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新的城区,作为一个大都市未来的中心,不用说最早热起来的必是房地产”
第21章雄心勃勃(三)
“房地产热起来也就意味着新区的房价会进入一个快速上行通道,这一点政府肯定是乐于见到,甚至会推波助澜进一步推高房价,进而推高地价,作为政府主要经营的重点,通过房地产出让土地获得收益是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无可厚非,可是同时还得要考虑新区要积攒起足够的人气,没有足够的人气,暮气沉沉,举目四望,一片萧条,那后续的工作就会举步维艰,从这个意义上讲,房地产热起来也是一把双刃剑。
所以得让人买得起,也乐意住进来,这应该是关系到新区建设能否继续进行下去,乃至决定新区建设成败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让人买得起,也就是政府要对房价有一个明晰的判断,过低,吸引不了投资者,政府的收益也会减少,过高,也就让很多购买者望而却步,在这方面政府必须要有所作为。
虽然我们省市人口大省,省城也是人口大市,不缺人,但是有人并不一定代表人家一定会进驻这里,甚至买下房的也不一定就会住进来,一是要考虑到用什么来吸引他们住到这里,那就要求政府在相应的配套设施上必须要跟上,比如交通、比如教育等等,这些都需要同步跟上。总之新区要有自己的吸引力,特别是经济造血功能和社会共生效应”
陆政东一边思索一边缓缓的道: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不成熟的看法,总之在省城的定位上不妨看得宽一些,远一些,省城的位置摆在这里,谁也无法取代,作为省会城市要立足全省的高度,要能够成为全省的发动机之一,以发挥更大的独特的带动作用”
陆政东的一番话真是让薛明康和谭启源大为震撼,原本两人以为陆政东不是很支持市里搞新区,结果是两个人的猜想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
本来他们觉得他们规划的这个新区已经是够大够超前了,哪知道陆政东却是根本就觉得是小打小闹,一出手,规模就比他们所规划的足足大了十倍!这差不多是重造一座新城!
实际上也是把省城的建设上了一个档次,按照规定,城市总体规划实行分级审批:直辖市的总体规划由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审批;省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市、以及人口在一百万以上的城市的总体规划,由所在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其他城市的总体规划,由所在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市辖的县城、镇的总体规划,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城市总体规划一经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任意改变。如确需修改,应报请原审批机关同意。
实际上也就是直辖市、省会、自治区首府、人口超过一百万以上的城市总体规划需报国务院审批。
真要是把这样的设想变成现实,那省城的腾飞可以期待,这不能不让人怦然心动,陆政东这么讲,从某种意义上也就代表着省政府的意见,有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这样的规划在国务院通过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陆政东能够如此支持,这是一个绝佳的契机。
“政东省长,您的意见很中肯,明康和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省城要发挥龙头核心作用,就要有所为,要将我们地位优势和交通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郊县稳步推进城镇化进程,经发展低污染、劳动力密集的轻工业,近郊则积极推讲城市化进程,重点发展物流、仓储、运输和普通服务业,而在市区,要把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特质特性发挥出来,要把我们高校科研单位比较集中的优势发挥出来,依托中央商务区核心圈优势,充分发挥服务业和研究能力的优势,推动制造业的转型提升,让我们先进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以及物流等能够引领全省,辐射周边,形成真正名副其实的区域中心城市。”
薛明康和谭启源见陆政东这个态度,自然是打蛇随棍上,开始谈及一些需要省里支持的东西,一些原来还有些冒昧,觉得可能会被无限期搁置拖延甚至是否决的设想也可以拿出台面上来畅谈了,寻接了谈话的切入点,双方距离也就拉近了。
陆政东自然也是乐于见到这样的局面出现,对于省城的主要领导,特别是两位主要领导,陆政东也是琢磨了许久的,对于他而言,想要再贝湖有所作为,省城的发展那就绕不过去,而对于薛谭二人来讲,也急需在省城寻求突破,要是在省城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对于两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当然,薛谭二人需要支持显得更为急迫一些,这样主动权就掌握在他手里。
如果能够争取到薛谭二人的支持,也就赢得了省城的主要支持,加上安新的支持,省里最为重要的两大巨头站在他这一边,那么他在贝湖也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钱。
当然,其他地方也不能放松,这丝毫大意不得,在这件事上是有前车之鉴的,江南某省指定的省长候选人在施政上对省里的副省级城市倾斜较大,从而导致其他地市的代表极为不满,于是将刚调来不久。本来敬陪末座的副省长给推上了省长的宝座。
结果出来后,省人大不敢宣布选举结果,一面放电影让代表们“休息”,一面急电中央咨询对策。
这是解放之后出现的第一例指定候选人落选的事例,中央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得到省里的汇报之后一时之间也有点措手不及,结果商量对策花了四个小时才回复:尊重人大代表们的选择。
而省里面则是看了一天的电影,从上午一直看到下午,直到得到答复,这才赶紧中断正在放映的第五场电影,正式宣布当选省长有效。
可怜的敬陪末座的副省长显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赶紧给自己的老领导打电话:“不好了,我闯祸了!怎么会选我当省长?我怎么能当省长?”
