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另类史- 第37部分

最终，仅有三艘葡萄牙大船逃回满剌加，其余皆被焚毁击沉。这一仗很漂亮，佛郎机盗寇偷鸡不成蚀把米，悻悻而去。

转年，嘉靖元年（1522年）秋，又有一批葡萄牙殖民者灭掉了苏门答腊沿岸一个小国“巴西”之后，奉葡王之命，他们驾五艘巨舰，兵员一千多人，扬帆直逼广东珠江口。此来，一是报复，二是准备在中国沿海建立一个永久军事基地。

在新会的明朝备倭指挥柯荣等人立即组织水军，在西草湾一带拦截敌舰，猛攻侵略者。

此战，明军斩首三十五级，生擒四十二名葡人，俘获两只大船，其余三艘船逃掉。

嘉靖帝下旨，把所获夷兵就地斩首示众。四十二颗红毛脑袋，悬于广州城门楼上。不仅如此，明朝官军缴获数筒葡萄牙原装船用炮铳，名之为“佛郎机”，上献朝廷，这就是“佛郎机”当作火器名的起始。

其实，明朝在弘治年间（六七十年前）已经从走私的西洋船上获得过这种武器，只不过当时没给这种武器起名。

据明人胡宗宪《筹海图编》记载，佛郎机炮“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于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包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放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ｗωｗ奇Qisuu書网他船相近，经此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战，则无用也。”他还讲到有通事（翻译）献手铳（早期手枪），射程百步，也是一样的武器原理。

后来，明朝兵部铸造一千多佛郎机大炮，名为“大将军”，下附木架，可高可低，发放于三边守军。但明朝将士不怎么会使用这种大家伙，一直未用于实战。

胡宗宪还说：“中国原有此制，不出于佛郎机。”这句话不错，火器由宋朝已经在战争中所用，元朝更是进一步发展了制造工艺，只是当时没有过多重视，乱哄哄中就亡国，铳炮基本没有发挥作用。元末明初朱元璋军队在不少战役中使用类似火器，效用明显，有几次成为战争中决定因素。

但肯定一点的是，至正德、嘉靖年间，西洋制造方法肯定优于明朝，他们的“佛郎机”比“大将军”什么的火炮威力更大，很可能当时的西方制造工艺比明朝要先进。

此事之后，葡萄牙人被明朝打怕了，好久不敢想武力入侵的法子，就上书要求与明朝通商。由于朝臣们普遍认定“佛郎机”人乃“贼虏之桀”，皆建议朝廷拒绝与之交往。但不少人希望明朝恢复与东南亚诸通贡国的贸易，因为海禁对广东番舶收入大有影响，大多数商船都驶往福建沿海去做买卖了。后来，巡抚朱纨严禁通番，整治海防，葡萄牙人赚不到钱，就开始杀人明抢，做起无本“买卖”来。

气急败坏成巨盗

——杀人劫货的葡国海盗

明朝嘉靖年间的所谓“倭患”，乃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最早大爆发。

巡抚浙江兼任福建等处海道的朱纨下令剿捕海盗，严禁通番，并催使近海居民通盗者互相告发。吃“走私饭”已成习惯的地方豪民汹汹而起，吃里扒外，纷纷与葡萄牙人勾结，上岸杀人放火。地方官不知实情，上报说是“倭寇”入侵。

究其实也，最早的盗贼们根本不是真倭，反而是由海而至的葡萄牙人。这些人在闽浙大掠，与日本浪人及中国海盗王直、徐惟学等人大肆勾结，在嘉靖十九年就已经把宁波附近的双屿港当作“大本营”，四处出击，杀人越货。由于时人总以“倭寇”称呼这些贼徒，反而后来很少人知道葡萄牙人是最早的罪魁。

特别可恨的是，葡萄牙人在放火烧杀抢劫财货之外，他们与“倭寇”最大的不同，就是喜欢大量俘掠平民，转送海上贩卖为奴。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盘踞双屿岛的葡萄牙、日本浪人、中国海盗的据点被明军攻克，这伙贼人暂时退出浙江，逃往福建的金门（当时称浯州屿）集结，转至福建为祸。不久，即发生了在诏安附近的走马溪之战。

