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兴六十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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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清兴六十年(下)-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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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崇焕又提出:“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就是担心有人进谗言,从中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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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讲 平台奏对(4)
崇祯帝倾听袁崇焕的讲话。然后,谕袁崇焕曰:“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崇祯帝优诏慰答袁崇焕。
  这次崇祯帝平台召见袁督师,主要内容是:
  第一,崇祯帝对袁崇焕示慰劳,赐尚方剑,以示重用。
  第二,袁崇焕向崇祯帝表示:五年时间,恢复辽东。
  第三,袁崇焕为五年复辽,提出五项具体请求——户部粮饷、工部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言官舆论,特别是兵械与粮饷方面,要给予支持、配合。崇祯帝答应了袁督师的上述请求。
  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受命后带着尚方宝剑,乘骑出关。其《再出关》诗云:“马自趋风去,戈应指日挥。臣心期报国,誓唱凯歌归。”
  从袁崇焕的平台奏对可以看出,他有舍身报国、恢复辽东的豪情,也有忧谗畏讥的顾虑,豪迈中带着悲慨。而对袁崇焕提出的“五年复辽”的规划,历来存在争议,下面作简要分析。三、五年复辽
  袁崇焕的“五年复辽”四个字,是否大话、空话?是否失言、谀言?从当时,到现在,有不同声音、不同评说,下面作简要分析。
  有人认为袁崇焕“五年复辽”是“漫对”,是“自失”,是袁崇焕“聊以是相慰”崇祯皇帝的“焦虑圣心”。这段话出自《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帝退少憩,给事中许誉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焕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誉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崇焕怃(wǔ)然自失。”怎样看待这段记载与论断?有加以考据与分析的必要。
  第一,仔细一查,事有出入。《崇祯长编》、《今史》都没有记载这件事;《明史·袁崇焕传》说事情发生在“召对”休息时间;《崇祯实录》又说此事是在“召对”后袁崇焕出了午门发生的对话。因此,这段记载是实是虚,值得再考证。
  第二,事属推论,证据不足。有人认为:“事已到此,还有话说”云云。袁崇焕以前任熊廷弼、孙承宗都遭到朝廷小人、奸人、阉人、庸人的嫉妒,遭人排斥与陷害,而不得竟其志,甚至于被杀害。于是,袁崇焕再上言:“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长编》将此事记于平台召对后的两天,即十六日,而不是奏对的当日。
  第三,时差两天,移花接木。有人认为袁崇焕奏对时又沉重地说:“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这条也是七月十六日的上疏,而不是平台召对的话。《明史·袁崇焕传》却将这件事记载于平台奏对。这或有“移花接木”之嫌,需要进一步考证。
  《经世挈要》之“御览筹兵药言序”
  第四,早有准备,态度认真。其实,袁崇焕的平台奏对,态度应当是认真的,酝酿应当是很久的,设想应当是慎重的,计划应当是可行的。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四月初三日他受命为兵部尚书兼督师蓟辽,到七月十四日平台奏对,中间98天;三个多月的时间。特别是在来北京的路上,他想得最多的是“复辽”的问题。袁崇焕受召后,扶病兼程,疏陈方略。初七日,行至阜城,看到邸报中崇祯帝对自己奏疏的批示。我认为,“五年复辽”不是“漫对”;也不是“失言”,更不是满足崇祯皇帝的“焦虑圣心”,而是基于他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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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讲 平台奏对(5)
第五,五年复辽,为其追求。正如后来袁崇焕在杀毛文龙奏疏中所说:“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至于后来“五年复辽”的事实成为泡影,于是就有“事后诸葛亮”者以“失败”来推论“当初”。
  应当指出:当时明朝人对于辽东形势有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分析。悲观派如王在晋,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铺再修一座城护卫关城;乐观派如袁崇焕主张“五年复辽”。袁崇焕是乐观派,他对“彼”与“己”的分析是:
