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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克雷孟梭临终前要求正对着德国而葬。他倾其大半生警防法国之强邻，这样说毫不过分。普法战争爆发时，他年仅28岁，是法军战败后依然战斗在巴黎的青年共和军的一员。他目睹了城市的饥荒、法国政府投降及新的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镜厅宣布成立。作为一名新当选的代表，他反对同德国签订的和平条约。作为一名记者、作家和政治家并最终作为总理，他一直发出相同的警告：德国是法国的威胁。在他逝世前不久，他对一名美国记者说：“由于德国对法国的罪恶行径，我一生所有的恨全部给了德国。”1871年之后，他没有主动挑起过战争，只是不可避免地接受。他说，问题不在法国，“德国认为主宰他人意味着胜利，而我们不认为战败就要受奴役”。
为了争取胜利，克雷孟梭始终认为法国需要联盟。1914年之前，德国是个不可战胜的对手，其工业、出口额及财富都在增长，而法国则停滞不前，且出生率下降。现在，纯粹的士兵数量在决定战争胜负时影响力变小，人们很难想像在当时召集大规模军队前往战场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许可辩论中，克雷孟梭对法国参议院说，对德和约“没有明确指出法国人必须多生孩子，但这却是包括在内的首要大事”。这些劣势是法国人求助于其宿敌——东部的沙皇俄国和海峡对岸的英国的原因，他们需要借助俄国的人力和英国的工业及海军力量抵抗德国。1918年，形势大变，但内在的不平衡依然如故。德国人仍然比法国人多，基础设施大体完整的德国多久能够恢复经济呢？而且，现在法国也不能指望俄国了。
和会期间，法国盟国对法国的顽固、贪婪和强烈的报复心非常恼火。他们没有遭受过法国所经历的苦难。列有一战和二战死亡名单的战争纪念馆遍布每一个城市、乡镇和村庄，向人们讲述着法国的惨重损失。四分之一介于18岁和30岁之间的法国男子死于战争，共有130多万。而战前法国总人口是400万。法国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比其他任何一个交战国都高，而且还有260多万士兵在战争中负伤。在北部，大片土地被炸得千疮百孔，带有一排排十字架的战壕纵横交错。在战斗最惨烈的凡尔登周围，生灵涂炭，鸟声绝迹。为法国经济发展提供能源动力的煤矿被淹；工厂要么被夷为平地，要么被德国抢走。6，000平方英里的法国领土战前曾出产法国20％的粮食，90％的铁矿和65％的钢铁，现在完全被毁，如果威尔逊早点去法国亲自看看这些损失，或许更能理解克雷孟梭的要求。
和会中，克雷孟梭想把所有线索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法国代表团动用了法国最好的人选，但在和会最初四个月却根本没有会面。令他们气恼的是，克雷孟梭很少咨询外交部的专家。他曾邀请来自大学的专家起草法国经济及领土索赔报告，并出席和会中多如牛毛的委员会，但对他们也不重视。来自伦敦的聪明的老头保罗·康邦抱怨说：“他的想法毫无组织，工作不讲方法，所有工作及责任都集于一身，因此什么也做不成。而且，这位78岁的老人身体不好，患有糖尿病，每天接待50个人，日理万机，而这些本应该交给部长大臣们处理的……我在战争中都没有像现在和谈时这么难受。”
巴黎（2）
克雷孟梭的外交部长毕勋和蔼、懒散、优柔寡断，他每天早晨接受指示，从未想过不服从命令。克雷孟梭非常喜欢他，但却是一种漫不经心的喜欢。有一天，他突然问：“谁是毕勋？”有人回答说：“你的外交部长。”“原来如此，”他说，“我都忘了。”还有一次，毕勋和一帮专家在幕后耐心等待会议开幕，克雷孟梭嘲笑鲍尔弗的顾问太多，鲍尔弗反讥道：“他们的工作和与你在一起的更大的一帮人做的事一样。”克雷孟梭气急败坏。转过身向毕勋说道：“统统出去，你们一点用都没有！”
如果克雷孟梭也讨论问题，那就是晚上在他房里，与包括忠实助手亨利·莫达克将军，聪明但令人讨厌的安德烈·塔迪厄以及实业家路易斯·卢舍尔在内的一小群人。他让警察看着他们，让他们时刻保持警觉。每天早上，他都会给他们发一份材料，里面详细记录了前一天的活动。他总是尽可能忽略他讨厌的雷蒙德·庞加莱。
在漫长的一生中，克雷孟梭坚持自我，不可战胜。他的敌人声称他歪斜的眼睛和残忍的性格是匈奴人遗传的。他于1841年出生在法国某地一个小绅士家庭，该地区环境优美，却有暴力历史。总的来说，这里的人总是站错立场；在天主教胜出的宗教战争中，他们是新教；法国革命中，他们是天主教徒和保皇派，克雷孟梭一家是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是共和党，激进而且坚决反对教士。克雷孟梭觉得小市民都是傻瓜，但他经常回到家族阴暗的庄园宅邸，这里是石板地面，壕沟环绕，陈设简朴。
