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大流氓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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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大流氓们-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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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租界。次年公共租界分北、东、西、中四区。境内租界地域属公共租界的东区和北区。

  北——苏州河,自小沙渡起,沿苏州河,至接连泥城浜之西约70码之处,由此处朝北,至上海宝山两县之界线(今海宁路西端),循此界线至接连虹口河地方,由此处朝东,直至顾家浜口(今军工路南端)。

  东——黄浦江,自顾家浜口至洋泾浜口(今延安东路外滩);

  南——洋泾浜,自洋泾浜口至接连泥城浜处,由此向西南大西路,沿长浜路之北首支路,并由此支路至静安寺镇后面之五圣庙(今延安西路东端);

  西——自五圣庙一直朝北,至苏州河小沙渡。

  1899年扩充后,公共租界面积净增22827亩,比原区域增加两倍,总计达33503亩,合5584英亩。

  再对比下法租界,法租界四至为:北起长浜路(今延安中路),南至斜桥徐家汇路,东自麋鹿路(今方浜西路)、肇周路、斜桥,西至英之徐家汇路(今华山路),面积净增13015亩,为1849年初划法租界面积的15倍,总计达15150亩。

  从地盘上对比,沈、季的势力范围是黄、杜势力的两倍,而且公共租界立足清上海县,而法租界多是未开发土地,所以人口对比,那就远不只两倍了。

  对比下背后的国外势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的结果,是把世界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英、美两国的手中。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是大战的西线主战场几乎全在法德两国内进行,大战拖垮了德国经济,同时也拖垮了法国经济,英国有巨大损失,但是毕竟没有在本国内开战,所以直接损失小于法国,美国人更是发了笔战争财,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单纯看租界的势力,杜和黄又输了一轮。

  对比下经济势力,沈是公共租界的华人总巡捕,又是著名的外方买办,大八股控制了公共租界几乎所有的黄、赌、毒生意。其中任何人的家财都可以和当时的黄金荣别别苗头,更无用提还处于无产者的杜月笙,在资金方面,杜和黄再输。

  最后比一下手下的队伍,公共租界全境分为四个分区,共有十三个捕房,加上缉私营和水警营,和运送鸦片的潮州帮,对比下法租界,法租界1915年在警务处下设五个巡捕房,在人手方面,杜和黄还是输了。

  现在是0:4,杜月笙和黄金荣实在没有什么胜算,结果却是他们赢了。而且赢得很彻底,大八股党在抢鸦片中失败后,就再也没有恢复元气,是因为杜月笙有关云长的勇和诸葛孔明的智吗?

  杜没有张啸林能打,给别和关云长比了,杜一辈子读的书可能还没有孔明先生一周读得书多,就别提智了,他胜在哪里?

  他胜在他当时一无钱、二无势,他胜在他背后有另一股决定胜负的力量,而这股力量却被大八股党忽视或者说根本没办法靠得上。

  在上海滩鸦片争夺战之前,大八股党人已经从过去的青帮流氓慢慢向新兴的买卖阶级所转化,在《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中,把买办定义为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在华洋行雇用中国人做他们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被称之为“买办”。在鸦片争夺战前后,正是中国买办阶级发展最快的阶段。买办阶级的发展(1895—1927年),以金融业为例子:

  买办势力随着国外势力的侵略深入而显著发展

  外国人在华银行,1894年以前只有8家和分支机构16个,1895至1913年即增加到13家和85个分支机构,1914至1926年又增加到44家和125分支机构。

  买办剥削网的全面扩展

  各帝国主义向中国销售商品的总值,1895年为17,170万两(海关两,下同),1902年已增为31,536万两,1912年又增为47,310万两,1926年更增为112,422万两。

  沈杏山等大八股党人便是这新兴买办阶级的一份子,从给老外那里作代理人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关于这些流氓大买办的生活,曹禺先生在《日出》一书中对于金八的描写就已经很入骨了,这些人物在有了钱之后,忙着到处请戏班子来唱堂会,包养象陈白露这样的交际花,那些打打杀杀的血腥事,自己都躲得远远的,纷纷学起了他们外国主子,过起了大资的生活。

  而杜月笙不同,他的心中和陈白露一样不停地在呐喊:“我要舒服,你不明白?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花钱,要花很多很多的钱。”他是一匹饿到极至的狼,大八股党人没有一人象他这样握紧了手枪,双眼血丝地盯着这些财富。

  他们已经没有杜月笙的狠劲,而且在杜月笙的背后有左右这场争斗的决定性力量,那就是军阀。皖系军阀凇沪护军使卢永祥这张牌,落在了杜的手中,就是因为这张牌主宰了结果。

   。。

第十四节 军阀间的博弈
昨日上网,又见若干文友大批此文罗嗦,偏题,扯得太远,因为这些善良的人们直言,此文的浏览率暴增,突见“姚黑”们的作用,批评和赞扬就是相互作用的力量,左和右一推动历史就前进了。

