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明朝战船，更是种类繁多，有楼船、沙船、苞船、铜绞艄、海舫等，特别厉害的是，明朝这些战船上皆配备佛朗机（大炮）。日舰上也有类似火器，但射程仅一百米，而明朝兵船上的大炮射程可达三千米。
至此，长达七年的日本侵朝战争结束。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初夏，邢玠主力明军撤出朝鲜。转年秋，所有明军全部返国。
明朝援朝之役，代价不可谓不大，在万历三大征中耗银居于首位，支出近八百万两白银。幸亏明朝有张居正时期所留的底子，当时才没被巨大的战争开支拖垮。
对于朝鲜而言，抗日战争意义更不待言。如无大明出手相援，朝鲜就会提前三百多年沦为日本殖民地，说不定变成另一个琉球（今天的日本冲绳）。
丰臣秀吉忙乎半天，军败身死，民怨无数，只留下一个五岁儿子丰臣秀赖在人世，使他久久合不上双眼。德川家康在丰臣秀吉后开始了他自己的霸业，并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找借口讨伐丰臣家族。丰臣秀赖兵败，剖腹自杀，赴黄泉地下向其父哭冤去也。
德川家康所创的“江户幕府”，统治日本二百六十多年。但也正是从他开始，日本大肆铲除天主教，实行闭关锁国，并正式在1639年下达“锁国令”（“异船御禁止”与“海禁”）。日本江户幕府的“锁国”令很严厉，严禁日本商船出海贸易，政府可处死擅自出海的商人。同时，日本政府规定海外日本人也不准回国，一经发现，偷回国者马上处死。这些措施，比起明朝时期海禁最严的时期还要严厉。真是风水轮流转，风气轮流转。
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自那以后，中国（明万历末期至清朝中前期）再无“倭患”。
竭天下膏血以贡一人的“富裕”
——万历终结时代的明朝现实
中国社会在明朝万历时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以明神宗为代表的皇室糜费也骇人听闻。这位在位四十八年的帝王，除前十年冲幼期有能臣张居正等人管理国家稍可称道外，后三十八年，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他：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财迷疯懒惰皇帝，竟能有三十年的光景不履行皇帝责任，不上朝，不行郊礼，不举告庙礼，基本上是个罢工皇帝。
他从万历十七年躲进深宫吸鸦片炼丹纵欲，直至二十四年后“梃击案”发生，万历帝为了保住郑贵妃，才上朝面见大臣一次。
如果他“无为而治”也就罢了。不少人指责他在位期间不看奏章，不补官缺，不少衙门府署处于空缺无人执掌的状态。其实，这些皆非大恶。最恶毒的是，万历帝手下那些宦官遍布天下，充当矿监税使，对天下人民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剥削，横行无忌，所谓“凿四海之山，榷三家之世，操弓挟矢，戕及良民。毁宝逾坦，祸延鸡犬，而经十数年而不休止”，折腾不休。
从《明史·食货志》发现，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这八年间各地太监上缴万历帝矿锐银三百万两，似乎数目不大。真正情况是，“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十分之一）”，太监们自己贪占的倒可能几近三千万两白银。如此瞎搞，最终搞得天下萧然，生灵涂炭。
活人不讲，地下死人也受害。由于太监陈奉在兴国挖出唐朝宰相李林甫之妻杨氏的坟墓，得黄金数万两，由此在全国兴起一阵挖墓风。一时间，荒坂野岭，皆成白骨散弃的掘坟“工地”。
