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银川市）与汴梁之间。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同年，仁宗下诏命韩琦、范仲淹回京，加封为枢密副使，不久，又让范仲淹参知政事，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这一班朝臣中，当时名士居多，士大夫交口称赞，以为可以有所作为了。国子监直讲石介高兴地说：“这这是一大盛事啊。”于是创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诗中说：“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大奸指的就是夏竦。石介的老师国子监直讲孙复说：“石介因为这首诗一定会惹来祸端的。”范仲淹听到后也对韩琦说：“都是这样的鬼怪之辈要坏我们的大事了。”
范仲淹就职后，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等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他们立即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于是在一片改革呼声中，范仲淹、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改革意见，并加以补充发挥，于庆历三年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向仁宗上十事疏，与富弼共同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史称庆历新政，宋朝第一次改革。
因为他的这些主张侵犯了朝廷中一些小人的利益，因此导致了这些小人的强烈不满。仁宗听取了范仲淹和富弼的建议后，锐意求治，多次召集辅政大臣逐条对答天子的垂询。范仲淹文武全才，有宏大的气节，经常说：“读书人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是与富弼日夜谋划，打算改革朝廷的弊端。选台省中有作为的大臣为诸路转运使，罢黜监司中无能之人。新法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改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能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亩的数量。四年三月，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夏竦怨恨石介排斥自己，又要倒向富弼，便让自己的女奴暗中模仿石介的笔迹。将“伊周”改成“伊霍”，并且伪作石介为富弼撰写的废立诏书的草稿，然后将此事告知仁宗。仁宗虽然不相信，但是富弼和范仲淹心中都是恐惧不安。此时正好赶上契丹攻打西夏，于是富弼和范仲淹均上书朝廷请求去戍边。次年（庆历四年）六月，朝廷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任命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富弼和范仲淹外调以后，石介心中也非常不安，于是也请求外调，仁宗任命他为濮州通判。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3）
同年九月，杜衍被任命为同平章事。杜衍务裁侥幸。每有内降。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帝尝语欧阳修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不可告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范仲淹、富弼外任宣抚以后，攻击和打压他们的人越来越多，只有杜衍能为他们说话，因此朝廷的那些小人又纷纷嫉恨杜衍。
这个时候，杜衍的女婿苏舜钦在进奏院工作，进奏院是一个文书中转机构，日常工作就是转抄、拆封文件，每天都有一大堆封纸报废。由此，卖废纸便成了进奏院预算外收入的主渠道。
宋仁宗庆历四年秋，恰逢赛神会，苏舜钦与同僚刘巽动用卖废纸的钱，筹划一个大型酒会，宴请宾客。苏舜钦不仅邀请了京城里的一些名士，还请了两名女伎助兴。为示公私分明，苏舜钦还自掏腰包，拿出十两银子，作为喝酒钱，对于被邀请的客人，也要求他们拿出数量不等的喝酒钱。王益柔在这个宴会上作《傲歌》，诗中有“醉卧北极谴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两句。让人抓住了话柄。
御史中丞王拱辰认为，苏舜钦举办的这次酒会是典型的公款吃喝、招伎玩乐的*行为，并上书弹劾苏舜钦监主自盗。苏入狱受审，后以监守自盗罪削职为民，闲居苏州。其他赴宴者十余人也悉数被贬官，被逐出开封城。就连当时助兴的两位“小姐”也被官府枷起来审问。苏舜钦的岳父杜衍也遭受牵连，被迫下台。王拱辰本来想借这个机会往范仲淹身上泼脏水，他指控苏舜钦等人诽谤周、孔，犯大不敬之罪，要求诛杀王益柔。幸得韩琦及时进言，仁宗从轻发落，将苏舜钦从官府中除名，王益柔等人贬官了事。王拱辰等成功打击了改革派官员，甚为得意，声称“一举网尽”。
庆历五年正月，杜衍被贬到兖州，范仲淹被贬到邠州，富弼被贬到郓州。韩琦上书请求朝廷不要让杜衍等外任，未予通报。琦乃请外。同年三月，韩琦贬到扬州。河东转运使欧阳修上书，称杜衍等都是有才能的人，不应该罢免或外放，结果欧阳修也被贬到滁州。至此范仲淹所制定的磨勘、荫子及科举新法被全部停止。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4）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范仲淹的改革，虽然主要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但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却不能不触犯那些在因循*的官僚制度中获得利益的势官权贵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
“朋党”是宋朝统治者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设立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他们以唐代牛李党争为鉴，明令禁止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之间结成座主与门生的关系。
范仲淹与吕夷简矛盾发生后，宋仁宗于宝元元年诏诫百官朋党，对范仲淹早就存有戒心。只是由于国内外局势险恶，不得不起用范仲淹，并赋以改革重任。当着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反对改革的叫嚣连成一片之际，宋仁宗那迫切更革弊事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特别是当着最敏感的朋党问题响彻朝廷，欧阳修的《朋党论》、范仲淹的奏言又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分朋分党之时，宋仁宗对范仲淹和富弼便不再信任，让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罢去参知政事的职务。到庆历五年初，范仲淹、富弼又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都被贬官到地方任职，已经颁行的磨勘（考绩）、荫子等新法也被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昙花一现地夭折了。
