒙古人、回族人杂居的地方。声教文明与典章制度地域远在沿江沿海各省之下。
三，李德裕为人才高气劲，而不知道事理。功名心重、得失心重，却不知道反省。苏轼曾经评价贾谊说：贾谊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力有余而识见不足。李德裕也是这样。孔子说过：不愿意被施加到自己身上的事，也不要施加给别人。李德裕对李宗闵他们不能从自己出发理解和对待。以前西汉中叶的时候，霍光废昌邑王，立宣帝。侍御史严延年曾经弹劾霍光专横。霍光也不认为他忤逆。牛僧孺李德裕的对策，也不过是根据自己的看法讨论国家的大事儿罢了。如果说的不对，也不用跟他们较真；如果他们说的对，就选择性的采用。不该怨恨啊，亦据己见论国事耳。使言而非。无足与校。使言而是。尽可采择以备选用。不当怨而不解。《春秋》对贤者常常责备，严格要求。按照这个要求来说李德裕父子言行是有缺失的。
有这三个原因，才使得唐朝中叶形成了党祸。其事迹首尾。下面将依次详细说明。
第二节 矛盾开始
牛李结怨始于李吉甫。
李吉甫的家族是名门望族。接着家族的声望李吉甫三入朝廷，两次拜相，是中唐时期比较有识见、有学问的宰相。他的父李栖筠，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在当时名望显重。唐德宗在位的时候，李吉甫就拼接门荫人仕担任太常博士。由于工作成绩出色，当时任宰相的李泌、窦参都很器重他，所以青年才俊李吉甫官升的很快。
不过到了后来，陆贽当了宰相，觉得李吉甫跟前任宰相走的太近，就把他贬为明州当官去了。这在封建社会是常有的事儿，也亏得李吉甫氏族出身，有荣辱不惊的气度。去了偏远山区照样努力工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8）
陆贽绝对不会想到，他清除异己，打击、排斥李吉甫，三年后，同样的遭遇会落到他的头上。陆贽因遭到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的构陷排挤，也被逐出朝廷，贬为忠州别驾。更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神使鬼差，他会落到李吉甫的手下。裴延龄为了继续打击和暗害陆贽，便起用李吉甫为忠州刺史，给李吉甫报复陆贽、出口恶气的机会。
就在大家都在等着看好戏的时候。李吉甫却把陆贽当作宰相来尊重，且与他推心置腹地交往共处。陆贽也确实给他出了不少力。二人合作很有政绩。
元和元年（806年）唐宪宗即位，李吉甫二次入朝，一直在偏远山区工作远离政治中心的李吉甫被唐宪宗一眼看中，而后不断升官，政治才能也就由此得到充分的发挥。
元和二年（807年）正月，李吉甫首次拜相。拜相当政以后，李吉甫更坚决主张削弱藩镇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
藩镇军阀割据是早在宦官干政前的唐朝第一大毒瘤。众所周知的安史之乱就是唐代历史的转折点，乱前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乱后的唐朝则进入了衰落阶段，并最终走向了灭亡。安史之乱中“安”、“史”指的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将领，又都是唐朝的节度使。
节度使最早设置于唐睿宗*二年，目的是以固定的军区设置来加强唐朝的防御力量。节度使起初具有管理镇内军需调度和营田事务的权力，后来逐渐集军事、民事、财权于一身，并兼管地方事务，权力甚大。到玄宗晚年，更以一人充任多镇节度使，并将大部分兵力布置在节度使地区。当时全国兵员总数为５７万，而边兵竟有４９万之多，中央兵力空虚，地方武力坐大，给节度使发动叛乱创造了条件。
而就在此时，宦官的把手伸向了军权。并扶持李亨于宁夏灵武即位，是为肃宗。这是宦官公开的夺权行为，从此宦官干政成为唐朝第二毒瘤。
在唐朝内部发生权力更迭的同时，安禄山集团内部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至德二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乾元二年三月，部将史思明又将安庆绪杀死，自称大燕皇帝。上元二年三月，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叛军内部出现的内讧，为唐军平叛创造了有利条件。肃宗即位后，一边任命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等率兵平叛，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又迅速从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处调兵增援。此外，肃宗还向回纥、于阗、西域等少数民族政权借兵，参加战斗。在叛军的控制区，如河北等地，由于叛军的残暴统治，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安、史的统治。在唐官军和地方百姓的双重打击下，宝应元年，安史叛军已经穷途末路。当年正月，史朝义逃往范阳，守将不予接纳，遂自杀。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得以平定。