所以，万历帝这种“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产，掘人之墓”的搜刮，黎民百姓所受荼毒一年深过一年，家商交困，阡陌萧条。天下民心一失，明朝的气数，也就差不多了。
万历帝对张居正的寡恩自不必言，对多年拥保自己有功的老太监冯保也很绝情。而其初衷，除政治因素外，还有抄家贪财的念头。这一点，在《明史》的《冯保传》中万历与其生母孝定李太后一段对话中可以明白见出。万历皇帝的儿子潞王要结婚，宫内缺钱用，万历皇帝愤言宫内大臣一直巴结冯保和张居正，二人很有钱。李太后闻言欢喜，说：“反正两人都被抄家登记，应该有大笔金银可使。”万历帝恨恨道：“冯保老奸黠滑，事先已经转移了不少财产。”事后，为了弄得更多的钱，他又把负责主持抄冯保家的富太监张诚也抄家，再得“外财”一大笔。
其实，从人情方面讲，冯保嘉靖十五年入宫，兢兢业业，特别是对于万历帝的父皇明穆宗，死心塌地护持，并受托孤之命，力保万历登基。我们可从冯保一封乞辞书信中，看见他对万历父亲的忠心，虽然文中不乏丑表功，可确实写的都是实事：
司礼监太监冯保奏：臣嘉靖十五年蒙选入内中馆读书，十七年钦拔司礼监六科廊写字，二十二年转入房掌印，二十九年升管文书房，蒙简拔秉笔，与同黄锦一同办事。（皇帝）赏蟒衣玉带禄米，许在内府骑马，寻赐坐蟒。四十五年龙驭上宾，恩典照旧，赐登杌，命提臣同受顾命。以遗嘱二本令臣宣读毕，以一本恭奉万岁爷爷，一本投内阁三臣。次日卯时分，先帝强起，臣等俱跪御榻前，两宫亲传懿旨：“孟冲不识字，事体料理不开，冯保掌司礼监印。”蒙先帝首允，臣伏地泣辞。又蒙两宫同万岁俱云：“大事要紧，你不可辞劳，知你好，才用你。”迄今玉音宛然在耳，岂敢一日有忘。万历六年，举大婚，臣得以奉敕赞襄。累年荷蒙眷注之隆，荫锡之宠，臣不能恭述万一。为此感激，矢效犬马，事事经心，时时惕念，任劳任怨，以答三朝天高地厚知遇之恩。臣于此际，正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何忍言去？但犬马之年，见逾六十，精力日衰，疾病屡作。万历三年，臣因思虑伤脾，积成湿热，毒流遍体，几损厥生。仰仗圣母万岁怜念孤忠，祈神保佑，始获全愈。五年，复发于背。今春首右足破伤，痛关心肺，医药罔效，伏蒙屡赐存问，愈自局促不宁。兹者恭逢圣龄日长，圣聪日开，大婚大礼，籍田谒陵，俱已完毕。迄今三月以来，气血顿觉衰惫，步履日益艰难。顷因随侍圣驾，不过斯须微劳，辄不能勉强支持。且臣自觉多涉颠倒，诸症一时复发，力不从心，有辜任使。臣见万岁前后左右，多有贤能堪用，伏望恤臣犬马效劳四十余年，容臣在外调治，少延残喘，朝夕焚香，祝延圣寿，仰答终始，成就罔极洪恩。臣不胜感戴天恩之至。（当然，这种乞退也是试探，大公公不是真想退休）。
即使如此几朝老奴，万历母子仍惦念老太监家财。冷血皇家，真让后人开眼。
万历末年，明廷内发生了著名的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这三大案，对日后明朝政治影响深远，官僚、太监、文士皆以此为把柄，定案、翻案、定案、翻案，一直折腾到明亡。
至于三案的背景，首先要言及万历帝的家庭生活。万历帝本人正宫皇后姓王，一直无宠，但万历生母李太后很喜欢这个贤德的媳妇。万历九年（1581年），明神宗到母后所居的慈宁宫问安，突然性起，看见一个宫女王氏，拉过来就弄。结果，王宫女暗结珠蚌。知道王氏肚大，明神宗起先还不承认，李太后拿来《起居注》，他才不得不认。但在他心中，根本没有王宫女和她腹内骨肉的任何地位。由于王皇后本人不生育，根据“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几千年封建伦常，王宫女所生的朱常洛当为太子最佳候选人。
