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将领葛先才抗战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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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领葛先才抗战回忆录- 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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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吾人必须先要了解美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思想。基本上她们是“重欧轻亚”,亚洲的国家只是她们的殖民地。她们怕的是日本侵占了她们的殖民地澳洲、太平洋和南海诸岛国、中南半岛、印度,再跨过红海与地中海,与横扫欧非的希特勒会师。至于中国的死活不是那么重要,她们唯一希望中国做的,就是牵制着一百五十万的日军。
  这可以从罗斯福对他儿子的一段谈话证明,罗斯福说:“孩子,我早就说过,要打败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抓住中国人不放,如果中国因孤立而屈服,你知道这意味着发生什么吗?这意味着日本人不仅可以从中国腾出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军队,而且还会再武装五百万到八百万中国人来。这些黄种人的大军会像蝗虫,不,像狮子一样扑向白种人的澳洲,扑向印度和俄国,占领埃及,然后和德国人在中东会师,那时候美国人还指望干些什么?噢,上帝才知道。”(参阅《二次大战白宫实录》)
  得了人家的就要听人家的话,所以就派了一位史迪威来做蒋委员长的参谋长。美援的果,是苦涩不堪,史迪威也成了中国抗日的“灾星”。
  中国成为同盟国一员后的第一任务,就是兵援缅甸的英、印、缅军,史迪威为缅甸战区指挥官。在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三月,中国军队在仁安羌援英战斗中,取得一些战果,但因英、印、缅军的失利,导致全线大败,史迪威率百余人,弃军离队,败走印度。数万中国军队困于北缅,饥寒交迫,牺牲数千。
  史迪威在缅甸的败绩,认为是平生大辱,要收复缅甸,以雪前耻,就成为史迪威在南亚的主要战略。以打通中缅补给线为借口,频频从中国调兵往缅甸作战。一九四四年春,罗斯福迫我远征军入缅竟有五次之多,并于四月十日,马歇尔下令,将援华物资停发,俟远征军出动,始予恢复。
  早在一九四○年七月,英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日本签定协定,宣布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禁止战略物资经缅甸运入中国。
  前文提到毛泽东的社论,引用了数则电讯:“英美人士对于衡阳战役亦抱着很大的耽心。他们指出:衡阳比长沙更为重要。他们忧虑:如果衡阳失守,战争将会延长。他们忧虑大后方的经济危机。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警告道:日本现有进行其‘首先击败中国’之象征(中央社纽约六月十四日电)。英国伦敦《泰晤士报》恐怕我国来不及等到滇缅路打通就被日寇打败,说:‘得出打通滇缅路将是为时太晚这个结论,是何等悲观啊!’”(路透社伦敦七月一日电)
  以上的资料充分说明了,英美对中日战争所考虑的只有两点,一是利用中国的军队,拖住日军,二是利用中国的军队,保护她们在南亚的利益。她们担心的是中国战场失利会使战争延长,但是她们不但没有支援中国境内的战争,反而不断从中国往缅甸输血。
  

第六节 战略上失败的原因(2)
所以衡阳会战期间,中国境内的军队已严重不足,无法规划一个像第三次长沙大捷的大捷。这就是说明国际间只讲利害、没有道义的严峻教训。
  统帅部不在乎衡阳的得失
  衡阳会战一开始,六月二十八日,梁寒超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否认衡阳失守会使战争延长,他说:“有人顾虑衡阳倘使失陷,将使战局延长一二年,吾人殊不能同意。”(中央社六月二十九日重庆电)又七月十日,何应钦在中枢纪念周上说:“在全盘战略上言,吾人实不忧敌人打通我平汉、粤汉两线之蠢动。”(中央社七月十日重庆电)
  从以上两则电讯,可以看到统帅部对衡阳会战的态度。当然会有这样的态度,也是有它的原因:第一,因前述原因国内兵力不足,无法规划一次大的会战,围歼日军。第二,正因为盟军已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已取得相当的进展,胜利已可预期。抗战之初,国军的战略就是“以空间换时间”,守守守,退退退。现在,则是“以时间等胜利”,当然不在乎衡阳的得失了。
  因此,衡阳会战一开始,就原本计划配给第十军协防的部队调往广西,准备下一步的防守。结果,衡阳会战后,一个地方都没有守住。四个月内,桂林、柳州又都失城于旦夕之间。
  友军支援不力
  友军支援不力,又是前述原因之果。既然统帅部都不在乎衡阳的得失,那么,友军又何必去卖命,也来它一个“以时间等胜利”,岂不乐哉?保得了军队的资本,也就是保住了胜利后政治上的资本。
  据最高军事主管部门所编《长衡会战》第六节检讨:“我军逐次使用兵力,未能发挥最高战力,敌我在衡阳附近主力决战时,敌军迅速集中优势兵力,而我方则以运动迟缓,如第二十四集团之七十四军,主力久期滞留常德,而由广西方面抽调之四十六军,均于战斗尾期到达战场,且四十六军正当战斗进行千钧一发之际,全部由战斗中西撤,不但未发挥整个战力,且予敌军各个击破之机会。”
  回想六个月前,第十军每日以百华里的急行军,驰援常德,解王耀武七十四军的第五十七师常德之围,今天王耀武却按兵不动,该如何去解说呢?