走马溪位于诏安县东南，里面有一个避风港，名曰东澳，大批走私海盗船常在此聚集，故此又称“贼澳”。

明军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正月二十六日，从走马溪发兵船，进剿这批海盗。葡萄牙等盗贼先是持“鸟铳”上山阻击，但被明朝伏兵打下山去，只能逃回船上。明将卢镗亲自擂鼓督阵，指挥水军进攻，包围了七只敌船。经过激烈战斗，“生擒佛郎国王三名，倭王一名”以及其余“黑番鬼”等人共四十六名。

在明朝人的眼中，这些人“俱名黑白异形，身材长大”。可见，除葡萄牙白人外，其中还有充当他们奴隶打仗的黑人俘虏。明朝人当时很少见黑人，看见这样的人种，自然视为异形“黑番鬼”。但所谓的“佛郎机国王”和“倭王”，不过是海盗高级头目。同时，被杀海盗中还有数十名中国人。

由于朱纨巡抚的举措触犯了闽浙豪氏富商的利益，这些人在朝中又有不少亲贵作靠山，便有御史弹劾朱纨杀掠来明朝进行正当贸易的“满剌加人”。

明明是佛郎机（葡萄牙）盗贼，朝中御史颠倒黑白，诬称朱纨滥杀与明朝有藩贡关系的贡使和商人。

明廷下诏逮朱纨入京，朱巡抚悲愤自杀。自朱纨死后，海禁复弛，葡萄牙海盗遂纵横海上，更加猖獗。而先前在走马溪战役中指挥得力的卢镗等将领，也被朝廷逮捕下狱。

海禁解除后，明朝沿海贸易飞速发展，特别是浙东一带，海盗、商人角色互换十分快，赚大钱就当“商人”；如果赔了，他们就干没本买卖做“海盗”，一时间乱七八糟。

明廷发觉这样下去会出大事，只能把卢镗等人从监狱放出来，调兵遣将，在两浙闽广江淮一带四处征兵集饷，准备打击海上侵扰势力。

结果，人心思乱，沿海贼民纷纷入海，“倭寇”大起。所谓“倭寇”，其实真倭只有十分之二三，中国人占绝大多数，其间也有不少葡萄牙人。对此，笔者会在下篇专门讲平倭的章节中详细叙述。

可以肯定的是，葡萄牙人绝对是最早煽诱“倭寇”的主凶，他们流窜到哪里，哪里就会冒出“倭寇”。在浙江、福建受挫后，葡萄牙人只能窜至广东谋求“发展”。这些贼人，沿海乱泊乱窜，杀人放火强奸的同时，掳掠平民，可谓是坏事作绝，所以当地人称他们为“番鬼”（现在广东人仍称洋人为“鬼佬”）。

掩人耳目费心机

——窃据澳门的“佛郎机”

澳门，在明朝时称为“壕境”，有时也作“濠境”，其实原名是“蠔境”。大家都知道“生蠔”是壮阳美味，“蠔镜”本指蠔壳一处滑润部分，因其平滑如镜，称为“蠔镜”。而壕镜澳，正是因为当地地形似“蠔镜”而得名，明人有时也称之为“香山澳”。

此地之所以又被称作“澳门”，是因为，“澳者，泊口也”，此澳有南台北台，“台者，山也”，两山相对，峙立如门，所以称为“澳门”。但是，澳门英译为“Macao”，葡译为“Macan”，白话为“马交”（音为“马考”），这又是如何而来呢。原来，葡萄牙人初入澳门，见有大庙，当地人称“妈阁”，即妈祖庙。“妈阁”一词由“娘妈角”庙转音而成，葡人本来是问地名，当地人以为是问庙名，便以白话答说是“妈阁”，葡人就认定此地叫“Macan”。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有一伙葡萄牙人在澳门靠泊，佯称是外国贡使，由于海水打湿上贡物品，希望当地官员允许他们上岸晾晒。当时在澳门有话事权的是明朝海道副使汪柏，他收受异宝贿银后，就答应了这些人的请求。