庆历新政失败了，但社会矛盾并未缓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而保守势力和改革势力之间的界线也逐渐明晰。
第四节 关于爹的问题
仁宗没有儿子，英宗幼年被仁宗接入皇宫抚养，赐名赵曙。嘉祐八年。仁宗崩，赵曙即位。史称宋英宗。尊皇后曹氏为皇太后，大臣都加官进爵，宗师诸王也都加以分封。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24个月再说，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
结果，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英宗像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5）
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治平三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英宗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另一传说则称，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
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否出于情愿，却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同时又将宰执们召来，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以稳定时局。韩琦对英宗只说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便垂手不言。欧阳修更是非常明确地对英宗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御史既然认为其与臣等难以并立，陛下若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英宗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英宗明白这三个人无过受罚，心中也很过意不去，特地对左右人道：“不宜责之太重。”同时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英宗的这项决定，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全部自请同贬，甚至英宗在濮邸时的幕僚王猎、蔡抗均反对称亲之举，这是英宗万万没想到的。在严厉处分吕诲等人的同时，英宗又不得不拉拢反对派主要人物王珪，许以执政职位，可以说是软硬兼施。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英宗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耗费了18个月的光阴，才最终达到目标，英宗笃孝的品行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其实，“濮议”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司马光等臣僚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英宗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英宗，因为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英宗，因为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
第五节 逼出来的改革
一、北宋的人力资源问题
唐末宋初是人才非常缺乏的时期。而国家的强弱取决于人才的多寡。唐朝的治国方略与古人相似，而宋朝的治国方略跟清朝相似，唐朝多次受到外围势力的打击，但最终走向强大。而宋朝越往下发展国力越微弱。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否得到有才能的人相助是非常重要的。在唐代，有才能的人都想建功立业，而到了宋代，有才华的人或者孤芳自赏或者独善其身。这是为什么呢？唐太宗以文治武功征服天下群雄，天下人才全部聚集于麾下，对于那些指出他缺点的人多能褒奖。他将任贤唯能列为家法，唐朝三百年天下贤相名卿不计其数，天下有才能的人争相来投。宋太祖是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取的天下。所以怕有朝一日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他用人不喜欢有杰出才能的人。于是强化巩固尚在襁褓中的赵宋王朝，加强王权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通过采取“收起精兵，稍夺其权，制其钱谷”的三大纲领，巧妙的“杯酒释兵权”“削弱相权”“罢黜支郡”“强干弱支”“内外相维”“三年一易”“设置通判”“差遣制度”等等将军权，行政权，司法权，财政权牢牢控制。一举产平了藩镇割据武夫乱政的历史状况。所以宋朝300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发生大的内乱和地方割据，但也因为如此，重文轻武的政策促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观念在全社会迅速传播开来。而宋朝公务员的薪水很高，读书就等于走向富贵，宋朝人不断用勤奋与激情演绎着这个并不确定的公式。反映到社会生活上就是：大龄未婚女遍地都是，30岁、40岁嫁不出去的女人大有人在。
当然宋代是婚姻不问阀阅的时代，再加上朝廷所实行的政策，使得当时的达官显贵，富室豪商在选择女婿时“一不问家世”；“二不问人品”；“三不问婚否”；只要是考中了进士就是他们选择的对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考中进士的男人十分抢手，简直比全球限量版的路易威登还畅销。有时有的大家族由于出手晚了，而未能招得进士为婿，全家人一起后悔。因此，后来每逢到科举考试揭晓的那天，整个首都开封完全是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凡是家中有女的官僚地主家庭一大早便全家老幼齐上阵，纷纷出动“择婿车”；到金明池上路，铆足了劲争相抢新科进士做女婿。这种事情在宋朝有个专门的称呼——“榜下择婿”。
宋代榜下择婿之风的盛行，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