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时候，恐怖行动总是会有正反两种结果：一方面是能震慑人心，另一方面却也能使人由哀生怒，同仇敌忾。
白居易不顾自己已调任太子东宫、任职太子左赞善大夫的身份，上疏力请搜捕刺杀武相之贼以雪国耻。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因为他此时的身份是“宫官”；照理是不应在谏官之先议论是非的。但白居易在愤怒之下已顾不得许多了。
兵部侍郎许孟容更是对皇上大哭：“自古以来从没有宰相横尸路旁而让凶手逍遥法外的，这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许孟容同样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他又到中书省中建议到：“请诸位立即奏请皇上以裴中丞为相，大索贼党，察明奸由。”说话时，挥泪不已。
天子亦忍无可忍，下令大索京城。他对众臣道：“有人竟奏请朕罢裴度官以安二镇之心，真是岂有此理！若罢裴度，岂非奸谋得成，朝廷纲纪何在？！吾用裴度一人，足破二贼。”皇上下诏：在裴度养伤期间，以金吾精兵进驻其宅第保护，务必做到万无一失。
裴度在家足足躺了近二十天方才痊愈，二十五日，被委以宰相。同时为相的是去年十二月任命的韦贯之和张弘靖。裴度的入相是极其偶然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藩镇的阴谋把他推向了相位，单从这个事实就可看出，恐怖活动的制造者是大大的失策了。
事情当然不能说就此一帆风顺，相反，裴度迎来的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首先是刺杀武相的案件有了眉目，有人举报成德驻京机构“成德进奏院”的兵士张晏等数人行迹可疑，神策军立即将其收捕，数人竟然供认不讳。尽管负责审讯的监察御史陈中师觉得可疑，但皇上正在气头上，联想起早先王承宗曾上表谩骂武元衡，想当然地认为刺杀事件一定是那个可恨的王承宗所为，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将张晏等共十四人斩首。半年后的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正式下诏攻讨王承宗，不明智地陷入了两线作战。
其次是前线作战不利。在头两年里，各路军统帅先是曾经逼王叔文下台的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此人就知道交结宦官，是个典型的无能之辈。后来是宣武节度使韩弘出任主帅，却又暗怀私心，拥兵自重，不愿迅速平定淮西，以便自己大捞一把。在这两人的指挥下，朝廷在将近十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
再就是皇上的老毛病不改，一直坚持宦官监军。天子的这种患得患失心态可以理解，但却绝对是个最大的祸根。宦官与前线主将本就不是同一种人，矛盾是与生俱来而不可调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又能打胜仗？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六月十日，右羽林大将军兼唐、随、邓州节度使高霞寓在铁城被淮西兵打得全军覆没，仅只身逃出。此次失利没能被前线众将遮盖，传到了长安。消息一到，举朝震愕。韦贯之和新任宰相李逢吉入殿奏报此事时，劝说皇上罢兵。
宪宗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天子的大度和百折不回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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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
以激情始以党争终的北宋改革
第一节文人的权力角逐
政党是政治进化中阶级斗争的产物，它是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上最积极的代表，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组织。
国家有政党的存在，并不可悲，反而是值得庆幸的事。虽然如此，也有几种说法。一是说：政党只能生存在立宪政体之下，与专制政体水火不容。二是说：作为政党，既然已经做了结党的事情，就不应该逃避。三是说：党派之间的纷争应该都是政治问题。而不能将宫廷问题和个人问题容杂其中。如宋代的党派，他们都没有做到这些，所以不能称之为政党，只能称之为朋党。
宋代的朋党之祸，虽然是在元祐绍圣以后非常激烈，实际上在仁宗英宗的时候就应经埋下了祸端，这就是范吕之争。接着他们继续发展的就是英宗时候的濮议了。到了神宗主政的时候王安石创行新法，旧党对他肆行攻击。畏惧王安石的权势而附和安石的人，开始逢迎*，反对旧党。新旧两党互相排挤，造成党政之祸。
中国在此之前的党祸。有汉代的钩党，唐代的牛李党。在此之后的党祸，有明代的东林党，复社党，这些都可以说是小人在陷害君子。只有宋代的党祸不是这样，他的性质非常复杂，而且很不容易分清谁对谁错，要辨别他的正误，无异于自寻烦恼。总的来说，不过是士大夫之间意气用事而已。
推断宋代朋党之祸特别激烈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由朝廷重文轻武：二是由于权力太过集中。宋太祖吸取唐末五代时期的教训，藩镇权力太大，武人粉墨登场，纷纷称王称帝。赵匡胤自己也是这样黄袍加身的。所以采取了偃武修文的国策，极力抑制武将，重文轻武渐渐成了风气。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行；武官的地位就非常低下了，即便有才能的武官也得不到选拔与重用。这样一来，使得那些有才华的人都不得不靠这个从政。宋太祖全面控制了各州郡的政权、军权、财权和司法权，加强了中央集权。一反五代时期君弱臣强，地方上节度使的权力太重的现象，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所以那些有特殊才能和想建立功名的人，都开始在京师穿梭游走，四处寻找门路。而当时的京师，不是像现在的立宪制国家一样设有国会，可以有很多人一起议论国家大事，实际能参与国家政务讨论的，只有宰执（宰相与执政简称。