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另类史- 第38部分

其实，对今人来讲，王直这个名字很陌生，“倭寇”一词又太宽泛。而且，称王直是“倭寇”头子，更会有不少人茫然。在一般人头脑中，日本人应该叫“犬养裕仁”、“尻后直养”、“山本五十六”之类的，怎么会出来一个“王直”？这名字如此中国化！再者，如果王直是中国人，依据今天的惯性思维，他最多也就是个伪军头目或维持会长，怎么会成为倭寇头子呢？

说来，还真是话长。

倭寇——源远流长的祸患

明朝倭寇，一般人都以为是中后期的事情，其实，由来已久。早在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就已经数次攻掠苏州、崇明等地，杀人劫物，猖狂一时。

明代倭寇之祸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洪武至正德年间；第二个阶段是嘉靖年间，也是最猖獗期；第三个阶段是万历年间。

至于对明朝倭寇之患性质的定义，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学者们言之凿凿，定性为“日本武装侵略集团对中国沿海的破坏性掠夺战争”。随着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层面的宽松，八十年代后至今，不少中国学者忽然增长了“国际视野”，以日本学者的研究者作为准绳，语不惊人死不休，大讲明朝倭寇的性质是“明朝东南沿海各阶层人民反封建、反海禁的正义斗争”，是“明朝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

其实，上述二类观点均矫枉过正，前者把“倭寇”完全说成是“日本人”的侵略，后者耸人听闻地美化海盗侵掠。

明朝倭患，是以葡萄牙殖民者（佛朗机）为诱因的，以中国沿海商业海盗为首的，以日本浪人集团为辅的盗贼集团，对明朝中国人民烧杀劫掠的非正义战争。

早在元朝时期（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已经有日本商盗禁掠庆元（今宁波）的记载。但那时的“倭寇”应该基本上都是“真倭”，中国人很少。元朝末年，恰恰是日本的“南北朝”时期，特别是日本南朝的“征西府”及各地分裂割据的地方大名势力，谁都不服谁，你杀我伐，使得战乱中大批日本武士、浪人、海盗商人、流民等等，潮涌至中国沿海。同时，他们又与被朱元璋击败的张士诚、方国珍等部相勾结，在大明朝沿海地区不时烧杀劫掠。

虽然海寇猖獗，但当时朱元璋认为心腹之患是北方的残元势力，对沿海的外寇入侵只是防御而已。他下诏加强海防力量，禁止军民人等“私通海外”，还未完全实施海禁，允许贡舶贸易。

朱元璋初建明朝时，他对日本的情况不甚了了。洪武二年，倭寇犯山东，朱元璋仍旧“天朝”思维，遣使至日本，诏谕其奉表来朝，语气充满恫吓。日本南朝的怀良亲王乃后醍醐天皇的儿子，见明朝来诏语气强硬，不吃这套，竟敢杀掉几个明使并拘押了正使杨载等人。转年，明使又来，怀良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厚待来使，上贡马匹及衣物，并向明朝放还倭寇在明州和台州等地抢掠的平民男女七十多人。朱元璋大喜，自以为明朝天威所至，终于使小倭臣服。其实，怀良当时的“服软”，恰恰是因为日本北朝咄咄逼人，日本南朝疆土日蹙，不想也不敢又树一大敌，再招惹明朝的进攻。

过了好久，朱元璋才知道所谓的“日本国王”怀良不过是个亲王，日本还有一大半地方归于“北朝”统治，于是他派使臣前往日本想与日本北朝联系。在怀良阻挠下，明使一直不能北行。过了近两年，明使才与实际主持北朝政事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源道义）联系上，进入日本王京商议两国“友好”之事。足利义满为人还很有长远思虑，他派使臣携贡物而来，但老朱皇帝认定日本来使没有正式称臣称藩的官方表疏，拒绝接受贡品。他厚赏日本使者，诏遣归国。