可见当时的气氛之紧张。
而在几天之后,西部也发生类似情况,而原因则是相反,因新一届政府领导班子中来自省内最大两市的领导不多,两市的代表有意见,就联名推荐另外的副省长作为代表提名的省长候选人,和指定候选人PK,居然胜出。
接连发生的意外自然引发高层高度关注,为此,中组部在京召开部分省区市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工作座谈会,强调一是要相信、依靠和尊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换届选举的全过程都要充分发扬民主。
二是要及时掌握动向,有针对性地做工作,加强上下联系,及时沟通情况。
另一方面,立即派出工作组开展调查,看是否有非正常现象,结果自然是“查无此事”。
而这些意外的当事人其后的发展的确远超他们自己和当初将他们选上的人大代表们的想象,指定候选人就不用说了,出现这样的情况足以让高层认为他们存在中带着括号工作的时间远多于不带括号工作的时间,令人唏嘘不已。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他们自身能力和从政阅历等主观因素影响,又有他们的政治人脉资源不足,缺乏各方面支持的因素。
但不管怎么样,陆政东也是这样的意外的亲历者,他在长滩的时候作为副市长候选人的“差配”意外当选副市长,对于代表们的心思自然也是了解的,这方面他早有考虑,城乡统筹就是为这些地市量身定做的,在这方面不管是资金还是政策,这些地市都是最大的受益者。
到了这样的层面,协调发展,就不仅仅是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其实也是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部分,处在这样的位置,想要把自己的意志、政策措施顺利的贯彻实施下去,必须要争取到方方面面的支持,必须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才能给把事情办得更好
陆政东在省城考察调研完毕之后,全省绝大多数地方基本都跑了一遍,这样的考察调研一方面是他了解熟悉全省的情况,另外一方面也是省里各地的主要干部最为直观和近距离的了解他,这样的相互了解和熟悉对双方来讲都是难得的机会,这些干部肯定也在观察他琢磨他,而更主要的则恐怕是等着他——等着看他所提出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落到实处。
特别是他所提出的这些政策措施,不少都是需要资金的,或者说是看他如何点石成金。
而省里的资金一向都不是很宽裕,日子一直是过得紧巴巴的,这些资金他如何解决?
如果解决不了,那留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吹牛、放空炮,那到时候代表们就会用选票对他作出回答
第22章一石三鸟
周若山也挺替陆政东担心,陆政东画了这么大几张饼,可到时候拿什么来充饥?
贝湖今年的财政预算、预算外安排已经在人大会上通过,这也就意味着全省主要的财政资金用途已经明确,这样的预算本身都是在本身财政收入的基础上加了码的,一旦财政增收达不到目标,那就会赤字。
在这一点上,不管是发达省市还是欠发达省市,对于财政资金的使用都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基本都是超上限使用,想在这方面做出变动不说需要省人大批准,还涉及到下面各市州已经望眼欲穿的等待,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很不现实。
而且今年贝湖实行农业税减免,虽然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是明面上的帐,事实上,下面乡镇所收的并不止那个数,这样依然还是少了一截,这本身就是个窟窿要填。
“是不是也再加强下土地滚动发展?要不要在税收上再下下功夫?”