  对“己”——
  (1)皇帝英睿(对他超乎寻常信任);
  (2)内阁新东林内阁;
  (3)七卿六部尚书和左都御史主要是东林党人;
  (4)统帅自任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
  (5)户部供应粮饷;
  (6)工部供应器械;
  (7)吏部遴选官员;
  (8)兵部作战协调;
  (9)言官不乱弹劾;
  (10)兵略有宁远、宁锦两次大捷的经验。
  对“彼”——
  (1)老汗努尔哈赤败死在自己手下;
  (2)后金汗位交替,内部不稳;
  (3)皇太极在宁锦也曾败在自己手下;
  (4)辽民对后金普遍不满与反抗。
  对“友”——
  (1)蒙古林丹汗有盟约支持明朝;
  (2)朝鲜李朝国王李倧(zōnɡ)也对后金不满。
  以上16条因素,如果最佳组合,“五年复辽”是可能的。认为袁崇焕“五年复辽”是“斗胆在君前‘戏言’”的论断,缺乏史据,值得商榷。然而,袁崇焕的悲剧在于,他对“己”、“彼”、“友”关系的变数考虑不周,对明朝痼疾认识不够,对后金新政估计不足,对政治与军事全局判断失误,从而留下隙缺——皇太极的“天聪新政”出了一个奇招,就是“出其不意,攻其心脏”——突然袭击,攻打北京。于是,整个一盘棋全被搅局了,酿成了袁崇焕“五年复辽”化作泡影的悲剧。
  

第二十七讲 天聪新政(1)
在明朝与后金对弈的棋盘上,明朝政局发生了巨变,主要是崇祯帝采取重大措施,强化皇权;后金政局也发生了巨变,主要是天聪汗皇太极调整治国政策,固本鼎新——这些对袁崇焕督师蓟辽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因为袁崇焕的主要对手是皇太极,而皇太极又是袁崇焕的克星,所以要进一步了解袁崇焕必须了解皇太极,而了解皇太极要从其人其政入手。一、天聪其人
  天聪汗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努尔哈赤共有16个儿子,其中杰出的有: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十四子多尔衮;还有两个侄子(舒尔哈齐之子)——阿敏和济尔哈朗也较出色。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清太祖努尔哈赤死。努尔哈赤的死和天启皇帝的死,只差一年;同样,崇祯帝继位和天聪汗继位,也只差一年。
  天聪汗皇太极像
  努尔哈赤死后的汗位继承,实行的是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的制度。在努尔哈赤的子侄中,褚英已死,多尔衮太小,以四大贝勒权势最大,最有希望继承汗位。他们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四贝勒皇太极。但阿敏的父亲舒尔哈齐因罪被圈禁至死,他本身也犯过大错,实际已经没有资格争夺汗位。三贝勒莽古尔泰的生母富察氏,因夫君战死而改嫁给努尔哈赤。富察氏有过错,莽古尔泰便亲手杀死他的生身母亲。这件事虽博得他父亲的信任,但使他在兄弟、大臣中威望下降。所以,莽古尔泰在汗位争夺中也没有什么竞争力。
  最有希望继承汗位的大贝勒代善,在汗位争夺中,也败给了皇太极。《满文老档》记载,天命五年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努尔哈赤小福晋德因泽告发代善与继母大福晋关系暧昧:“大福晋曾二次备办饭食,送与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又一次送饭食与四贝勒,四贝勒受而未食。且大福晋一日二三次差人至大贝勒家,如此往来,谅有同谋也!福晋自身深夜出院亦已二三次之多。”德因泽又讦告,每当诸贝勒大臣在汗的家里宴会时,大福晋饰金佩珠、锦缎妆扮,倾视大贝勒,彼此眉来眼去。努尔哈赤派大臣去调查,后查明告发属实。努尔哈赤对大贝勒同大福晋的暧昧关系极为愤慨,但他既不愿加罪于儿子,又不愿家丑外扬,便借口大福晋窃藏金帛,勒令离弃。小福晋德因泽因告讦有功,被荣升与努尔哈赤同桌吃饭。有学者认为:大福晋送皇太极饭食而皇太极未吃,德因泽身在深宫何以晓得?可见德因泽告讦之谋出自皇太极。皇太极借此施一箭双雕之计:既使大福晋被废,又使大贝勒声名狼藉,从而为自己继位准备了重要条件。
  第二十七讲天聪新政|皇太极又伙同代善等逼着多尔衮的母亲大妃阿巴亥为努尔哈赤殉葬。多尔衮与多铎兄弟年龄幼小,母亲又殉葬死,彻底失去继承汗位的可能。
  皇太极经过15年的厮杀、争夺,最后取得大位。可以说,皇太极是在后金猛将如云、战火拼搏中脱颖而出的,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皇太极父汗努尔哈赤的特点是“开创”与“坚韧”,而皇太极的特点则是“文治”与“谋略”。
  皇太极继承大位之后,气魄很大,雄心勃勃,对内要“固本维新”,对外要“断翼攻心”——实现统一中原的霸业。二、实施新政
  皇太极比努尔哈赤高明之处,在于他既继承父汗的基业,又看到父汗的弊政,从而固本维新,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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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讲 天聪新政(2)
第一,固本维新。天聪汗政策的基本点是“固本”,就是巩固后金社会与军政制度的根本,同时又进行维新。有人可能会说,“维新”这个词是不是太现代了?皇太极那会儿怎么还能维新呢?其实,“维新”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变旧法而行新政的意思。皇太极的“固本维新”,既固本,又维新,维新为了固本,固本必须维新。
  盛京皇宫大政殿
  皇太极的固本维新,采取了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八旗、外事等多方面的措施,这里主要介绍他调整对汉人的政策——汉民、汉官、汉军、汉儒、汉制的“固本维新”之策。
