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近乎兴奋地谈论着文明的终结。各政党挣扎着试图重新自我定位。人们普遍恐惧德国社会将被取代；古老的道德标准已经消失。或许可以理解，人们不愿认真思考将来，尤其是正在巴黎被炮制的未来。德雷泽尔说，“奇怪的是大多数人对与和平相关问题的漠不关心。他们急欲利用片刻欢娱忘却过去的灾难，狂欢随处可见。剧院、舞厅、赌场以及跑马场空前人满为患。”一位杰出的德国学者牢记着那“停战时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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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厅（2）
一些德国人开始调查他们等待的几个月里巴黎到底发生了什么。外交部则研究协约国新闻报道，寻找胜利者之间的分歧。并与协约国直接接触，商谈解除封锁或是停战条款。协约国代表总是讨论重大问题。美国情报官员康格上校暗示他在巴黎代表中拥有很高的权力。他是哈佛毕业生，专门研究古老的东方宗教和东方古典音乐。他告诉与他相对应的德国官员，在停战问题上，美法关系紧张，并断言威尔逊总统将反对法国的过分要求。他还给了德国人许多建议。比如制订宪法时，可以借鉴美国模式，赋予总统相当的权力。德国外交部适时地将建议传达给了后来的《魏玛宪法》的制订者。阿格尼教授名义上是普通外交官，实际上是法国驻瑞士情报机构的头头，1919年3月他与柏林的德国知名人士秘密会谈。他留下的误导概念是，如果德国默许法国对萨尔矿山的控制权以及对莱茵兰的占领，法国准备缓和补偿问题和西里西亚问题。德国试图把这个人当作信使。1919年4月，当美国人德雷泽尔告诉布罗克多夫·兰曹，德国必须承认法国对萨尔以及自由城但泽的控制权时，这个德国人愤怒了。“我没有任何理由签订和平条约。”并且加上了至今仍很熟悉的警告语：“如果协约坚持这些条件，那么我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是不可避免的。”1919年，与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德国发现革命这个怪物在给和谈者施加压力上很有用。有资料显示，其实德国政府倒并未把这个威胁当回事。
德国关注的是将与协约国商谈赔款问题。1918年11月，德国政府成立特别和平代理处，艰难地工作了一个冬天，制作了一卷卷详细的计划、地图、备忘录、建议和反面意见，供德国代表使用。当专列驶向凡尔赛，随车携带的许多柳条箱里装满了为这次前所未有的谈判所准备的资料。
在凡尔赛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德国人不停地顽强工作。因为他们确信法国在监听，所以所有会议都演奏音乐，代表轮流演奏选自《汤豪舍》（瓦格纳的３幕歌剧，作于1842…1845年，完整标题为《汤豪舍以及瓦尔特堡的歌咏比赛》——译注）的“匈牙利狂想曲”或“朝圣进行曲”，或者播放特意从柏林带来的留声机。按民主新德国的精神，代表们一起坐在长长的餐桌旁吃饭，贵族坐在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旁边，将军与教授相邻。他们在庆祝国际劳动节。法国媒体做了大量的报道：德国人吃了数量巨大的橘子和糖。
酒店外，法国人在好奇地等待一睹敌人的尊容。他们时而嘲讽，时而吹着口哨，但一般是安静甚至是友好的。德国人乘上法国人提供的汽车参观游览，去凡尔赛的商店，或者出城到乡间去。他们在特里亚农公园散步。“茂密的木兰和山楂树上开满了花，”外交部一位官员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还有杜鹃和丁香也含苞待放。”许多鸟儿、雀、画眉还有一只白头翁非常美妙。“但是这些美好背后是我们灰暗的命运，直冲我们而来，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暗无天日。”