宋先后以同平章事，尚书左右仆射，左右丞相为宰相，以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枢密使、枢密副使、知枢密院等事、同知枢密院事为执政，合称宰执。）这样的人而已。其次则是少数的如馆职（宋初沿袭唐代制度，置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合称三馆，都在崇文院内，后来又在崇文院内增建秘阁，另置官属，三馆和秘阁总称崇文院。三馆有直馆、直院、修撰、检讨等官，秘阁有直阁、校理等官，这些官都称为馆职，掌管三馆、秘阁典籍的编校。宋神宗元丰年间改革官职，把崇文院并入秘书省，秘书省的著作郎、校书郎等也叫做馆职。北宋的馆职要求很严，一般文士要经过考选才能授职，南宋后授予渐滥，不象北宋时受人重视。明、清两代称翰林院、詹事府官员为馆职。）台谏（官名。唐时，台官与谏官分立。唐、宋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与监察御史掌纠弹，通称为台官，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正言掌规谏，通称谏官，合称台谏。清代统归于都察院，职权不再分别，虽亦统称台谏，与宋之台谏性质有所不同。台官指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其主要职务为纠弹官邪，是监督官吏的官员；谏官指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其主要职务是侍从规谏，是讽谏君主的官员。自宋代开始，开了台谏合一之端，两者事权相混，谏官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宋代台谏，实即御史台、监司、谏官连称。《宋会要？职官》四五之四三：“天子耳目，寄与台谏，而台之为制，则有内台，有外台。外台即监司是也。”后世废门下省，谏官随之废除。明代给事中职兼前代谏议之责，因此称给事中为给谏，而通称御史为台谏。）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宰执升进的阶梯。为何如此的一个大国，人才如此众多，却只有这么少的位置可以成为树立功名的凭证呢？难怪有这么多人相互竞争了。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2）
所以，宋朝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争夺政权的历史。小人争斗是为了谋取私利，而好人也因为要实现自己的报复而不得不与其争夺。因为争斗的很急，便难免会出现意气用事，彼此互相诋毁，而将朋党的名义加之于对方。于是*与旧党相互倾轧之祸，便从始至终一直贯穿着整个北宋。
第二节 宋仁宗闹离婚引起的大规模骂架事件
宋仁宗郭皇后是宋代第一位被废黜的皇后；郭皇后被废事件是仁宗时期宫廷矛盾掺杂朝臣斗争的产物；其主要原因是仁宗不满刘太后的垂帘听政；同时也与仁宗作为少年即位的皇帝；与其母亲、妻子之间的感情纠葛有关；另外；朝中大臣的介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结果则是直接导致了宰执与台谏斗争的公开化，困扰北宋一代的“党争”也由此揭开序幕。
宋仁宗赵祯是宋朝的第四任皇帝，狸猫换太子就是说的他。他13岁登基，24岁才开始亲政。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早年生活在养母刘太后阴影之下，作为一个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性情文弱温厚，其武功谋略不及太祖、太宗，在与西夏王朝的长期对峙中表现平平，宋王朝屡战屡败，军事上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仁宗知人善任，也想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因而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总体而言，仁宗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仁宗赵祯的母亲李氏本来就是刘皇后的侍女，因为被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在赵祯出生之前，真宗有过5个男孩，但都先后夭折。人到中年的真宗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赵祯出生后，真宗喜出望外，赵祯自然要做大宋朝的接班人，由于李氏身份卑微，而刘皇后这个时候权势已经很大，于是在真宗的默许下，赵祯被一直未能生育的刘氏据为己子，跟杨淑妃一起抚养。李氏慑于刘后的权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去，却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否则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给亲生儿子带来灾难。
乾兴元年，真宗病危，惟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年幼的儿子，生怕皇位落入他人之手。他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了大臣们，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在真宗面前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向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真宗当时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微笑，表示满意。事实上，真宗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再加上宰相丁谓等人的附和，因而真宗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真宗留下遗诏，要“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同年，13岁的仁宗即位，刘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权倾朝野。