日本方面，南北朝大致是这样形成的：1318年，即日本文保二年，后醍醐天皇即位，他属于大觉寺皇帝系统。借将军幕府内部发生内讧之机，他想推动“倒幕”来使自己的虚位变实。结果，幕府将军一派先下手，把后醍醐天皇流放到隐歧（今岛根县）转而拥立持明院一系的皇室后代光严天皇即位。后醍醐天皇的儿子怀良亲王与大阪武士楠木正成等一些人立刻起兵相抗，发起倒幕战争。开始时，怀良亲王一派非常顺利，甚至把他天皇爸爸也从隐岐救出。幕府一派大将足利尊本来是奉命镇压，但他中途倒戈，支持后醍醐天皇，回军灭掉了镰仓幕府的北条氏。如此一来，光严天皇退位，后醍醐天皇复辟，实行天皇亲政。

君臣相处日久，天皇想下手把他的“恩人”足利尊也干掉，可这位足利尊不是吃素的，他先下手，再次逮捕了后醍醐天皇，扶立持明院系统的光明天皇继位。后醍醐天皇跑到吉野，与光明天皇并立，所以，日本出了“南北朝”局面。后醍醐天皇一派转为“南朝”，光明天皇一系称为“北朝”。这种对峙，一直延续五十多年。

当然，大明朝并不知道日本还有什么“天皇”，蕞尔小邦，不过是摹仿大唐高宗皇帝的“天皇”称谓，自娱自乐而已。

明初倭寇，真倭居大多数，多数来自日本列岛的萨摩、长门、博多、鹿八岛等地，入侵道路和以往入贡道路一样，由高丽趋山东，在四、五月间趁东南风沿海扬帆而至。所以，山东、辽东半岛的倭患在明初最严重，其次是浙江。当时受倭患困扰最大的，还有明朝的藩属国高丽（朝鲜）。但李氏王朝建立后，朝鲜国内政治局势好转，倭寇连连受挫，就把入侵重点转向中国沿海。

胡惟庸案发生后，朱元璋因为此案涉及日本人参而面龙颜大怒，对日本深恶痛绝，遣使痛责。不料，南朝的怀良亲王觉得山高皇帝远，派人送来表文，语意傲诞无礼。

老朱皇帝阅毕，气得哇哇大叫。但最终还是以元朝征倭失败为前鉴，没有发兵征讨这个海外狂妄小国。

朱元璋本身就是个偏狭之人，由于对倭人满心痛恨。洪武二十七年之后，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已经统一了日本；并以太政大臣的身份当上了日本实际的主人。他派人主动来向明朝示好，皆被老朱拒绝。当然，朱元璋不敢轻视海防，陆陆续续下来，几十年间，洪武一朝共在辽东、山东、南直肃、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设立了五十八卫及八十九所，置兵数十万，有兵舰千余艘，严防倭寇。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其孙朱允炆即位，也就是建文帝。日本的足利义满忙趁机遣使表示友好，在正式表文中有“日本国王臣源（道义）”的自称，也就是以藩国身份向大明称臣。建文帝厚报使者，热情接待。

但是，日本使节再来明朝时，大明皇帝已经变成了朱棣。明成祖朱棣虽然篡了侄子的江山，对日本的态度却没有变化。他非常热情，特别是足利义满的“称臣纳贡”，让这位野心家十分舒坦。

为此，明、倭两国友好关系建立，约定日本十年一入贡，人数每次不超过二百人，并给予日本人“永乐勘合”。

现代人听见中国古代四周的小国纷纷入贡，觉得倍儿自豪，泱泱大国自尊心一下子得到满足。其实，这些蛮夷小国的所谓“入贡”，变相打秋风捞便宜而已，真正的称谓应该是“贡舶贸易”或者“勘合贸易”。

以倭国为例，其使臣所携“贡品”，中国肯定要依其价值“回赐”金银，往往是一根萝卜换回人参钱。只要你小国承认我大明为天朝，我们就厚赏金钱买脸面；使臣们除“贡品”外，又搭载不少官方货物在当地贩卖，为体现“天朝”宽仁，明朝基本是予以“免关税”对待，即不对货物“抽分”，以此来达到“怀柔远人”的目的；最后，来使们个个夹带私货，上至正使，下至船夫役佣，都揣私货来贩，天朝当然对此不闻不问，任其货殖取利。

