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大概只能归入于冲洗胃里的油腻一流，即作品，亦非饮，而是讲究吃的了。
香港也有完全西式的茶座，如战前有名的香港大酒店，告罗士打行和“聪明人”茶室等。告罗士打行和香港酒店的茶座，是珠光宝气的妖艳妇人和油头粉面的惨绿少年麇集之所，倒是“聪明人”茶座虽设在地下室内，却少繁杂的喧嚣，可以与至友数人作娓娓清谈。这里喝的除了纯咖啡与冷饮外，就是一樽利普顿红茶，是饮茶而非品茶。好在去的人意不在茶，茶叶的好坏便无所谓了。
后来到了重庆，应云卫经营中华剧艺社，在国泰大戏院演出。剧团寄住在戏院对门，外进则是一爿茶馆。杭州的茶楼里有舒适的藤椅可以躺卧，重庆的茶馆里则有帆布或竹片拼成的躺椅；每到这里来，颇动我的乡思。在重庆的五年中，我是经常出没在这家茶馆的。前几天吴茵还写信来提到我们当年在茶馆里谈笑风生的情景。这里的茶与杭州的龙井或英国的利普顿茶有别，这里饮的是沱茶。每逢你吃得酒醉饭饱时，喝上几杯沱茶，的确有消去油腻的功用。但是更令人难以忘怀的，倒是那些伴着喝沱茶的日子，谈文学谈戏剧谈电影，甚至谈国事（当然是小声的耳语，因为茶馆壁上贴着“莫谈国事”的警告），则是又一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社会大学。
抗战后回到上海，以前只有洋人才能进去的饭店茶室，大者如华懋、汇中，小者如DD’S与塞维那，如今我们也能大大方方进出了。还是喝茶，但这已不是品茶，而是对于未来美好日子的期待了。
1989年国庆后一日，听风楼
秦瘦鸥：俗客谈茶（1）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我们上代人留下来的两句老话，尽管此刻已经很少人再提起，大部分的小青年同志甚至根本没听说过，但不可否认，今天柴米油盐酱醋茶依然是绝大部分人日常生活中的最低需要，缺一不可。自然，也有少数人例外，七事之中，缺一缺二都不在乎。例如有些人因病遵照医生嘱咐，长期忌食加盐的菜，亦无损健康。而我，大概由于身无雅骨，对茶向来可喝可不喝，只要不缺白开水，一样好过日子。
记得自己还是个小毛孩的时候，我们那个虽然毗邻上海市区，却依然很闭塞的小城里面，不但没见过什么雀巢咖啡或雪碧、芬达之类的饮料，连问世最早的柠檬汽水或姜汁汽水，也只有极少数的家庭里才有。一般的老百姓要解渴，只有喝茶，但用的茶叶也决非什么乌龙、茅峰，都是不列等的粗茶而已，我们家中有一把锡制的大茶壶，约莫可装三四磅水，每天早上，我妈妈抓把茶叶丢在壶里，提水一冲，于是一家几口就随时可以去倒出来喝。我玩得累了，口渴不堪，往往懒得找茶杯，干脆探头咬住壶嘴，直接把茶吸出来，也不管什么妨碍清洁卫生。到了夏天，不能喝热的了，泡的茶就凉在大瓷碗里，让一家人解渴。
这里还免不掉要插写一次我童年时代所遇到的偶发事件。那是发生在我就读的小学校里的：有个姓葛的小学生，原来身子还不错，可渐渐地显得面黄肌瘦，精神委靡不振，终至休学回家。同学中纷纷传说，小葛害的是怪病。老师听他讲，由于他惯于把未泡过的茶叶放在嘴里咀嚼，日子多了，便成为“茶痨”。最后听说是有位高明的医生给他开了张方子，服后吐出许多绿色的小虫，他才得以康复。此事是真是假，我至今没弄清楚，但在我的脑海深处，却已留下了不可消灭的印象，到我成年后，不觉就养成了不喝茶的习惯。现在老了，也还是如此。有人误认为我必然常服人参之类的补品，故而忌茶，其实茶叶是否真会使补品失效，医学界至今尚无论断，何况我只是一个“爬格子”的老人，哪来这么多人参鹿茸？