可明神宗自有人选，他宠妃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才是他心头最爱。大臣们一直强烈要求皇帝立长子，纷纷上章进言，即“争国本”。而神宗生母李太后也倾向于立长孙。母子二人曾有一番对话，明神宗认为朱常洛这个长子是“都人（宫女）之子”，不料他生母李太后听后勃然变色，怒斥道：“汝亦都人子也！”因为李后怀明神宗时身份也是个宫女。明神宗惶恐，伏地不敢起。
由于宠妃郑氏的压力，明神宗就采用“拖”字诀，就是不立皇太子，并因此耽误了朱常洛、朱常洵的冠婚礼，使得朱常洛二十岁都没能行冠礼（本应十五岁举行）。一直拖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神宗万不得已，不得不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明神宗生母李太后病死。转年，在郑贵妃策划下，宫内发生了“梃击案”；一名大汉手持木棍，闯入太子所居慈庄宫，打伤了一名守门宦官。毕竟宫内护卫多，大汉被抓。拥戴太子一派大臣想方设法审讯，得知此人名叫张差，受郑贵妃手下宦官庞保和刘成所使，入宫谋害太子。群情激愤下，万历皇帝也为宠妃郑氏兜不住，最后让她自己去求太子朱常洛出面和稀泥。孰料群臣不依不饶，已经二十四年不上朝的明神宗只得自己出面，总算化解了“危机”，使得朝廷官员不再追究此事。他还下令秘密处死了持梃入宫伤人的张差，顺便把庞保和刘成两个公公也秘密弄死灭口。
“梃击案”发生后，郑贵妃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一改从前不拿皇太子当回事的作态，常常携大笔金宝入太子宫奉承这位“准皇帝”。朱常洛倒不记仇，见这老娘们儿对自己这么好，昔日仇恨一扫而空。郑贵妃不仅送钱，还送人，隔三岔五共送来八个贴身宫女给皇太子享用。这些糖衣炮弹管用，朱常洛很快淘空了身子。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老混蛋明神宗病死，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
当了皇帝的明光宗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老哥们躺卧于病榻上，起都起不来。其间，鸿胪寺寺丞李可灼进献红色丹药，明光宗试服一丸，感觉不错（可能是回光返照），忙又进一丸，结果很快就蹬腿“升天”了，其间才当了一个月的皇帝（他爸明神宗当了四十八年皇帝），此即“红丸案”。其实，明光宗病重身死，大药丸子并非夺命之物，只是大臣们猜疑，附会指摘，才弄成了“红丸案”。
明光宗死时，身边只有一个美女李选侍。这位姑娘乃当年郑贵妃入献的八美人之一。李选侍私心很重，便把明光宗长子朱由校这个少年人揽在身边，想以未来的皇太后自居，并赖在乾清宫这一象征皇权的宫殿不走。大臣杨涟、左光斗等人在太监王安的帮助下从李选侍手中骗走了朱由校，先拥立他为皇太子，准备护送他登基，并通知李氏在皇太子正式登基前腾出乾清宫。李选侍赖皮，硬赖硬拖，最后大臣们冲入宫中，汹汹愤怒高呼，终于吓跑了李选侍。这，即为“移宫案”的大概。
明末“三案”，根本上讲并不复杂。但举朝士大夫党同伐异，喋喋不休，相互攻讦不已，争是非，论短长，拉帮结派，最后发展下去，其实已经不是正邪之分。最终，“三案”倒成为魏忠贤等大奸臣恶害人清除异己的“法宝”，借这些来罗织罪名剪除善类。
万历四十八年很好玩，本来明光宗在转年才能改元，但他当一个月皇帝就死，以后不好划分他这个“新时代”。大臣们商量，就把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前为隔断，八月后称为“泰昌元年”，而转年就是明光宗儿子朱由校的“天启元年”。
这位少年新天子，即明熹宗，实为明朝真正的亡国之帝。
因为，所谓的明熹宗天启时代，就是大太监魏忠贤的时代。
明朝，马上要进入最最黑暗的阶段。
零玖
1
关键的“下半身”――阉人也疯狂的“九千岁”魏忠贤
天启五年冬日某一天。北京城内的一个小客栈。