所以，各个蛮夷小国特别喜欢和中原王朝打交道，叫声爷爷能换那么多好处，傻瓜才不干。所以，虽然规定“十年一贡”，每次二百人为限，但日本贡舶船一年就来几次“入贡”。

为了向大明示忠心，足利义满也在国内搜捕倭寇，并派兵到对马诸岛，全歼了数百劫掠中国沿海的贼人，获贼头二十人。而后，趁永乐三年入贡时，把这些“倭寇”全部交予大明朝处置。明成祖朱棣自然高兴，对足利义满予以重赐，但他拒绝收倭虏，让日本使节自己处置。

日本使节很“懂事”，回行至宁波时，他指挥手下，把二十个倭寇头子全部入放立于海边的大铁锅内，统统小火蒸熟，然后抛入海中喂鱼。自然，此举又获明廷赏赐大笔金银。

永乐六年，足利义满病死。他的儿子新任幕府将军。这位足利义持是反明派，断绝了两国的正常关系，倭寇来犯加频。但后来随着足利义教的继任，日本恢复了与明朝的友好关系。所以，自永乐至正德的近一个世纪内，中日官方关系大局上是友好的。即便如此，明朝沿海倭患时有发生，日本各地大名诸侯或武士、浪人集团常常冒充贡使贡船，在中国沿海一带骚扰抢掠。

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朝辽东总兵刘江在望海埚一战大败倭寇，斩首千余，活抓数百，一时间倭寇的活动大有收敛。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四十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倭船趁明军不备，突然发动袭击，在浙东杀掠官兵平民数万人，登陆后焚屋掘坟，无恶不作。最令人发指的是，这一伙真倭把婴儿挑挂于竿头，用滚水浇烫，以听小儿惨嚎为笑乐。每当他们抓到孕妇，鬼子们就三五成群，互相打赌孕妇腹中是男是女，然后用刀剖开视看以为戏耍。当是时也，浙江许多地区“流血成川，积尸如陵”。种种恶行，在二十世纪的中日战争中，这些倭寇的后代们变本加厉，又在中国重新上演。

对此，明朝政府极其重视，派重兵分守要地，增置堡垒，添置大船，在沿海严备，使得倭患稍息。

明朝与日本政府官方之间，仍旧保持贸易往来，但也都是薄来厚往的不平等贸易，日本人从中赚取了高额利润。以日本刀一项为例，这种刀器，品质好的在日本国内可能最多值1500文，而到了明朝，至少也要一万文卖出。由于刀剑这种东西不占地方好携带，日本的“贡使”们纷纷爱带这种货物进入中国。事实上，刀剑等武器本来是严禁作为商品入口的。明政府还是委曲求全，就怕小不忍则乱大谋。

有时候，明朝官员偶尔因日本使臣携带刀剑太多表示拒绝购买，日本人就会威胁说：“如果大明嫌弃我们的货物，我们国王肯定大大的不高兴，到时候海寇闻风而至，不知谁能担此罪责？”由此，明廷在与日本的贸易中，经济负担日益沉重。加上对这些罗圈腿矮子每次成百上千人的“接待费”，明廷确实有苦难言。

日本人是那种欺软怕硬的典型，这些持有勘合的商队在中国各驿站被好吃好喝伺候着，仍旧不知足，时常凌侮驿官驿夫，甚至多次趁酒醉殴死中国人。过分到这种地步，明政府总是息事宁人，谕令日本使臣把“人犯”带回自己国家审讯，以示“朝廷宽宥怀柔之意”。

中国人一向有此传统，即对外国人无比“宽大”、“宽容”、“博爱”。二十世纪中期日本战败后，那些双手沾满国人鲜血的战犯仍然受到我们的优待，而我们的看守中不乏父被日本杀母被日本人奸的人，他们却对日本人表现出超出人性范畴的“宽仁”。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让日本战犯流泪忏悔。结果，这些矮子们被放回国后，马上著书立说，基本最后都变成最凶狠的右翼势力。

从明初期的倭寇入侵可以见出，明朝“禁海”不是倭患的原因，而是倭患的结果。明廷当时并非断绝了市舶贸易，只是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贸易，并非是“闭关锁国”。