  汉民努尔哈赤时期对汉民有一系列错误政策。譬如将辽西的汉民一律迁到辽东,没有房子住,没有地可耕,没有耕牛用,没有粮食吃,怎么办?他采取一个措施,让辽西的汉民到辽东之后,和辽东汉人房同住,地同耕,牛同用,饭同吃。这不是社会秩序大乱吗?你住上三天两天还行,常年住下去怎么可以?还有一些汉民被编到满洲人的庄子里面去,受满洲贵族的奴役,成为“阿哈”,也就是农奴。
  有些汉人不堪忍受这种奴役就逃跑了,但一旦被抓回来,就要杀头!而且周围的邻里还要连坐。这种残酷的统治,并没有带来社会安定,相反,激起一些汉民更强烈的反抗,他们往井里投毒,在猪肉里放毒,袭击零散出来的满洲人。那个时候满汉矛盾十分尖锐。
  皇太极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强调满洲、蒙古、汉人之间的关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决定: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攻陷城池,不杀降民;善待逃人,放宽惩治——“民皆大悦,逃者皆止”。
  汉官汉官原从属满洲大臣,自己的马不能骑、畜不能用、田不能耕;官员病故,妻子要给贝勒家为奴。皇太极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分配马匹,进行赏赐,委任官职。皇太极重用汉官,以范文程为例。“太宗即位,召直左右”。入对时,“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每议事,总是问:“范章京知否?”如有未当,说:“何不与范章京议?”有一次范文程在皇宫里进食,看着满桌佳肴美味,想起老父亲,停筷不食。皇太极明白他的心思,立即派人把这桌酒席快马送到范文程家里。后来,范文程做到内秘书院大学士,这是清朝汉人任相之始。
  汉军皇太极逐步设立八旗汉军,创建重(zhònɡ)军。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失败后,皇太极明白了一个道理:战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最新式武器——红夷大炮。此炮为西洋人制造,满洲忌讳“夷”字而谐音为“衣”,称作“红衣大炮”。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在沈阳造成,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这是八旗兵器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八旗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军”,就是以火炮等火器装备的新兵种。从此,清军有的强大骑兵明军没有,明军有的红夷大炮清军也开始拥有。
  大政殿内宝座汉儒努尔哈赤对明朝生员屠杀过多,对所谓通明者“尽行处死”,其中“隐匿得免者”约有300人,都沦为八旗包衣下奴仆。皇太极下令对这些为奴生员进行考试,各家主人不得阻挠。这是后金科举考试的开端,结果得中者共200人。他们从原来为奴的身份,尽被“拔出”,获得自由,得到奖赏。后又举行汉人生员考试,取中228人,从中录取举人,加以重用。这项举措,反响强烈,“仁声远播”。“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清史稿·范文程传》),谁占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并发挥其才能,谁就能战胜对手。大明人才济济,却不能用;大顺没有鸿儒俊彦,牛金星不过是个举人;而决定大清能否在这场龙虎斗中取胜的关键,则在于能否大量地占有人才——皇太极重视人才是其取胜的一个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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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讲 天聪新政(3)
汉制皇太极对后金的政权架构,仿效明制,设立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两衙门(都察院、理藩院),形成所谓“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架构,基本完善了政府组织的体制和架构。
  这样,皇太极的新政纠正了他的父亲晚年犯下的错误,使得后金军政事业有了新的发展。通过固本维新的多项政策和措施,皇太极初步完成满洲从牧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过渡。
  第二,断翼攻心。皇太极先断明朝的右翼朝鲜和左翼蒙古,再攻明朝的腹心——京师与中原。
  断明右翼朝鲜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命二大贝勒阿敏等率军东征朝鲜。阿敏统率大军,过鸭绿江,占领平壤。三月,双方在江华岛杀白马、黑牛,焚香、盟誓,订下“兄弟之盟”。崇祯九年即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大典时,朝鲜使臣拒不跪拜,双方撕扯,仍不屈服。皇太极认为:这是朝鲜国王效忠明朝、对清不从的表现。十二月,皇太极以此为借口,亲自统率清军渡鸭绿江,前锋直指王京汉城(今首尔)。朝鲜国王李倧逃到南汉山城。皇太极也率军到南汉山城驻营。第二年正月,李倧请降,奉清朝正朔,向清帝朝贡。于是,皇太极在汉江东岸三田渡设坛,举行受降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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