最终，在到达凡尔赛一周后，德国人接到在特里亚农宫酒店召开会议的通知。5月7日（或许是巧合，是德国在路西塔尼亚战败纪念日），协约国将递交和平条款。德国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提交书面意见书。那天晚上直到凌晨2点以及第二天上午，整个喷泉酒店到处都在议论德国代表将如何行动。主要发言人布罗克多夫·兰曹最终决定到时坐着；他在法国报纸上看到会议厅的布局图，德国座位被安置在一旁，像为犯人准备的被告席。现在判断他将要说些什么非常困难。这可能是他与和谈者直接对话的惟一机会。代表团准备了好几种发言稿。5月7日，布罗克多夫·兰曹开车穿过停车场，随身携带了两个文本，一个简短而含糊，一个详尽而据理力争。他还没有决定使用哪一个。
会议厅挤满了人：来自各个国家的代表、秘书、将军、海军上将、记者。“只有印第安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没有参与这场领地角逐，”一个德国记者说，“各种肤色都有，除了苍白的象牙黄、棕咖啡色和深黑色。”会议厅中间，只为德国人准备了一张桌子面对各大强国。所有人都紧盯着那扇门，德国人将由此进入会议厅，“动作僵硬、笨拙，”一位目击者说，“布罗克多夫·兰曹好像病了一样，紧张、面部扭曲，并且不停地出汗。“在短暂犹豫后，众人还是遵守了逝去的1914年的礼仪，全体起立。布罗克多夫·兰曹和克雷孟梭相互点了一下头。
克雷孟梭拉开活动的序幕。他泰然自若，冷静地概述了条约的主要条款。“到了说明我们的重大解决方案的时候了，”他对德国人说，“你们向我们请求和平，我们愿意给你们和平。”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位德国代表说，“好像集中了所有的愤怒和鄙夷，此后，对于德国人来说，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在被翻译为英语和法语后，克雷孟梭问是否有人要发言。布罗克多夫·兰曹举起了手。
他选择了长的发言稿。尽管他说了许多带有歉意的抚慰话语，但因为他的翻译不称职，结果没起任何作用，而他刺耳的声音更让人难以忍受。克雷孟梭愤怒得涨红了脸。劳合·乔治将象牙裁纸刀折成了两半，后来他说那时他第一次理解法国人对德国人的憎恨。“这是我听过的最笨拙的演讲，”威尔逊说，“德国人是愚蠢的民族，他们总是做错误的事情。”劳合·乔治也同意：“真是令人痛心，我们竟然给他讲话的机会。”只有一直被遣在外的鲍尔弗没有感受到这普遍的义愤，没有目睹布罗克多夫·兰曹的表现，他对尼科尔森说，“我有个原则，就是决不盯视一个显然在悲痛中的人。”离开特里亚农宫酒店时，布罗克多夫·兰曹漠然地叼着烟，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只有离他很近的人才会发现他的嘴唇在不停抽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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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厅（3）
回到酒店，德国人忙着整理条约副本。关于德国的部分被撕下来交给了翻译组。早晨，德文译本已印刷好并寄了出去。一位代表通过电话向柏林做简要介绍：“萨尔盆地……波兰，西里西亚、奥珀伦……支付1230亿元，并且要求我们说‘非常感谢’。”他大声叫喊着，使法国特务机关几乎听不出他说了什么。午夜，当德国人聚集在一起吃快餐时，餐厅里爆发了嗡嗡的评论：“都是我们的殖民地”，“德国将被置于国联之外”，“几乎整个商用舰队”，“如果那就是威尔逊所说的开放外交”。一位曾是贸易联合主义者的代表慢悠悠地踱了进来：“先生们，我喝醉了。那些可能是无产阶级的要求，但对于我来说他们将一无所获。这个耻辱的条约让我震惊，我至今还在相信威尔逊。”对此在巴黎流传着一个夸张的说法：“代表们、秘书们以及翻译都醉醺醺，衣衫不整，东倒西歪，有的甚至躺在酒店楼梯上。”“世界上最糟糕的强盗行为都是打着伪善旗号犯下的。”银行家马克斯·沃伯格说。布罗克多夫·兰曹用近乎轻蔑的口气说：“如此繁复的卷宗毫无必要。他们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德国拒绝承认它的存在’。”