逆旅无聊，五个天南地北来京城做小买卖的商客聚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人数杯热酒下肚，酒力泛蹿，胸胆开张，高声说：“魏忠贤这个鸟公公，作恶多端，久当自败！”
说别的倒无妨，直斥当朝“九千岁”魏大公公，哪能不叫人着慌。其余四人虽然腹内皆灌入不少老酒，或沉默或惊骇，没有一人敢顺这位大嘴巴客人话头往下说。胆小的两位还劝他别瞎说招祸。
热酒入空肚，自然让人胆壮，醉酒大言的客商不仅不缄口，反而拍胸脯又说：“怎么的！魏忠贤虽然号称暴横，就凭我几句话，他还能剥我皮不成！”
余人默然。过了半个时辰，皆悄然散去，各自回房安息。
夜半时分，客栈门突然被踹开，拥进数十锦衣卫士兵，以手中火把依次对住客进行照面辨认。很快，寻得醉酒骂魏忠贤的那位爷，立刻打翻在地绑个严实，拖之而去。
惶骇间，与他一起喝酒的四位随后也被辨认出，随后押起，一直被押送入禁城之内的某庭院落。
月黑风高，灯火明燎。
四位客商被掼于地。抬头偷看，见早先与他们一起喝酒的那位爷口中塞布，呜咽不止。其手足四肢，皆被铁钉贯入，钉于一块门板之上。
如狼似虎锦衣卫士兵和几个华衣小宦者，皆站立恭谨，惟独一位半老头子居中坐于太师椅上，拈腮微笑（无髯可拈），对下面跪趴的四个人讲：“此人说我魏忠贤不能剥他的皮？姑且一试，各位看仔细了！”
与一般公公不同，魏大公公嗓音不是特别尖细，沙哑苍劲，透着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杀气。
“来人啊，伺候着！”魏大公公断喝。
几个锦衣卫闻命，立即从庭院中间一口大铁锅中用小瓷筒取出煮成液体的滚烫沥青，均匀、细致地从头到脚浇到被钉在门板上那位爷的全身，连每个指尖都不放过。
一时间，焦糊味、肉香味腾散于空气之中，一种耸人的发自被害人胸腔深处的低声惨嚎从被堵的喉咙中发出。
四位跪伏在地的客商中有三个登时扩约肌一松，拉了一裤子。另外一个更好，直接就吓昏过去。
魏大公公用小金盅饮着热腾腾的热酒，欣赏着手下人的活计，不时出言指点一二。
待受刑人身上沥青干透，为了让地上四位看得真切，魏公公派人一桶凉水泼过来，把四人浇个一大激灵，昏死那位老哥也睁开双眼。
“你们看仔细了！”魏忠贤说。几个小太监狞笑着，有拿小刀切剐的，有拿木锤敲击的，几乎都是一级厨师一级裁缝的手艺，完完整整把喝酒醉骂那位爷们的整张人皮活剥下来。
由于有沥青绷着，人皮立在地上，几乎就是个完整的中空的人站在那里。被剥皮的人还没有咽气，他的双眼还看见自己的“皮外衣”立在面前，惊恐惶骇的神情还能从没有面皮只有肌肉的脸上看得出。
此刻，趴在地上的四个人全部吓昏了，他们觉得自己的下场肯定与门板上那位客官一样。
魏忠贤笑了，他捂着鼻子（几个人被吓得拉了好几裤子），令人又用冷水泼醒地上四个人，“好言”抚慰道：“这事与你们无关，我只剥这位的皮，他不是说我不能剥他皮吗！天网恢恢，我就是天！你们老实，不瞎说话，每人五两银子的压惊。”
言毕，他挥挥手。锦衣卫上来，两人架一个，把四位吓瘫的客商架在轿子里，全须全尾抬回他们所住的客栈……
这段“故事”，不是笔者凭想象编造的，也不是佚名作者在明朝瞎写的，乃是明末大文士夏允彝（夏完淳之父）在其《幸存录》中记载的一则真事，由一徐姓算卦者讲给他听。当时，徐术士正住在那个客栈，事情经过为其耳闻目睹。
魏公公的新式沥青剥皮法，是活剥人皮，技术程度方面的要求非常高。朱元璋、朱棣父子也有“灰蠡水”剥皮法，不过是先把人杀死，然后再剥皮。魏忠贤发扬光大，手段更残忍，受刑人苦痛更大。
关键的“下半身”
——魏忠贤最早的发迹
读者看见这个题目，看到“下半身”，“魏忠贤”，“发迹”，肯定有人笑，有人鄙夷，有人不屑。诗人可以“下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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