茶是一种常绿灌木，不仅春间所生的嫩叶可作饮料，其子也可以榨油，其干坚密木质，可供雕刻，称得上一身都是宝。千百年来，经过人工培育改良，对气候土地的适应性更强了。我们国内绝大地区，几乎凡有人烟之处，就可以见到茶树（品质高下当然是另外一回事）。正因为这样，喝茶这种风气，早已和吃饭饮酒一样，传遍全国。数十年来，我足迹所到之处，很少没有茶室、茶馆的。尤其是广州、香港、扬州、苏州、重庆、成都等地，新中国成立前茶楼林立，俨然成为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因素，茶楼已不再发展。有不少茶室则并入餐厅酒楼，成为经营项目之一。但并没有影响人们爱好喝茶的习惯，我看今后也不会吧。
至于骚人墨客，以煮茶品茗为乐，更是无以代之。唐代陆羽一生淹蹇，不事生计，独嗜茶成癖，著成《茶经》三篇，被后世奉为茶神。庸俗如我，当然不会忽发奇想，去找《茶经》来读，但在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看到曹雪芹所写宝玉、黛玉、宝钗等夜访栊翠庵，妙玉烹茶待客的那一段，也觉雅韵欲流，悠然神往。从妙玉所谈关于如何选择用水，如何掌握烹煮时的火候，以及非用名器不饮等等高论中看，似乎略同于现代人所说的“功夫茶”。排场如此讲究的饮茶仪式，1954年我在香港，居然也幸得一遇。那次是新闻界同道张世健、谢嫦伉俪在一家著名的潮州菜馆宴客，宾主酒醉饭饱之余，与张谢谊属同乡的菜馆老板曲意交欢，又捧出一套精美的宜兴紫砂茶具来，用炭火烹水，泡了两小壶高级的铁观音，由大家用鸡蛋壳那么大小的杯子来品尝。我也郑重其事地缓缓喝下了两杯，却还像猪八戒吃人参果那样，除了觉得其味特别浓，并略带苦味外，仍然说不出什么妙处，但看到阖座怡然，也就不愿败人清兴，妄发一言了。
秦瘦鸥：俗客谈茶（2）
今年“五一”节的下午，我应邀往访一位早年曾留学英伦的朋友，他家里是有喝下午茶的习惯的。过去我也在西方人家里喝过几次所谓Afternoon Tea，觉得茶具很多，很讲究，但没有多少东西可吃，近于“掼派头”。如今大概因为年纪老了，食量锐减，除对咖啡、红茶外，只备几片吐司或饼干的下午茶倒也觉得很清淡，而素有暖胃消食作用的红茶也适合我的体质，所以那天喝得特别满意，后来就在家里仿照着招待过几次来友。我想一个俗人在生活上学得雅一些，也可算得是对精神文明的向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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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茶在英国（1）
中国人常说，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英国人在生活上最大的享受，莫如在起床前倚枕喝上一杯热茶。40年代在英国去朋友家度周末，入寝前，主人有时会问一声：早晨要不要给你送杯茶去？
那时，我有位澳大利亚朋友——著名男高音纳尔逊·伊灵沃茨。退休后，他在斯坦因斯镇买了一幢临泰晤士河的别墅，他平生有两大嗜好，一是游泳，二是饮茶。游泳，河就在他家旁边；为了清早一睁眼就喝上热茶，他在床头设有一套茶具，墙上安装了插座，每晚睡前他总在小茶壶里放好适量茶叶，小电锅里放上水，一睁眼，只消插上电，顷刻间就沏上茶了。他非常得意这套设备，他总一边啜着，一边哼起什么咏叹调。
从二次大战的配给，最能看出茶在英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英国一向依仗有庞大帝国，生活物资大都靠船队运进。1939年9月宣战后，纳粹潜艇猖獗，英国商船在海上要冒很大风险，时常被鱼雷击沉。因此，只有绝对必需品才准运输（头6年，我就没见过一只香蕉）。然而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居民每月的配给还包括茶叶一包。在法国，咖啡的位置相当于英国的茶。那里的战时配给品中，短不了咖啡。1944年巴黎解放后，我在钱能欣兄家中喝过那种“战时咖啡”，实在难以下咽。据说是用炒橡皮树籽磨成的！