  蒋委员长希望第十军能守衡阳两个星期,而今,守了四十七天,又达到了歼敌七万余的战略目的,总不能说衡阳失守太快,来不及部署吧?衡阳的失守是谁的责任?统帅部从未“自我检讨”。
  试想,日军虽集十数万大军,久攻衡阳不下,自然有它的弱点,笔者认为日军最大的弱点就是,它的空军在太平洋的战役中已消耗殆尽,中国境内的日本空军力量薄弱,十数万的陆军也是强弩之末。此时中美联合空军已成立了八个月,广西还有不少装备精良的炮兵。史迪威的问题可以通过外交解决,甚至先斩后奏,来它一个“撤职查办”。退一万步,即使得不到中美联合空军的支援,统帅部如有一战的决心,规划一次大的决战,缔造一次大捷是绝对可能,因为衡阳守军已达到了歼敌七万余的战略目标,日军很容易接受衡阳守军的停火协议,也说明了日军此役已力不从心。
  再坏的结果,也比此后各军被日军一一击破,四个月后桂林、柳州的失守要强得多。当然,如能有中美联合空军的支援,能一举消灭日本最后的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势必重写,也不会有“雅尔达密约”,中国之命运也势必改观。真是“一子之误,全盘皆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经常决定于某一战役瞬间的变化和胜败,“淝水之战”和“滑铁卢之战”就是很好的例子。
  以上战略上失败各点,互为因果,此为吾人今后应“引以为戒”的教训。
  综合以上各节,笔者的感想是:
  抗战以来,统帅部的战略就是“退”和“守”,称之为“战略撤退”。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整整退守了十四年。“退和守”又养成国军怯敌和避战的恶性。孙子曰:“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吾人却很少见到统帅部“攻”的战略方案。
  

第六节 战略上失败的原因(3)
第三次长沙大捷以后,日本从中国抽出不少的兵力到太平洋作战。此后近两年中国战场上几乎没有重要的战役。而统帅部就好像“稳坐钓鱼台”,未见有任何反攻的战役。
  当美军在反攻太平洋诸岛取得相当的进展时,亦未见趁机配合,展开反攻。吾人不能不说,在整个对日抗战的策略上,是否有些失误?也是吾人研究历史者的一个课题。若说中国军队不能战,衡阳保卫战的第十军,除了数门美式山炮外,其余都是国产的武器,而达到平均每人杀敌四点五人。这总不能说中国军队不能战吧?
  若说统帅部“没有战的决心和胜的信心”,应该是不过分吧?
  

第七节 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
“视死如归”、“以一敌十”,本来是对“勇”者的形容词,而在衡阳保卫战中,则是事实的写照,此一事实,不是指少数几个人,而是第十军一万七千余名全军官兵。
  十多年来与日军战斗的经历,几乎都是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官兵们对日军早已无恐惧的心理,虽然每次的战役都极为惨烈,牺牲亦大,但官兵们一闻有仗打,就兴奋不已,有了杀敌的机会,不幸阵亡,也如愿为国尽了“忠”。下级对上级的关系,平时亲如父子兄弟,战时是相互信任的父子兵。长官对部下,以“仁、义、信”为主,以“严”为辅,绝少杀部下而立威者。对敌当然就是“智勇”双全。
  当衡阳保卫战的最后几天,有的阵地被日军攻占,战斗单位逆击兵力不足,这时师长带着卫士赶往做团的预备队,军长闻讯,也急急赶到支援。正如孙子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这可以说是第十军的“心理建设”。这些不是笔者在写作文,而是笔者与第十军未死官兵生活在一起有一段时期,亲身的体验。
  当日军对衡阳为期十余日第一期的总攻顿挫,日军伤亡达一万五千人,衡阳守军的信心更加坚强。日军对衡阳三次的总攻,第十军孤军只有消耗,没有增补,而日军的军力是一次比一次强,但是日军的伤亡也是一次比一次多,日军的伤亡总数达七万余。到战斗末期,援军无望,第十军官兵也绝无气馁,人人反而抱定“必死决心”,伤者不退,与敌偕亡,忠烈事迹,不胜枚举。若不是有上述的精神和置生死于度外的大勇,焉能有如此的战果!日军战史也是这样的说法。
  有些第十军官兵,已经脱离了战场,如曹华亭营长率官兵一百三十余人,冲出并突破日军包围圈,迎接援军,但援军早已撤走。曹营长的官兵空喜一场,当时曹营长有机会也可找理由脱离战场,却又率队冲杀返回阵地。另有第三师的几位士兵,带有连上官兵的家书和汇款,偷过敌军封锁,潜出到山中集镇,汇款和采购食物,未卷款逃离,再冒险潜返阵地。这些回来共赴国难的忠义精神。
  甚至炊事兵,不辞辛劳,除了烧饭,战友用饭时还要接替战斗任务,那么多伤患的护理,包括大小便的清理,都充分发挥了友爱的精神。如此种种,正是我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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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历史性的教训和展望
人们禁不住地要问:“衡阳会战,既然那么重要,又是那么壮烈,但迄今鲜为人知,到底是打胜了呢?还是打败了呢?”真是一个绝好的问题,也正是吾人要检讨的关键问题。前文已经说了许多,不再赘述。
  答案非常明确,就是:“衡阳守军在战术上,打了大胜仗。统帅部未能利用战术上的大胜,缔造一次战略上的大胜,是战略上的大败,罪不可逭”。
  衡阳失守后,到桂林失守、柳州失守,后方的报纸社论,几乎都一致赞扬“衡阳保卫战”的精神,并感叹此一精神未能发扬。统帅部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统帅部总不能说:第十军了不起,打了一个大胜仗,我统帅部未能战略配合,以致衡阳失守,战略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吧?!