  在开此节前,先聊聊咱中国人,我辈中人,金岳霖先生在逻辑学的造诣只几人可匹,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逻辑上有问题。他说,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就应该是“朋友如粪土”。的确金钱都是粪土了,按照此话,朋友就是一大堆粪土了。这是我们经常犯得思维错误。

  我们写历史人物也是一样,传记体为多,到民间就成了说书,因为国人爱侃,神聊之后往往英雄不问出处,反正生出来该是皇帝就是皇帝、乞丐就是乞丐、流氓就是流氓。无逻辑可言,所以在描写杜月笙抢鸦片的时候,几乎都是好莱坞式的个人主义。

  在和“大八股党”人的鸦片争夺战上,上节已经分析透彻了,除了杜有颗“勇敢的心”外,全落下风。他靠什么去赢,靠得是上海护军使的势力,也就是上海的军阀。

  要了解这些军阀,孙传芳的言论最具有代表性:孙传芳是北洋时期的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当时孙中山首倡,袁世凯发扬光大,都说要当人民公仆。孙传芳看了报纸几乎笑破肚皮。孙传芳说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其实都是骗子,他要当就当人民的父母,不当人民的公仆。因为当仆人的没一个好东西,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说到底,孙传芳们还把自己当作是地主,反正他们是父母,打骂孩子、不给孩子吃饭都是家里的事情,外人是不需管的,子女是无处喊冤的。所以“父母官”这个词是大大地不能再被提倡了,因为军阀们都想作“父母官”的。但是作人民的公仆就不一样,你再骗人偷钱,抢别人老婆,人民就可以炒你鱿鱼。

  所谓军阀们,就是些剪了辫子的封建残余,他们象极了唐末的各镇节度使,又如同袁世凯笼中的一批狼,笼没了,四散而出,忙不迭地在各个树桩下撒泡尿,圈下自己的地盘。

  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没有一个好皇帝倒并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好县长却是件大事。而和这个县长关系如何,那就更重要了。前面半句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说得,后面半句是我加的,算是貂尾续狗了。

  1924年前,也就是杜月笙发展得最关键时期,时下比较时髦的话就是“创业期”,从黄金荣那里拿到了天使创业基金,他的第一个项目获得了融资,这个项目就是“抢鸦片”,也就是鸦片在上海的控制权。他看看自己的竞争对手,终于找到了破绽,通过老乡的介绍,他认识了当时的上海护军使皖系军阀卢永祥,也就是所谓的上海“父母官”。卢永祥原名卢振河,字子嘉。济阳人。靠镇压响应武昌起义的滦州革命军而发了家,中华民国成立后,任陆军第十师师长,淞沪护军副使和护军使,会办江苏军务,浙江督军等职。袁世凯称帝后,封一等男爵,袁死后归入皖系。是北洋军阀中的顽固派份子。

  皖系军阀的头子段祺瑞正控制着北京政府大权。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大权。段祺瑞依靠曹汝霖等亲日派官僚,急欲取得日本的援助,积极主张对德、奥宣战,但遭到黎元洪和多数国会议员的反对。1917年5月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皖系便煽动10余省区的军阀通电“独立”,发兵进逼北京。7月,张勋乘机拥清废帝溥仪复辟(见张勋复辟)。段祺瑞率兵###,迅速打败张勋,重新控制政权。皖系不惜出卖国家利权,向日本大借外债,他们乘机编练“参战军”,扩充皖系实力,鼓吹以武力统一全国。1917年秋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护法势力。

  皖系正忙着内战,军费就是最重要的,而鸦片则是军阀从投靠的外国主子拿到钱之外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杜月笙找准了时机,和卢永祥达成了联盟。

  这么好的靠山,更有势力的“大八股党”沈杏山们为什么靠不上?问题就出在公共租界上,公共租界的势力是英、美两国。他们支持的军阀就是皖系的死对手冯国璋、吴佩孚为代表的直系。在袁之下有三,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平时王善操权谋于腹中,段常行凶残于外形,冯贪婪之于不顾。”王是个谋士,所以没有站在一把手的位置上的机会。1920年之前的格局,主要是“虎狗之争”。段祺瑞是个战争狂人,他为了军费是可以和日本人谈一切条件的,而冯国璋喜欢你发你的财,我发我的财。就是面对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两派也是主战主和各执己见的。

  一直窥视中国主权的日本人找到了好战的皖系,想在中国发点财的英、美找到了同样只想发财的直系,这就是所谓“臭味相投”,而背靠着英、美的“大八股党”人就失去了和卢永祥勾兑的机会,而完全处于弱势的杜月笙有了机会。