这样，仁宗就在养母的权力阴影下一天天长大。刘太后在世时，他一直不知先皇嫔妃中的顺容李氏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大概与刘太后有直接关系，毕竟她在后宫及朝廷内外都能一手遮天。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不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仁宗身世秘密的。明道二年，刘太后病逝，仁宗刚刚亲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公开了。
蒙受了20年的欺骗，生母也在明道元年不明不白地死去，当仁宗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其震惊无异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妃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作出处理。此时的仁宗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死于非命，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刘太后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 。。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3）
李氏是在临死时才被封为宸妃的，刘太后在李宸妃死后，最初是想秘而不宣，准备以一般宫人礼仪举办丧事。但宰相吕夷简力劝大权在握的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高规格为李宸妃发丧。生母虽然厚葬，但却未能冲淡仁宗对李氏的无限愧疚，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到生前未曾得到的名分。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争论，最终，将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奉慈庙的建立，最终确立了仁宗生母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年轻的仁宗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逐渐摆脱了刘太后的阴影。
这位被废的郭后就是刘太后选定的，刘太后干涉宋仁宗的婚姻自由为其后来郭后被废埋下了伏笔。
郭氏被立为皇后是在天圣二年九月，仁宗当时十五岁，娶郭皇后，并不是他的选择，而是刘太后的选择。
宋仁宗最初看上的是土财主王蒙正的女儿，曾向刘太后提起过此事，但刘太后以王姓女子“妖艳太甚，恐不利少主”给否了。此话有两层意思：表层的意思是新立的皇后不能干扰朝政，也不能使皇帝无心学业与国事；更深一层的意思则是，作为垂帘太后，刘太后既“君临天下”；又是六宫之主，她希望新皇后能对她俯首听命，不干扰其垂帘“圣政”；同时，新皇后也要有利于她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对于刘太后来说，如果所立新后非出己意，自己未必有把握有效控制。仁宗所中意的女人，在太后眼中便属此类。
之后宋仁宗又看上了已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又被刘太后阻拦。最后刘太后自做主张，将平卢军节度使郭崇的孙女册立为皇后。
对这位强势的母亲，仁宗虽出于孝道而不得不遵从，但内心显然不快。被刘太后扶上皇后宝座的郭氏，则自入宫之日起到刘太后驾崩之时，一直都对刘氏非常恭顺，这就为其日后的被废埋下了隐患。
郭后之废，首先事关仁宗和郭后之间感情的变化。
郭后方面，骄妒、争宠是最主要的恶行。尽管在夫妻关系上，防止丈夫与别的女人有性接触是妻子的本能和应有的权利，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被视为嫉妒恶行。因此，郭后若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与其他皇后一样，付出一定代价，那就是不与其他嫔妃争宠，不干涉朝政，从而形成一种道德自虐。
然而郭氏生性并不隐忍，争宠势在必然。在刘太后当权的时候，对于郭后遏制“后宫不得进”；刘太后是很赞成的，她不愿意年青的仁宗因沉溺后宫而荒废学业和国事，婆媳俩在这方面结成了天然的同盟。仁宗对此当然大为不悦，尽管他与郭后有一定的感情，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正值血气方刚，对于身边的宫娥嫔妃他颇欲宠幸，但他不敢对母亲有所违逆，只能把心中的怨气撒向自己的妻子。身边的大臣们也持大致相同的态度，郭后骄妒的形象由此铸成，仁宗与郭后的关系蒙上了又一层阴影。
刘太后在世时仁宗不得不有所收敛，刘太后一死，年方二十五岁的仁宗便移情别恋，宠爱尚氏和杨氏。结果是身体日渐衰弱。就更加没空理郭皇后。这样导致与郭皇后的感情趋向淡化；郭后则失去了自己最有力的依靠。但郭后似乎没有注意到形势的这种变化，她的“争宠”行为由于仁宗的纵欲而变得更加激烈，屡在仁宗面前与尚、杨二美人忿争。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4）
这时刘太后才去世不久，仁宗意外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亲生母亲并非刘太后，而是已经去世的李宸妃。此番变故，非仁宗所能料及，他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尽管后来在朝臣的帮助之下，仁宗查清了李氏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