震惊久久回荡在德国。为什么德国要失去13％的领土和10％的人口？难道只是因为输了战争？自从停战后，军队及其支持者就一直忙着列举“暗箭理论”的依据：德国并不是在战场上被击败的，而是因为国内的背叛行为。为什么惟独德国被解除武装？为什么德国是惟一必须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的国家？这个问题也成为憎恨条约的焦点。多数德国人仍认为，1914年爆发的反抗是针对东方野蛮斯拉夫人威胁的必要防卫。这种条约完全无法接受，大臣菲利普·谢德曼说，“是什么人将镣铐加于我们及其自身，难道不感到羞耻吗？”威尔逊的承诺发生了什么变化？“好，让你看看什么是公开外交，”强硬、粗鲁的国防大臣古斯塔夫·诺斯克对美国记者说，“你，这个美国人，滚回去吧，和你的威尔逊一起见鬼去吧！”曾被看作德国救星的威尔逊如今一夜之间成了罪恶的伪善者。1924年威尔逊去世，驻华盛顿的众多外国大使馆中，惟独德国大使馆拒绝降半旗致哀。
那段时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暴行和意外之事。在为和平谈判做的准备中，英国外交部已经预设了许多条款：裁军问题，解除武装，莱茵兰占领问题，赔偿方面，至少赔偿萨尔矿山相当可观的损失，或许还包括德国东部的但泽，至少6000万马克。这是对一位美国观察员神秘感受的最好解释，这位观察员在1919年4月说：“除了期待以外德国别无选择。可我感到他们在孤注一掷地坚持——希望美国能做些什么，希望最终条款不像停战协定所暗示的那么苛刻，等等。我认为，德国下意识地表现得比他们真正的认识更乐观。”并且，他预示性地加了一句，“当他们看到白纸黑字的条约时，会更加痛苦、愤恨和绝望。”
德国代表在这样的情绪下准备和平条款意见报告。5月底，已形成许多言之有理的相反意见和建议。主要抨击条约并非像协约国所承诺的那样公平公正。在从德国剥离出去的土地上，德国人的自治权被剥夺了。赔款使德国人民成为“终身劳动奴隶”。只有德国必须解除武装。布罗克多夫·兰曹决心推行特别策略，即便会导致危险的结果。他坚持，德国不应该独自承担战争罪责。“如果我说对此表示忏悔，”他曾在特里亚农宫说，“那将是一个谎言。”可是没有人要求他或德国人忏悔。条约声名狼藉的231条，德国人不准确地称之为“战争罪条款”，规定了德国战争赔偿责任。条约中也有一些针对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类似条款；但它们从来没有成为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不愿意如此。
德国人的反应之所以不同，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不安地等待被谴责。在战争期间，自由派曾批评政府不该背负愧疚的重担。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以及众多知名教授发表公开声明：“我们决不否认当权者对战争负有的责任。但我们也相信所有参战强国都是有罪的。”和平条约发表时，不同政见的德国人都看到最深的恐惧已成为现实。
尽管自己的政府质疑自己的智慧，但布罗克多夫·兰曹仍固执地抨击231条款，这是为了推翻赔偿证据，而不是荣誉。5月13日，他写信给协约国说，“德国人民不愿看到战争，也决不会发动侵略战争。”他还在另一个更详细的备忘录里一再重复这个问题。协约国则寸步不让。“我不能接受德国人的观点，”劳合·乔治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并没有开脱战争责任。”威尔逊尖刻地说：“显而易见，德国政府说的话，我们一个字也不能信。”请求停战时，德国已经承认侵略和责任，克雷孟梭代表四人会议说，“今天再想否定已经太晚了。”231条款是年轻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推动起草的，是一种折中赔偿，已成为《凡尔赛条约》中对德部分以及随后历史中——乃至英语世界中不公正、不公平的重要象征。
