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元年（1086）七月，司马光上书太皇太后，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最关键问题是收罗人才，建议朝廷实行十科取士制度，所谓十科是：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官僚、平民均可入选）、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限在职官僚入选）、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限选举文武官员或武臣钤辖以上级别）、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知州以上级别的官僚方可入选）、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无官位均可入选）、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有无官职均可入选）、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有官职的士大夫可以入选）、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有官职士大夫入选）、练习法令能断清谳科（有官职士大夫入选），司马光还建议由在职官僚每年推荐三名十科人选，并由自己充作保人，如果所举十科人选在其后的生涯中犯罪或犯了其它错误，举主与被举荐人均要受到惩罚。司马光的意见立即被采纳，宋朝政府迅速推广了十科取士法，并设置春秋博士，强令禁止科举引用字说及佛老之书，解释经义只能引用儒家学说，不准在策论中引用王氏学说。后来又恢复了诗赋，与经义共同作为科举的科目，王氏自此受到沉重打击。
后来，朝廷恢复新法，停止了十科举士的科考制度，下诏进士不用学诗赋，而专门研究经义，解除了对《字说》的禁锢，并且废除了春秋科目。国子监上奏朝廷以王安石所撰写的《熙宁字说》、《洪范传》及王雱的《论语义》和《孟子义》刊印后分发给学生，学生们的文章又开始以王氏所定为规范，至此，王氏学说重新兴盛起来。
徽宗崇宁期间，朝廷再次倡导新法，蔡京升任宰相，将元祐当人列为奸党，禁止他们传播学术，烧毁了范祖禹、唐鉴和三苏、黄庭坚、秦观等人的文集。言官们纷纷上书说原直秘阁程颐制造邪说，惑乱民心，而尹焯、张绎都是他的党羽。朝廷下诏河南知府驱逐程颐门人，程颐的著作也让相关部门严加封锁。这是宋朝当政者直接程学的开始。朝廷将王安石的雕像放在孔子身边，位置仅次于孟子，并追封为舒王。他的儿子王雱被封为临川伯，在孔庙陪祭。
宣和中期，朝廷再次禁止元祐学术，凡事沿用元祐学术的举人全部被定为违制。有个福建书商印制司马光等人的文集，朝廷知道后，立即下诏将其制版烧毁。苏轼、黄庭坚的所有著作全部被焚毁，而又继续援用苏黄学说的人全部被定罪为“大不恭”。
靖康之难开始，朝廷废除了对元祐党人学术的禁锢，恢复了春秋博士官，并禁用了王安石的《字说》。国子祭酒杨时向皇帝上书，说：“王安石的著作为邪理歪说，遮掩了学者的耳目，使学者们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恳请朝廷追回他的王爵尊位，并下诏明示天下，销毁他的配享孔子之像，使邪说淫辞再也不能够惑乱学者之心。”朝廷下诏撤销了王安石的配享，降为孔庙陪祭，王氏学说再次受到沉重打击。而此时学生们习用王氏学说考试已经有已数十年，忽然听说杨时将王氏学说贬为邪说，纷纷争吵不休。御史中丞陈过庭、谏议大夫冯澥均上疏诋毁杨时。朝廷只好下诏罢免了杨时的祭酒一职，贬为给事中。杨时全力辞官，遂封为徽猷阁，等待朝廷诏令，最终辞职归家。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历代党争》第八章（3）
高宗即位后，科举兼用经义和诗赋，并恢复了十科取士法。此时，王学和程学都得到了朝廷的肯定，但是程门的杨时、尹焯等人在当时名声很大。吏部员外郎陈公辅不喜欢专门的学问，便向朝廷上疏说：“王安石的新法废掉了很多人才，而他的学术又开始败坏人心。《三经新义》、《熙宁字说》二书，诋毁圣人，不分是非。他的过错不仅仅是这些。《春秋》是为人正名分、定褒贬的，可以让乱臣贼子感到惧怕，而王安石却让学者不用读《春秋》，《史记》、《汉书》记载的是国家的成败教训，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可以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而王安石却偏偏不让学者们读《史记》和《汉书》。公卿大夫应首重‘气节忠义’，而王安石却说王莽篡权后，扬雄俯首称臣于王莽合于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之义。又说五代时历事‘四姓八君’的冯道‘最善避难以存身’。这种说法使满朝文武不以气节忠义相抵砺，使公卿大夫丧失了忠心为国的臣子之道，所以王安石的这一学说是不能提倡的。”奏折呈上以后，皇帝非常高兴，封他为左司谏。
不久，陈公辅再次上书，说：“如今世人都推崇程颐的学说，并称之为‘伊川之学’，认为他的话才是正大的语言。甚至传言说尧舜将他们的文武之道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轲，孟轲又传给了程颐，程颐死后就么有传人了。说一些狂言怪语、淫词歪论的话，这便是所谓的伊川所谓的‘文’；头上帮着方巾、甩着大袖子，眼睛看天，大步地走路，这便是伊川所谓的‘行’。必须要学习伊川的‘文’和‘行’，才能够称为贤士大夫，这简直是谬论。请求朝廷立刻给予禁止。”皇帝听完陈公辅的意见后，立刻下诏：“士大夫应该学习孔孟之道，这样才能够言语和行动一致，才能成为国家栋梁。”