由此，葡萄牙人在此上岸，先是搭帆布帐篷，逐渐得寸进尺，运砖搬瓦，聚屋成落，慢慢扩大规模。临时帐篷，逐渐成为永久居所。

其实，当时汪柏正是奉命剿海贼驻军于附近，他明明知道这伙人就是朝廷最最痛恨的“佛郎机”，但受人钱财要办事，便告诫他们千万别称自己是“佛郎机”。

只要有利可图，自己称作“大狗鸡”也可以，葡萄牙人当然一口应承，当时他们真的还挺低调。

不久，这些贼洋人又把中国人同伙何亚八一伙人出卖，向明军通风报信，使得汪柏一举镇压了何亚八海盗组织。为此，汪柏更觉自己离间分化得计，下令完全允许葡萄牙人留住当地。

另外一方面，这些葡国人能进献嘉靖帝拜道所用的龙涎香，平时还按照规矩缴纳税银，皆使明朝地方当局认定他们“有用”。特别该道的，葡人个个都是行贿高手，洋烟洋酒洋美人加上海外奇珍异宝不停往当地官员衙门里送，明朝地方官员们不能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得便宜卖乖，从十六世纪的葡萄牙人平托开始，一直到十八世纪的冯秉正（peredemailla）等人，均牛逼说澳门是中国政府为了奖励葡萄牙人帮助驱除海盗而送给葡萄牙人的。后来，居心叵测的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应该叫藤田王八才好），假装研究钩沉一番，宣布说确实葡萄牙人帮助中国政府镇压了“张四老”海盗。但是，遍查中国史籍，根本没有“张四老”这个人。瑞典的龙思泰（Ljungstedt）更可笑，他“考证”说“张四老”就是郑芝龙，完全驴唇不对马嘴，年代和人名完全搞混。

但是，所谓的葡萄牙人帮助打海盗，也非捕风捉影。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拓林澳一带的明军水兵兵变，威胁到广州城的安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丑表功，主动请缨，向明政府地方官员要求派他们当“先锋”，攻打叛卒。当时在两广当总兵的是名将俞大猷，他以招抚为名，出其不意，很快就把水兵叛乱镇压下去。也甭说，葡萄牙人落井下石。明军对虎门附近三门海上停泊的九艘叛兵船发动攻击，葡人商船一旁发炮“声援”，摇旗呐喊，起到了“吓唬”作用，事后，他们大肆张扬，向俞大猷“报功”。

俞大猷事前，为了纠集各方力量平叛，答应过“功成重赏其夷目”，但绝非是官方宣布，而是私下允诺对澳门的葡萄牙商船主要头目一年内免予抽税。葡人自恃有功，不仅头目不交税，阿猫阿狗都不交税，最后激恼了当地的海道副使莫吉亨，把澳门出入海路堵截，不让船只出入。

见捅出大漏子，葡人又不敢和明军真干，只能服软，自愿输税，倍于从前。

俞大猷方面，其实早就把澳门葡萄牙人视为眼中钉。同时，他对地方官姑息葡萄牙人盖屋成村占据一方的做法十分反感，已经准备集兵驱除，但不久他受明廷中有人陷害失官，此举未果。

葡萄牙人想趁热打铁，以协剿有功为名，派使臣想去北京。这次他们自称是“蒲丽都家”国（葡萄牙音译），说是已经“兼并”了满剌加，现在代替满剌加入贡。

明朝人从未听说过“蒲丽都家”这个国家，葡萄牙人又无印之勘合，所以，他们连广州布政司官员这一关都没过。明朝官员识穿了他们就是“喜则人，怒则兽”的佛郎机人，坚拒他们入贡。

舔了半天，葡萄牙人连当孙子入贡天朝的资格也没得到，悻悻而返。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海上后起之秀荷兰有二百多人分乘两艘兵舰突然出现在澳门海面，狗咬狗一样与葡萄牙人干了一仗，却失败逃走。荷兰海军司令（NanWaerwijk）大怒，率一只大型舰队来攻，结果遭遇台风，被刮到了澎湖。刚喘口气，忽然发现明军数十艘从福建方向驶来的巨舰，荷兰人吓得慌忙逃跑。