  衡阳会战的检讨,行文至此,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以下是就中日战争,全面性的检讨,我们更要从这些检讨中吸取教训,使得在这一次“中国复兴”的道路上,不要再陷覆辙。
  一个重要的,我们需要检讨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是战胜国,为什么受到战败国的待遇?使秋海棠的国土变成了老母鸡?此外,我们还丧失了许多应得的主权。”当然,人们都知道“雅尔达密约”,我们被盟国出卖。可是,如果不是因“国共的内斗”,谁又能出卖我们呢?
  国共的内斗,不仅是分散了抗战的力量,失去了一次国家复兴的机会,还遗留下“至今尚难解决的国家统一的问题”。
  我们的展望
  历史是过去了的事,追悔责备都于事无补,失去的就是失去了。但是我们应该回归历史的真面目,这也是为政者对民族的责任,对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会有积极的作用。抗战时期国共的领导人都已作古,国共之间的恩怨也就应该随他们而逝,我们毋需再去背他们的包袱。正是“往者已矣!来者可追。”
  今天中国人最主要的课题就是“中国的复兴和国家的统一”,在“中国复兴”的道路上,虽然是障碍重重,如化繁为简,妨碍中国的复兴和国家的统一的敌人,就只有两个:第一个是内敌,第二个是外敌。其中内敌是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消灭了第一个最大的敌人,第二个敌人就可能自然消失了。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就如每个人的身体一样,健康的身体,不但本身不易产生病变,也不怕外界细菌的入侵。
  国家的统一和复兴,是一体的。统一靠两个力量,一为文化的凝聚力,一为政治的亲和力。当然我们不希望看到武力的统一。要避免武力的统一,两岸的领导人都要放下身段,放下一些教条和政治意识形态之争和放弃一些“模糊”和“诡辩”的政治用语。在本身的政治事务上力求政治修明,两岸交往的事务上力求“平和,诚信与合作”。当然,更不可对那些一心要撕裂中国的“虎姑婆”,抱存幻想和迷思。
  走错了的路,坚持错误,只会愈陷愈深,终至灭顶,无论多错,“勇于回头,回头是岸”。
  要消灭最大的敌人“自我”,就要有绝对的勇气和决心,“勇于检讨、勇于悔改、勇往前进”。
  认清了我们共同主要的任务是“中国的复兴”,这是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抗战胜利”以来,我们要追求的。因为内斗,我们已经失去好几次机会,我们不能再失去这次机会,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可能永陷不复之地,当然谈不上什么“出头天”了。认清了这一个主要矛盾,此外的一些政治意识形态之争都是次要的矛盾,就不必去争了。
  老子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就是今天吾人期望两岸的政党和开明的领导人要做到的。
  “团结、自强,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开创一个中国人的新世纪”,是两岸三地,全国各民族和海外华人应该共同努力的。
  

第九节 参考资料(1)
一、《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葛先才将军著。
  葛先才将军为衡阳会战第十军预十师师长,全军七个团,会战中期后有五个团和军直属部队统归葛先才将军指挥,本回忆录是包括了长沙第三次大捷、常德会战和衡阳会战的第一手战地资料。本回忆录原稿为葛先才将军一字一泪亲笔所写。这部回忆录,一九八一年在台湾曾荣获军事著作铜像奖。
  二、《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白天霖将军编著,一九八四年台湾天工书局出版。
  这是一部第十军未死在台官兵的集体著作,白天霖将军奉方先觉军长之命主笔,葛先才为主任委员。衡阳会战期间,白天霖任预十师迫击炮连连长,在衡阳会战一开始就指挥所部,一举击毙日军六十八师团长佐久间中将及参谋长原田真等将校多人,是衡阳会战首立战功的军官,然此一战功,是数十年后从日军战史中才得到证实。
  三、《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之部),赵庆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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