此时方召、尹焯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胡安国为万寿观提举，兼侍读。胡安国知道陈公辅已上书朝廷请求禁止程学后，也立刻向朝廷上书表示反对，他说：“孔孟之道已经失传很久了，经过程颢、程颐两兄弟拓展后才知道可以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如今让为学者学习孔孟之道，但是又禁止他们学习程颐的新儒学。这好比是登堂而不入室。程颐这个人通过事物的原理来了解外在，从而知道形式和内涵要统筹考虑。自从嘉祐年间以来，洛阳有邵雍、程颢、程颐，关中有张载，这些都是凭借道德名世，著书立说的人，是公卿大夫们所学习尊重的对象。到了后来，王安石、蔡京等人对他们排挤抑制才导致他们的学说不能推广。希望皇上能够重视他们的学说，不要听信那些歪门邪说。”胡安国这份奏疏递上去之后，陈公辅和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三人联手弹劾胡国安。攻汗胡安国和程学鼓噪异论、企图以一派之说垄断儒经的解释权。高宗就任命胡国安到永州做官。不久又让尹焞去管理万寿观，兼侍讲。尹焞也辞谢不去。
和议确定以后，朝廷下令广修学校，建立太学。太学共建有八十斋，有容纳二千四百人就读的能力。王安石又将太学分成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始入学为外舍；初不限员；后定额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员二百，内舍升上舍员一百，各执一经，从所讲官授学。”（《宋史·卷一百五十七。志第一百十·选举三》）三舍法具有一套严密的考试制度，成绩评定制度和奖惩制度。三舍法的实行，一改太学的浮散之风，师生只有进取努力，才有升迁之机。太学之外又有宗学，以便让宗族子孙前来学习。秦桧以此粉饰天下太平，但他又害怕士子们议论自己，便想将正直敢言的人全部排挤打压。右正言何若希知道秦桧的心思后，上书指责程颐、张载的遗著都曲解了学问，应该罢免传播他们学说的老师，并禁止程学。秦桧听取了他的意见，从此程学被禁达十几年，直到秦桧死后，才解除了这一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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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1）
博弈在明末
第一节 官场现形
一、太监和官员的那些猫腻
汉朝、唐朝、明朝这三个朝代都是灭亡在宦官手里的。汉代的宦官不如唐朝的嚣张，是因为汉代的宦官没有掌握兵权的缘故。明代的宦官不但掌握的兵权，而且掌握了司法部门
汉朝、唐朝、宋朝、明朝都因为朋党之争导致了衰乱，但是唐朝和宋朝的朋党都是士大夫，所以虽然竞争激烈，相互倾轧也很频繁。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有道德观念的人在其间支撑斡旋，流血的惨剧并不多见。而汉朝和明朝的朋党则一方是士大夫、一方是宦官。他们在地位权利上的利害关系，以及思想主张上无处不存在冲突，丝毫没有调和的余地，一部分奸诈无耻的士大夫为了权势攀附宦官，称为宦官的党羽，残害其他士大夫，这样的势力号称阉党。这样双方的界限就日益混乱，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复杂。
自从明成祖朱棣夺位时依靠了宦官的帮忙，开始重用宦官。给了他们兵权。到了明宣宗的时候，宦官可以管理奏章，预先知道国家的机密。明英宗宠信王振、曹吉祥，任命他们为司礼太监京营提督。御史宦官的地位日渐尊贵。到了明宪宗的时候，宦官汪直与朝士王越陈钺结党。明武宗的时候，刘瑾与朝士焦芳刘宇曹元结党。使得宦官的权利越来越大。明神宗因循守旧、整天藏在深宫里对政务不闻不问，致使趋于权势的小人与名节之士结仇，这才有了东林党与宣昆党齐党楚党浙党的相互攻讦。而后又有了梃击、红丸、移宫这被后世称为晚明三案的案件。等到明则有三案之论争。这三案的发生，引发了明朝廷内部的激烈争执。朝堂分立，形成以有政治抱负的官吏与知识分子组成的东林党和以腐化，守旧的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东林党的非东林党。而十六岁的明熹宗继任后，东林党势力更大了，宣昆党与齐楚浙三党相继瓦解。而反对东林党的人攀附宦官魏忠贤；打压排挤东林党。一时间趋炎附势利欲熏心的人都去攀附，而后魏忠贤通过大兴党狱残害东林党，进而掌握了权利。他的门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人作为党羽，在先后六七年间，兴大狱又六七次之多。杨左等东林党的君子都死在他手里。一时间魏忠贤党羽遍布天下，而正人君子则被一网打尽。从朝廷大臣到低微的官员都被宦官或者那些像墙头草一样摇摆不定的人所垄断。由此明朝的元气耗尽，等到崇祯皇帝即位后，宦官党羽虽然除掉了，但是朝廷里面那些自立门户的官员相互攻讦的形势已经改变不了了。