5月7日凌晨4点，德国人拿到了和平条约。美国救助行政官员赫伯特·胡佛被报信者惊醒了，刚从媒体上抄下来的条约副本呈现在他面前。与其他人一样，他也是第一次看到完整的条约。所有条款褊狭的视野及其伴生的影响令他担忧。他无法再入睡，漫步到巴黎空旷的街道上。天渐渐变亮，他恰巧遇到英国代表团的斯马兹和凯恩斯，“我们都这样认为，”胡佛多年以后回忆，“条约中许多内容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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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厅（4）
条约的出版使许多和谈者的不安明朗化，但是这种不安是源于和平条款本身，还是和会本身，抑或是世界的未来，或是他们自己的未来，难以说清。美国国务卿兰辛一直是愤恨的旁观者，他发现条约证实了他对谈判代表威尔逊的最坏担心。他草就了一个尖锐的备忘录：“和平条款表现出的粗糙和羞辱性令人不可思议！许多条款根本不具可操作性。”仍在为自己俄国外交的失败而伤心的布利特在克里昂酒店组织了美国年轻代表的聚会。“这不是一个和平条约。”他说，他们必须集体辞职。十几个人表示同意。他将桌饰撕成碎片，并将红玫瑰奖给和他一起行动的人，而将黄色长寿花给了未行动的人。在辞职信中他谈到觉醒，谈到威尔逊的原则，谈到美国理想主义被出卖，为贪婪的欧洲服务。关键是布利特使自己的文字直接发表了出来。
英国代表团的反应也是相似的。尼科尔森觉察了这种情绪。“我们充满信心地来到巴黎，因为将要建立新秩序；但当离开时，我们看到新秩序只不过是玷污了旧秩序而已；我们来时像威尔逊总统的虔诚学徒；离开时却已是背叛者。”英国因为创造了“帝国主义和平”而宽恕了自己；而将所有过错都归咎于意大利和法国。在英国，对于卡其布军服选举（利用紧张局势博取多数人投票的选举——译注）的情绪已经消散，并且对德国越来越宽容。坎特伯雷大主教声明自己对条约感到“非常不舒服”。他演讲，他呼吁，为“一个伟大而重要的群体，而这个群体总是沉默，并且没有正常的渠道向媒体进行适当的陈述”。
当然，法国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批评家抨击条约太软弱了，一部分右派觉得太粗糙。他们的抨击对公众的作用微乎其微。许多法国人认为克雷孟梭已经尽其所能争取到了最好条款。“光荣而鼓舞人心。”这是一个记者的描述。无论如何，对于重开一轮令人疲倦的谈判他们丝毫不感兴趣。5月29日，当德国递交详细的意见报告书时，法国媒体痛斥：“厚颜无耻的标志”，“可憎的插科打诨”，“傲慢自大”。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惊呼，他所能发现的关于德国的话语都是这样地“下流而缺乏道德”。
相比之下，德国人给英国人和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亨利·威尔逊对德国没有任何帮助，他在日记中写道：“德国鬼子的所作所为未出我所料——他们驱赶着由四匹马拉的大马车，长驱直入，打破了我们的条约，然后递交一份完全是自己的版本，以十四点原则为基础，比我们的还具有一致性。”不幸的是，恰在那时，莱茵兰的分裂主义者在法国军队支持下策划毫无结果的独立阴谋。6月1日，莱茵河沿岸的几个城市四处贴满了布告。这些布告要么被愤怒的群众撕毁，要么遭遇了莫测的沉默。夺权尝试可耻地失败了。布罗克多夫·兰曹立即向克雷孟梭提出强烈抗议。6月2日，威尔逊和劳合·乔治将莱茵兰驻军发来的控诉法国阴谋的报告出示给克雷孟梭。劳合·乔治认为协约国需要重新审视对莱茵兰15年的占领。
劳合·乔治确实在反思整个条约。他充分认识到，长远来看，一个虚弱且极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