然而那时英国政府发给市民的并不是榆树叶，而是真正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生产的红茶，只是数量少得可怜。每个月每人只有二两。
我虽是蒙古族人，一辈子过的却是汉人生活。初抵英伦，我对于茶里放牛奶和糖，很不习惯。茶会上，女主人倒茶时，总要问一声：“几块方糖？”开头，我总说：“不要，谢谢。”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喝锡兰红茶，非加点糖奶不可。不然的话，端起来，那茶是绛紫色的，仿佛是鸡血，喝到嘴里则苦涩得像是吃未熟的柿子。所以锡兰茶亦有“黑茶”之称。
那些年想喝杯地道的红茶（大多是“大红袍”）就只有去广东人开的中国餐馆。至于龙井、香片，那就仅仅在梦境中或到哪位汉学家府上去串门，偶尔可以品尝到。那绿茶平时他们舍不得喝。待来了东方客人，才从橱柜的什么角落里掏出。边呷着茶边谈论李白和白居易，刹那间，那清香的茶水不知不觉把人带回到唐代的中国。
作为一种社交方式，我觉得茶会不但比宴会节约，也实惠并且文雅多了。首先是那气氛。友朋相聚，主要还是为叙叙旧、谈谈心，交换一下意见。宴会坐下来，满满一桌子名酒佳馔往往压倒一切。尤其吃鱼：为了怕小刺扎入喉间，只能埋头细嚼慢咽。这时，如果太讲礼节，只顾了同主人应对，一不当心，后果真非同小可！我曾多次在宴会上遇到很想与之深谈的人，而且彼此也大有可聊的。怎奈桌上杯盘交错，热气腾腾，即便是邻座，也不大谈得起来。倘若中间再隔了数人，就除了频频相互举杯，遥遥表示友好之情外，实在谈不上几句话。我尤其怕赴闹酒的宴会：出来一位打通关的勇将，摆起擂台，那就把宴请变成了灌醉。
茶会则不然。赴茶会的没有埋头大吃点心或捧杯牛饮的，谈话成为活动的中心。主持茶会真可说是一种灵巧的艺术。要既能引出大家共同关心的题目，又不让桌面胶着在一个话题上。待一个问题谈得差不多时，主人会很巧妙地转换到另一个似是相关而又别一天地的话料儿上，自始至终能让场上保持着热烈融洽的气氛。茶会结束后，人人仿佛都更聪明了些，相互间似乎也变得更为透明。
在茶会上，既要能表现机智风趣，又忌讳说教卖弄。茶会最能使人学得风流倜傥，也是训练外交官的极好场地。
英国人请人赴茶会时发的帖子最为别致含蓄。通常只写：
某某先生暨夫人
将于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某时
在家
既不注明“恭候”，更不提茶会。萧伯纳曾开过一次玩笑。当他收到这样一张请帖时，他回了个明信片，上书：
萧乾：茶在英国（2）
萧伯纳暨夫人
将于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某时
也在家
英国茶会上有个规矩：面包点心可以自取，但茶壶却始终由女主人掌握（正如男主人对壁炉的火具有专用权）。讲究的，除了茶壶之外，还备有一罐开水。女主人给每位客人倒茶时，都先问一下“浓还是淡”。如答以后者，她就在倒茶时，兑上点开水。放糖之前，也先问一声：“您要几块？”初时，我感到太啰唆，殊不知这里包含着对客人的尊重之意。
我在英国还常赴一种很实惠的茶会，叫做“高茶”，实际上是把茶会同晚餐连在一起。茶会一般在4点至4点半之间开始，高茶则多在5点开始。最初，桌上摆的和茶会一样，到6点以后，就陆续端上一些冷肉或炸食。客人原座不动，谈话也不间断。我说高茶“很实惠”，不但指吃的样多量大，更是指这样连续四五个小时的相聚，大可以海阔天空地足聊一通。