一边的周若山沉吟了半响问道。
不论如何,陆政东既然提出了这些举措,怎么也得想办法把这事先给画圆了。
只是陆政东不置可否的笑了笑。
土地滚动发展是陆政东在安新的创举,由于这样的滚动存储土地,避免了土地出让的随意性,成为安新一个稳定的财政增收点,也为安新能够实现腾飞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不过,这样的滚动模式并不适合全省推广,而只能在房地产涨幅潜力比较大的城市,对于那些房价涨幅不大的三四线乃至县城,这样的滚动方式意义不大。
而在税收上做文章,陆政东同样不会考虑。
对于很多地方而言,一旦财政吃紧,也就开始两手抓紧,一个是税收,一个是非税收收入,特别是税收更是突击的重点。
上级下达的增收任务要完成,公务员同事们缓发的工资要有着落,于是,各地都把收税、收费的国家机器开足马力。
对于贝湖这样财政收入比较吃紧的地方来讲,能够突击的不多,能够收入的大头不外乎是丁吃卯粮,上半年征收下半年的,下半年征收明年上半年的。
贝湖近年来税收收入任务基数连年高速增长,而经济发展却出现了与经济发展步调“力不从心”的矛盾,各地当前税收工作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税收工作压力犹如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所谓的预缴,是最让企业反感和最具争议的,事实上不合理也不合法,也是对企业积极性的一种挫伤,再继续下去,那就是杀鸡取卵,这样周而复始的一直预缴下去,也就形成恶性循环。
这对于未来的发展肯定不利,陆政东从来就没想在这方面做文章,相反,应该致力于建立良好的税收环境,以此来助推经济的发展。
当然,资金的问题他也必须得解决,他的目光放在了非税收财政收入上。
广义地说,非税收入是指政府通过合法程序获得的除税收以外的一切收入(不包括社保基金及住房维修基金)。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彩票公益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等。
具体而言分为几大块:行政事业性收费、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政府性基金、罚没收入、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等。
在财政吃紧的时候,政府也会在这方面想办法,最直观的比如交警突然加大执法力度,技术监督突然大检查,也就是政府给这些部门下派了罚没指标之类的东西。
陆政东并不是想出台一些收费政策,他同样清楚,这样的收费政策会直接或者间接的落到企业身上,他的想法是规范这些非税收收入,以规范来堵住乱收费的口子,以规范来实现非税收收入的增加,从而解决他需要的资金问题。
规范和增收看着似乎很矛盾,实际上有这样想法的人事不了解各种内情。
费税收收入从收到支,非常的混乱。
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共三百六十余项(二百七项纳入预算外,九十七项纳入预算内)。省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收费和基金项目项目达千余个。
而越到下面,收费的项目就越多,就陆政东掌握的情况,比如贝湖的双湖市,游离于财政之外的政府各部门的收费和集资、摊派,副科级以上单位中,执行收费的单位和部门有一百四十四个,收费项目竟达一千二百三十个,这些非税收入纳入预算外,其项目及数量不明确,据有些省的调研表明,中部地区乡镇政府的收费和集资已超过其政府财力的三分之一,后面两部分收入是政府非税收入的主体。
而双湖市的情况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很普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也正是这两项收入造成了政府非税收入的混乱状态。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预算外资金中只有为数较少的税收附加和零星的收费收入。
改革开放后,预算外资金的规模开始迅速膨胀起来。七八年全国预算外资金为三百多亿元,到九二年已经增加到三千多亿,相当于当年预算内收入的,其总量增加了十倍。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高层重视,也进行了费改税的尝试,以及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规定,明确了预算外资金国家所有的性质,规定各预算外资金应交财政专户储存,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将十三项大基金纳入预算,对大部分收费和基金要求实行财政专户管理。
但这些制度规定在落实过程中困难很大,特别是在市县乡三级政府,其非税收入设立管理约束力逐渐弱化,基本上处于多头管理,而多头管理实际上也就是谁也没管或者谁也无法管好,事实上沦为一种无序状态,乱收费虽然得到遏制,但是依然在大范围存在,因为政府部门想要收费实在太容易了,一个红头文件甚至领导一句话就可以,特别是在财政收入相对不高的地方,为了解决增收问题,各级部门不但睁只眼闭只眼甚至还变相鼓励。
而这样的情况对企业经营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企业负重前行又导致经济发展雪上加霜,严重侵蚀税基。
收费、基金只能来源于企业和社会,受收费管理部门的强力约束,收费、基金的刚性作用比税收大,被强行抽走后,税基相应缩小,从而直接减少国家财政收入,陷入财政愈困难,收费、基金愈多的恶性循环。还有一部分是收费养人,使征收成本提高,机构人员不断膨胀。各地方、各部门自行收费,要成立专门的征收机构,动用大量的人力,造成收费养人的局面;不仅使征收成本畸高,而且使机构人员臃肿,人浮于事,坐吃社会,还导致一些地方乱投资,许多都是搞“小而全”、“大而全”的重复建设,使经济结构更加失衡。
而更严重的是大量的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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