安史之乱，唐朝几乎动员了全部兵力，消耗了大部分的国力，自此以后，唐朝的国力再没有恢复到天宝年间的水平。战争期间，百姓饱受战争之苦，流离失所，经济损失严重，土地大量荒芜。东都洛阳遭到毁灭性破坏，城中居民被屠杀殆尽，建筑多毁于战火。回纥等少数民族军队在助剿的同时，也大肆抢掠，增加了人民的苦难。肃宗在借兵之时就与回纥统治者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官员归唐朝，金银财宝、老百姓皆归回纥。”这使得回纥的抢掠更加有恃无恐。安史之乱最大的消极影响就是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割据长期存在于唐朝后期，节度使拥兵自重，互相攻击，使得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导致唐朝一步步走向灭亡。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9）
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这是因为参与平叛的各位将领，几乎都被唐朝政府授以节度使之名，并在内地广泛建立大军区，使节度使制度得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实行，这就为藩镇割据创造了条件。此外，参与叛乱的大部分将领、士兵依然存在，他们虽然投降了，但割据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而朝廷没有力量消灭他们，就只能安抚他们，期望他们能改过自新。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也就不难理解李吉甫为什么坚决主张削弱藩镇势力了。就在这个时候，海节度使李錡反叛之心已日益暴露，李吉甫便劝宪宗把他调迁至中央控制起来。但是，朝廷派使者去召调了三次，李锜都抗命不从，并于该年十月发兵攻掠州县，杀戮刺史、县令，公然叛乱。李吉甫主张坚决平定叛乱，并征调素为江南藩镇所畏惧的徐州兵和汴州兵参与平叛战争，借以震慑李锜叛军。果然，李锜部下兵众得知徐州、汴州皆兴师南下，军心大乱，牙将裴行立等人擒拿李锜而向朝廷投降，叛乱遂平。李锜叛乱的平定，首功当归于李吉甫的正确谋划。所以，叛乱平定后，李吉甫因功进爵为赵国公。
在策划平定李锜叛乱的同时，李吉甫还针对唐德宗朝以来因为姑息藩镇而导致某些藩镇节帅终身不易其地的弊病，进行了大胆而有力的改革。他利用拜相后的一年多时间，共调换了三十六个藩镇的节帅。这样，通过频繁地调动藩镇节帅，就使节度使难以长期有效地控制某个藩镇，其势力自然大为削弱，从而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不过，吉甫无疑也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立面。
宪宗元和二年，李吉甫当了宰相。李吉甫对中书舍人裴垍说：“我流落江淮已有十五年，今日蒙受皇恩，提升我不知为同平章事，我道该用什么来报答陛下的恩德，只有好好为朝廷多选拔一些人才了，而如今的后起之秀，我与他们之间又没有什么交情，希望你给我推荐推荐。”裴垍立刻拿笔写了三十多人的名字。几个月以后，这些人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当时的人都说李吉甫用人非常得当。可用人问题向来是个大问题，用谁不用谁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得罪一些人。这个时候朝廷官员多结为朋党，而各朋党之间为了争权夺利，经常发生争斗诉讼事件。李吉甫也被卷人了这种朋党之争，
宪宗元和三年四月，长安为选拔人才进行了一次考试。唐朝的考试制度有两种，一种叫做常科，一种叫做制科。常科考的是诗赋。但通过常科考试后只能取得出身，要想获得官职，尚须经吏部衡量选拔，通过“身、言、书、判”四方面的考察。制科是由皇帝委任策试官命试，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被试者答以策文，以供皇帝亲览、朝廷参考。对策高第，皆可授官。
因为考科目多是现实问题的缘故，与常科相比，制举与政治的联系就更为紧密。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天子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发现人才、体察舆情。特别是一个名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的制举科目，最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明白了这些，就可看出问题来了：制举试特别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既有如此的特点，那么，欲在考试中取得佳绩，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得轰动效果。此乃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况且，言切辞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观上对国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种有理的行为。麻烦的是，考试与政治相联，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争。这正反两种效应往往相伴而来，在本朝的制举试中屡见不鲜。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10）