“倭寇”大兴——嘉靖时代的巨患

自嘉靖中期开始，明朝沿海倭患忽然大增，无论是规模、数量以及入侵次数，宛若狂潮来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从“外部”来讲，即日本方面，明朝进入嘉靖时代，日本是步入其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君弱臣强，各地大小诸侯狗咬狗乱杀一团。在如此分崩离析的国度中，上自将军，下到浪人，个个都成为海上冒险家，争相涌入中国沿海抢劫杀掠。当然，其间还有葡萄牙（佛朗机）等西方殖民者的推波助澜。他们手法多多，形式多多，但目的只有一个，垂涎大明王朝巨大的物质财富。

从“内因”方面看，浙闽一带沿海的官宦豪强势力靠走私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又凭金钱买通朝官为自己在京城“代言”，政治、经济能量巨大。这些人一直庇护海盗组织。同时，以大汉奸王直为首的海盗头子与日本人及佛朗机人勾打连环，里应外合，攻打起中国来熟门熟路。这些，再加上沿海悍猾奸民为暴利纷纷从倭，以至于“倭寇”来势汹汹。

当然，内因方面最关键的，还应推嘉靖朝廷政治的腐败与官员的贪渎，他们一级一级地烂下去，文官要钱，武官惜死，每次他们都借“平倭”为名大捞好处，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最终使得倭患愈演愈烈。

言及嘉靖时代的平倭过程，一定要提到如下数位：王忬、朱纨、张经、赵文华、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可叹的是，今人谈起明朝倭寇的平灭，只知道“民族英雄”戚继光，其实当时比他抗倭早、名声大的武将还有不少。以俞大猷为例，当时就人称“俞龙戚虎”，无论资历功劳，俞大猷都在戚继光之上。

含冤而死的朱纨

谈嘉靖年间倭患，最早一定要提嘉靖二年（1523年）的“争贡事件”。

日本内部，将军幕府当时已经成为幌子，势力最大的是两个“战国”大名：大内氏、细川氏。双方皆垂涎于对明贸易所获的巨利，他们最终达成妥协：大内氏每次贡二船，细川氏每次贡一船。双方所携勘合也不同，大内氏持正德勘合，细川氏持弘治勘合。

嘉靖二年初夏，大内氏一方的贡使宗设谦道率三艘大船抵达宁波。很快，细川氏贡使鸾冈瑞佐也乘一大船泊岸。细川氏船少势弱，其中却有个华人宋素卿充当副使。这位宋爷深知中国官场的“规矩”，刚到宁波，他马上携大笔珍宝买通了主持市舶司的太监赖恩。赖公公有银子就是爹，马上特殊照顾细川氏一行使节，不仅先给他们一大船贡物验货放行，在设宴接待还让宋素卿等人坐于上座。

大内氏的贡使宗设谦道怒从心起，几杯绍兴老酒下肚，哇呀呀拔出倭刀，蹿上去先把与自己争座的细川氏贡使鸾冈瑞佐捅个透心凉，然后他指挥从人开始杀人，沿路放火，追杀宋素卿等人。

明朝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准备，任凭宗设谦道一伙人拔刀追逐，如入无人之境。

杀得性起，这伙野蛮倭使从宁波一直杀到绍兴。宋素卿多亏腿脚快，才有幸捡得一命。

这种外国使臣商团在别人国家杀人放火之事，实属罕见。所以，明朝地方武备官员根本猝不及防。宗设谦道一行人杀烧过后，抢夺了几艘明朝军船逃往海上。其间，明朝指挥刘锦率水军去追，也被倭人以劲弩射死。

事闻，明廷震怒，逮治贪污受贿的太监赖恩和惹是生非的细川氏副使宋素卿，但对杀人放火后逃走的宗设谦道无可奈何。

大内氏听宗设等人回来诉说详情，心中也惧，怕明廷翻脸断绝往来贸易。那样的话，好处就损失大了。于是，大内氏派出使臣先赴朝鲜，希望朝鲜充当中间人调停。明廷不理。

嘉靖九年，日本将军幕府又托向明朝入贡的琉球世子代转陈情，希望明廷恢复市舶入贡。明朝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