茶会也是剑桥大学师生及同学之间交往的主要场合，甚至还可以说它是一种教学方式。每个学生都各有自己的导师。当年我那位导师是戴迪·瑞兰兹，他就经常约我去他寓所用茶。我们一边饮茶，一边就讨论起维吉尼亚·伍尔夫或戴维·赫·劳伦斯了。那些年，除了同学互请茶会外，我还不时地赴一些教授的茶会。其中有经济学大师凯因斯的高足罗宾逊夫人和当时正在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以及20年代到中国讲过学的罗素。在这样的茶会，还常常遇到其他教授。他们记下我所在的学院后，也会来约请，人际关系就这么打开了。
然而当时糖和茶的配给，每人每月就那么一丁点儿，还能举行茶会吗？
这里就表现出英国国民性的两个方面。一是顽强：尽管四下里丢着卍字号炸弹，茶会照样举行不误。正如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国家绘书馆也在大轰炸中照常举行“午餐音乐会”一样，这是在精神上顶住希特勒淫威的表现。另一方面是人际关系中讲求公道。每人的茶与糖配给既然少得那么可怜，赴茶会的客人大多从自己的配给中掐出一撮茶叶和一点糖，分别包起，走进客厅，一面寒暄，一面不露声色地把自己带来的小包包放在桌角。女主人会瞟上一眼，微笑着说：“您太费心啦！”
关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经常被列举的是火药和造纸。然而在中西交通史上，茶叶理应占有它的位置。
茶叶似乎是17世纪初由葡萄牙人最早引到欧洲的。1600年，英国茶商托马斯·加尔威写过《茶叶和种植、质量与品德》一书。英国的茶叶起初是东印度公司从厦门引进的。1677年，共进口了5000磅。17世纪40年代，英人在印度殖民地开始试种茶叶，那时可能就养成了在茶中加糖的习惯。1767年，一个叫做阿瑟·扬的人，在《农夫书简》中抱怨说，英国花在茶与糖上的钱太多了，“足够为400万人提供面包。”当时茶与酒的消耗量已并驾齐驱。1800年，英国人消耗了15万吨糖，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在饮茶上的。
17世纪中叶，英国上流社会已有了饮茶的习惯。以日记写作载入英国文学史的撒姆尔·佩皮斯在1660年9月25日的日记中做了饮茶的描述。当时上等茶叶每磅可售到10英镑——合成现在的英镑，不知要乘上几十几百倍了。所以只有王公贵族才喝得起。随着进口量的增加，茶变得普及了。1799年，一位伊顿爵士写道：“任何人只消走进米德尔塞克斯或萨里邢（按：均在伦敦西南）随便哪家贫民住的茅舍，都会发现他们不但从早到晚喝茶，而且晚餐桌上也大量豪饮。”（见特里维·沐：《英国社会史》）
茶叶还成了美国人抗英的独立战争的导火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波士顿事件”。1773年12月16日，美国市民愤于英国殖民当局的苛捐杂税，就装扮成印第安人，登上开进波士顿港的英轮，将船上一箱箱的茶叶投入海中，从而点燃起独立运动的火炬。
咱们中国人大概很在乎口福，所以说起合不合自己的兴趣时，就用“口味”来形容。英国人更习惯于用茶来表示。当一个英国人不喜欢什么的时候，他就说：“这不是我那杯茶。”
萧乾：茶在英国（3）
18世纪以《训子家书》闻名的柴斯特顿勋爵（1694—1773）曾写道：“尽管茶来自东方，它毕竟是绅士气味的。而叫可则是个痞子、懦夫，一头粗野的猛兽。”这里，自然表现出他对非洲的轻蔑，但也看得出茶在那时是代表中国文明的。以英国为精神故乡的美国小说家亨利·杰姆士（1843—1916）在名著《仕女画像》一书中写道：“人生最舒畅莫如饮下午茶的时刻。”
湖畔诗人柯勒律治（1875—1912）则慨叹道：“为了喝到茶而感谢上帝！没有茶的世界真难以想象——那可怎么活呀！我幸而生在有了茶之后的世界。”
1989年9月12日
周作人：关于苦茶（1）
去年春天偶然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