元和三年的这次“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就是一个最为有名的例子。这次考试中举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陈时弊、言词激切，竟然一点也不避讳。考官杨于陵、韦贯之认为他们符合朝廷选用人才的标准，将他们全部录用了。
平心而论，元和初年的政治确实也并非无懈可击，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朝廷欲加强中央集权，必然要损害民众的利益，再加上朝中意见多少有些分歧，各派之间意气用事的情况也不少。但主要的症结是皇上对宦官的依赖和依靠并未减轻，权贵骄奢淫逸、宦官专横霸道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时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就经常与皇帝争论，并且写作了大量的“讽喻诗”进闻于上。可见牛僧孺等人的言论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击宦官为主，而李、牛却主要是指责当权者炽于武功。这得罪了当时的宦官势力。这时裴均已由荆南入朝，他是窦文场的养子，通过宦官的关节，得到了“尚书右仆射、判度支使”的荣衔，正显贵一时，很是得意，一心想要把李吉甫弄下去。
可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吉甫却犯了个错误。李吉甫做事较冲动，为人也很固执，一旦有了主见便会坚持到底，所以经常和其他人发生抵触。但吉甫对国家的忠诚是不可怀疑的，对是非善恶更是有一种近乎偏激的爱憎感，这无疑又是他的长处。吉甫的政治立场异常的坚定，自然认为李、牛的政见不对。而这恰好被宦官势力利用。宪宗不久罢免了裴垍的户部侍郎一官，贬到巴州去做刺史，贬王涯为虢州司马，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牛僧孺长期得不到升官，从此对李吉甫怀恨在心，由此而导致了对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历时多年的激烈党争。这就是著名的牛（牛僧孺、李宗闵）李（李德裕）之争的起因。此后牛李党争也成为唐朝后期，继宦官干政、军阀割据之外的第三大毒瘤。
如果说元和三年这次制举案仍然还是一个伏根的话，那么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去世，唐穆宗即位。当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帝国政坛上发挥作用，这次事件的实质就是李宗闵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使朝中的不少人围绕着他们三人而形成了鲜明的政治与个人分野。这年四月，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共同主持科举。前刑部侍郎杨凭喜欢书画古董，家里收藏颇丰。儿子杨浑之正准备考进士，为保考试成功，杨凭四处托人找门路说情，不得不忍痛，将一批极珍贵的字画送给同样酷爱古玩的宰相段文昌。段文昌对送来的字画爱不释手，多次写信推荐杨浑之，还亲自跑到钱徽家中说情。翰林学士李绅也亲自登门拜访，并推荐了自己属意的人，及至开榜，他们二人所嘱咐的人全部没有被录取，而谏议大夫郑覃的弟弟郑朗，（故相珣瑜之子）河东节度使裴度的儿子裴撰，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苏巢，杨汝士的弟弟杨殷士等人都被录取了。段文昌于是向唐穆宗进言说：“这次科举礼部没有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所录取的人才都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唐穆宗以段文昌的话向翰林院的学士咨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11）
当时李吉甫的儿子子李德裕与李绅、元稹，都在翰林院当差，他们因为赏识对方的学识文采，在一起有很深的交情。李德裕因为李宗闵经常用对策讥讽自己的父亲，早已怀恨在心，元稹与李宗闵因为相互之间争取功名，也早已有了矛盾。于是李德裕、元稹李绅等人都告诉唐穆宗他们认为段文昌的话是真是的。唐穆宗听从了李德裕等人的意见，于是安排了复试，并罢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