经此一役，澳门葡萄牙人找到了借口，以防御荷兰人为名，开始在当地兴筑炮台和垣墙等工事。当地中国人愤怒，民众自发而起，先把耶稣会士修建的堡垒付之一炬，并相传“佛郎机人”要造反谋逆。

葡萄牙人吓坏了，立刻派人携重宝到广州向当地官员道歉，声称葡商良民大大的，绝无造反之事，这事才得缓息。

由于从万历二十六年到万历三十八年一直做两广总督的大贪官戴耀一直对葡萄牙人姑息纵容，使澳门的葡人趁机发展，窃据已成事实。后来，张鸣同继任后，仍旧姑息。他主要是吓唬葡萄牙人不要引进倭寇入广东，违者严办。他还威胁说，葡人如果再掳掠人口贩卖，将被赶出澳门。毕竟葡人经商已获巨利，就大有收敛。

但到了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之后，葡萄牙人钻明朝《海道禁约》条文的空子，以修缮“旧建筑”为名，大兴炮台，葡萄牙头目卡拉斯科还在中央高地的三巴炮台建立“总署”，俨然治外一国。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始，东北满洲努尔哈赤崛起，辽东陷落，明廷的注意力转向。大臣徐光启本人是天主教徒，主张铸造大炮，并派人来澳门向葡萄牙“教门兄弟”购买大炮。

天启初年，明朝人又想“以夷攻虏”，在澳门招募二十四名葡萄牙人雇佣军，准备派他们携大炮往东北帮助打满洲人。可笑的是，这些“老爷兵”每人还配备两名中国仆人伺候。

他们行至半路，刚刚走到南昌，因朝廷内部多有官员反对用这些“夷人”打仗，这些家伙又被原道遣回，但他们平空骗取了三万四千两白银的“工资”。明朝广州地方政府也好玩，责令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分摊这些开支。

彼时的葡人还慑于大明之威，只得吃下哑巴亏。毕竟听从明廷使唤，又派人遣物，中国官员至此就不大防备这些葡人，使得他们加紧了在澳门的“经营”。

从1580年起，葡萄牙本国国内已经衰落不堪，沦为西班牙附庸，被人牵着加入与荷兰、英国等国的恶斗，民疲财耗，许多海外殖民地被他国所夺。所以，母国疲弱，澳门的葡人也无底气。他们占据澳门，也就低调许多，对于当地只是窃据而已，没敢再挑出大事端来。

时光流逝，一去就是几百年。葡国蛋挞，不知是否在那个时候为国人的口味所接受。

零柒

2

　明朝沿海“倭乱”始末――倭刀狂徒们的覆灭

2006年初，各媒体均从不同角度报道了这样一个算不上热点的非娱乐消息：安徽歙县，有日本人出资，为明朝倭寇头子王直修建墓园。坟墓建好后，浙江丽水学院和南京师大两名青年教师愤然砸碑。据当地政府称，他们本来要以“历史”搭台，“经济”唱戏，想把王直墓园搞成个旅游点，故而与“日本友人”协商，邀请身在日本的明朝大汉奸王直后裔来歙县立碑修墓。

消息传出，舆论为之小“哗然”了一把。支持砸墓的人自然从民族大义出发，他们忿忿不平地认为：如果王直这样的卖国贼都都允许修墓的话，汪精卫等人更有理由重建坟茔（按他的“级别”，都可以建“陵”了）；反对砸碑者自然是不少自诩为“爱仇人”的假世界主义者，认定砸碑义举是“愤青”的“作秀”。

无论如何，日本人为中国明朝的一个民族败类修碑，并得到当地官员的大力“支持”，这在我们不少人历史观本来就混淆争执的时候，尤其刺激国人的神经。

但是，包括南京的一个律师和所谓民间历史协会的会长，皆从“法律”和“历史”角度指责二位中国义士砸碑的行为。律师口辩犀利，认为砸碑二人的举动“行动不理智，程序不合法”，属于“故意损坏公私财物”；历史协会“会长”认为，“倭寇”为中国带来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应该肯定。由此推之，八国联军侵华和日本侵华，大概也会被这种“历史学家”肯定为“打破中国封建社会和独裁政治的积极力量”吧。

其实，对今人来讲，王直这个名字很陌生，“倭寇”一词又太宽泛。而且，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