明武宗时候的晚清三案已经让朝廷内部斗争严重，进而导致了政治上的极端不稳定。朝廷内的党争使得大臣们宁可坐视国家乱亡，也不破除门户之见。在李自成攻克北京后，朱由崧南逃淮安，由凤阳总督马士英、阮大铖拥至南京称帝。他们以拥立之功升为内阁在学士兼兵部尚书，掌握朝政大权，并在朝中招纳贪官污吏，挟福王以令诸臣。这跟魏忠贤手下的崔呈秀，魏广微耍的老把戏差不多。
二、唠叨的士大夫
明朝的士大夫常常意气用事。对君主和宰相的举动督责的太严。朝廷有事的时候他们不能斟酌情理，婉言规劝。动不动就叫上朋友同仁参与争执，声讨君主的错位，使得皇帝恼羞成怒，没了回旋的余地。以此来博得一己名望。但这样做对国家毫无好处。比如宪宗时候孝庄皇后的合葬问题，世宗时期的大礼议，神宗时期张居正的夺情问题，都是显著的例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2）
这些士大夫言辞苛刻、遇事生风、推测过深。他们给人家扣上的罪名，往往比人家实际的罪名要重的多。有一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众大臣就一定要说这个人是郑贵妃主使的。李可灼是个庸医，用错了药，医死了病人，众大臣就说这是阴谋，大学士方从哲从中调停，众大臣就说方从哲有弑逆之罪。安土重迁也是人之常情，李选侍是个哦妇道人家，不想搬出乾清宫，杨涟就指责李选侍专擅。等到移宫以后，贾继春又上了一道奏疏，说是朝臣们在新君即位之时引导皇帝凌逼先帝妃嫔。说先帝尸骨未寒而侍妾先被驱逐等语。士大夫们像这样附会宫禁、捕风捉影形成了了积习，这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
魏忠贤本是一个市井无赖，没有曹操、王莽那样的跋扈之才，却有李林甫、秦桧、严嵩等人的阴险。那些士大夫们没能对魏忠贤预先防备，魏忠贤却抢先多次兴大狱打击那些士大夫。而那些士大夫却只会凭借口头舆论来攻击魏忠贤，拿不出实际的行动。明熹宗年纪小，被宦官宫女在深宫之中带大，对政治很糊涂，即位后自然也不懂这些。士大夫向明熹宗口伐魏忠贤就好比是对牛弹琴，根本就没有用。明熹宗对于大臣的上疏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就都交给魏忠贤了。而魏忠贤就用各种罪名逮捕并诛杀这些士大夫。国家的正人君子都被杀了，国家也就随之衰亡了。以狭义的程朱道学培养起来的八股先生是不会变通的。
第二节 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之凶，势力之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也实属罕见。明代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200多年来，宦官都活跃在明代的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
朱元璋刚即位的时候对宦官限制极严，曾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还在宫门上挂一块高3尺的铁牌，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个时候，宦官是很不得势的，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得干预朝政，与官吏交往，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这是因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发迹于民间，亲眼目睹过宦官的危害，他认为宦官这个群体对于国家来说不起什么好作用，其中好人不多。
朱元璋对宦官的防范措施不可谓不严。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他自己费尽心机、不遗余力推行的极端君主专制制度，为日后宦官干政预埋了祸乱的种子。
明初洪武十一年，湘、桂、黔边区的侗族人民，在吴勉的领导下，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的中心地区是五开洞（洞名在湖南辰沅道靖县边界）。活动范围在今之黎平、从江、榕江、锦屏、天柱、靖县、通道、绥宁、武岗等地。明王朝派辰州卫指挥杨仲名为总官前往*。十一月，杨仲名剿平五叛乱。在这个过程中，太祖曾派内臣吴诚视军，之后又遣尚履奉御吕玉视捷。后来有多次派宦官到河州（今甘肃兰山道导河县）等处买马。由此可见，明代宦官参与政事，实由朱元璋开其端，这是朱元璋的防范措施不完善的缘故。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3）
后来建文帝即位。建文帝对宦官管教甚严，同时又诏谕地方官，一旦发现宦官奉使横暴，虐害士民即擒送京师，加以严惩。这也引起了不法宦官的怨恨，在日后靖难之役中或投靠燕王朱棣，或是做为内应。等到燕王兵逼江北；宫里很多宦官就都逃到朱棣的军中，泄露了大量的情报。朱棣以为这些宦官是忠于自己的，在即位后就开始重用宦官。
永乐元年，镇远侯顾成，都督韩观、刘真、何福等人到贵州广西辽东宁夏等地守边，朱棣明令宫中有谋略的宦官一同前去，并赐给他们公侯的服饰，地位在戍边的将军之上。不久云南、大同、甘肃、宣府、永平、宁波等地也相继派宦官作为使者前去。永乐八年，开创了授予内臣提督禁卫军的先例，明朝在制度上便确认了宦官的统兵权。
永乐元年，朝廷派中官侯显出使西藏，李兴出使暹罗，马彬出使爪哇、苏门答刺等国家，尹庆出使满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