  很快,黄金荣和杜月笙送给了卢永祥第一份大礼,法租界内1922年6月8日,公董局董事会近日议决,准中国彩票在界内出售。这是在上海第一次中国彩票可在租界范围里销售。

  彩票可是卢永祥又一主要生财来源。

  据《民国社会群像》所记载,1880年左右,杭州一个叫刘学询的人在北京会试时,发行一种“闱姓”,其法是将应试举人的姓印在一张纸上,定价出售,由买者去猜。发榜后猜得最多的依次得头、二、三等彩。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种彩票。1894年,上海开始流行一种来自菲律宾的“吕宋发财票”。上海的彩票店号根据“吕宋发财票”的号码,自己印行一种凭证,将彩票分条出售。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省督军以“善后”、“济实”、“慈善”为名,发行各种奖券收罗钱财,如“湖北军事善后有奖义券”、“湘赈慈善救济券”、“浙江绍萧塘工券”、“山东兴业票”等等。这些彩票中发行历史最久,信用最好的是“湖北票”及“浙江绍萧塘工券”,每期卖光。湖北、浙江塘工两种彩票,在当时就采用了摇球中彩的办法,以示公正。这三个球是:一个球摇前三位数,一个球摇后二位数,凑成五位数即为中奖号码。另外一个小球摇几等奖。

  民国以后到了民国初年,除少数彩票(如湖北票)在当地开彩外,其他均集中在上海开彩。于是各省督军假救济难民等名义,设立各省奖券局,如川边、察哈尔、热河、绥远、湖南、河南等,均假救济之名在上海发行彩票,所以上海几乎每天都有一二种彩票开彩。

  各省军阀要在上海发行彩票,必先与上海护军使打交道,互相讨价还价,发行彩票的省拿多少,上海护军使拿多少。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就以包办各省彩票而出名。能在法租界发行彩票,黄金荣和杜月笙一定是做了不少工作的,明显是给护军使大人送钱。

  一个打内战需要钱的军阀,一群想要抢夺鸦片继而控制上海的青帮流氓就这样走在了一起,杜月笙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那他又是如何逐步击败“大八股党”人,如何用好黄金荣和卢永祥两颗棋子,我们接下来继续。

  

第十五节 上海护军使
写到杜月笙傍上卢永祥,突然想到某部言情小说中的一段话:我在最好的时间遇到最好的你。的确没错,杜月笙遇到黄金荣的时候,是这位老兄自称青帮“天”字辈,手握法租界华人总探长最红火的时候。而杜月笙遇到卢永祥,更是卢老兄当红炸子鸡,超红,粉丝无数的时候。

  先说说皖系,也就是北洋军阀中的站队,卢永祥的靠山段祺瑞在短短十几年间竟然六次在北京政府主政:1913年5月1日至7月31日代理国务总理,1916年4月22日至6月28日任政事堂国务卿,1916年6月29日至1917年5月23日、1917年7月17日至12月22日、1918年3月23日至10月10日三次出任国务院总理,1924年11月24日至1926年4月20日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可惜这个靠山是个不折不扣地行伍之人,整日希望日本人多给点钱,拿着日元就可以完成大一统了。所以落得个亲日派的千古恶名,失去了民心。段祺瑞有两件事情被人所称道:一生甘于清贫,在其任政府总理时,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段祺瑞在史上有“三造共和”之美誉,即致电逼迫清帝退位、###张勋复辟、抵制袁世凯称帝。

  做错的事情那就不少了,他是鲁迅笔下《纪念刘和珍君》中事件的幕后凶手,是军阀中亲日派领袖,可惜最后还是被日本人所抛弃,日本人为了东北这块肥肉,抛弃了皖系,开始扶持东北土皇帝奉系的张作霖。被抛弃的皖系,在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被直,奉军击败。北京政府由直系控制,皖系军阀逐步被消灭。

  皖系最后的一张王牌就是时任上海护军使,会办江苏军务,浙江督军卢永祥,这是皖系最后的希望。而奉系不想看着直系控制北京政府,也来拉拢老卢,希望在江浙沪一带给直系后院烧把火。

  而卢永祥又是广州国民政府积极拉拢的对象,当时的广州政府中,孙中山正在和他的爱将陈炯明之间的摩擦不断升级。孙中山一直督促着陈炯明的粤军尽快北伐,而陈炯明却打着自己的算盘,他要“联省自治”。清末秀才出生的陈炯明是彻底书生意气的人物,参加过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17年帮助孙中山打响护法战争,对抗袁世凯。他在军事上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在广东的发展。这位书生军阀很快开始不和谐起来,他很多事情开始看不顺眼了,比如广州政府一成立,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聚集到孙的周围,本来以为可以坐稳广州政府二把手,军队一把手的陈炯明对着胡汉民等人颇为不满,心中嘀咕着自己打下的天下,这些嘴巴上说着革命,没打过一抢一弹的家伙们却过来捡现成的。他开始不高心,不高兴就要明里暗里和孙中山对着干,孙中山要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陈炯明要建立个联省自治的联邦政府,其实很多人说陈炯明这个事情上比孙中山民主,多少有些可笑,所谓的联省自治和唐末、五代十国的格局有什么不一样?中国那时候已经如此脆弱?再被划分成一块快的,真的要成为日本人筷子下的寿司,美国人刀叉下的牛排了。

  人心不过拳头大,人心却是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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