和父亲一样，他学医出身，也和父亲一样，他从不看病。对他来说，学习始终是位于写作、政治活动和恋爱之后的。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也被吸引到激进的知识分子、记者和艺术家云集的巴黎。19世纪60年代后期，他在共和党人向往的自由之地美国呆了很长时间。旅行练就了他流利的英语，偶尔还说几句混合了北方佬拖长调以及法国卷舌音的过时的纽约俚语。在一所女子学校教授法语时，他结识了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女孩玛丽·普拉莫。她可爱单纯，非常传统保守并最终成为他的妻子。他带她回到法国，并让她与父母及在旺代的单身姨妈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的婚姻并不持久，但玛丽·普拉莫一直住在巴黎，靠带美国游客参观博物馆补贴微薄的养老金。分手后，她几乎没有再见过克雷孟梭，但却虔诚地收集有关他的剪报，不幸的是，她看不懂，因为她从未学过法语。1917年她去世后，克雷孟梭不无遗憾地说：“她嫁给我真是个悲剧！”
克雷孟梭家族抚养了他们的3个孩子。他没有再婚，宁愿独自走完一生。当然，他有女朋友和情人。他肯定地说：“我一生从来不用求女人。”1919年，他略带自嘲地抱怨说，当他年老体衰，已无能为力时，女人们却纷纷自己送上门来。
他热爱法国和政治。1870年，随着拿破仑第三帝国垮台和第三共和国的兴起，参与公众生活的大门向他和其他一些激进的政治家敞开着。克雷孟梭自称是个头脑敏锐、充满智慧的演说家和坚决的反对者。例如，与老朋友艾米莉·左拉一道，他帮助重新展开有关处理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事件的讨论。但即使在左翼，也没有人信任他。他生活中可疑的金融家太多了，从声名狼藉的女人到讨债的债主。抨击权威时，他毫不留情，并准备为胜利而不择手段。一个了解他的人说：“他来自狼窝。”他的对手觉得他像大仲马小说中的人物。克雷孟梭对世俗常规的蔑视以及强烈的愤世嫉俗对他并不利。劳合·乔治曾这样评价他：“他热爱法国，却痛恨所有法国人。”直到1906年，60多岁的他才成为政府大臣。
他的密友看到的是另一面。克雷孟梭对朋友忠心耿耿，朋友们对他也很忠实。他善良友好而且也舍得花时间和金钱。他喜欢他的花园，虽然据一位参观过的人说：“整个花园就是各种种子乱撒一通。”他拥有一处乡村别墅，靠近吉维尼（莫奈故居所在地——译注）和克劳德·莫奈，他非常好的朋友。在巴黎，他经常顺路去参观那伟大的画作——《睡莲》，“每次进那个房间，我都因它们的美丽而窒息。”但他不能忍受雷诺阿的绘画：“他足以让你永远对爱反感，不应该让他画这些少女的屁股。”
克雷孟梭异常勇敢也很固执。1914年，德军开始攻占巴黎，法国国会讨论要撤离。克雷孟梭说：“对，我们离前线太远了。”1917年，西线法军全线溃败并谣传国内失陷，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胜利之父克雷孟梭最终重新振作。作为总理，他团结法国上下并最终取得胜利。1918年春，德军最后一次大举进攻巴黎，克雷孟梭明确表示决不投降。如果德军占领了巴黎，他打算留到最后一刻，然后乘飞机逃离。当听说德军同意停战协定时，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双手抱头而泣。11月11日晚，他与他最疼爱的妹妹索菲漫步巴黎。当看到人群把缴获的德国枪支砸成碎片时，他说：“战争胜利了，把这些给孩子们玩吧。但现在我们要赢得和平，或许这会更困难。”
在所有强国中，法国在对德和约中风险最大。英国基本上得到了想要的，德国舰队和主要殖民地已经牢牢在握，而且美国与德国也被大西洋远远隔开。法国不光遭受的苦难最多，需要担心的事情也最多。无论如何，德国还是位于其东部边境，世上的德国人还是比法国人多。甚至1919年在法国销售的刻有“福煦”和“战争胜利”字样的小折刀也是在德国生产的。法国渴望报仇和赔偿，但更需要安全，没有人比总理更明白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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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孟梭坚信只有保持战时联盟，法国才安全。1918年12月，他在下议院说：“为了保持国家间互相谅解，我们可以做任何牺牲。”和会期间不管分歧多严重，他都牢记这一点。他对最亲信的顾问说，法国民众必须记住，“没有英美，法国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和劳合·乔治的一次激烈争吵中，他说：“我希望你承认，我在和会中的政策与英美非常一致。”
克雷孟梭的政策是一回事，如何说服法国官兵遵守是另外一回事。参加和会的英国秘书汉克抱怨说：“我发现他们诡计多端，一点也不按规矩办事。”对过去的辉煌念念不忘，坚信法兰西文明最优越，憎恨盎格鲁…萨克逊的繁荣，因胜利而解脱，以及对德国的惧怕，这些都让法国变得很难对付。一位英国专家慰问驻扎在莱茵兰的法国占领军时写道：“人们不禁觉得，突然之间，50年来发生的一切都被一笔勾销，法国士兵重新找到了昔日的帝国和革命；自信，愉快，敏捷，而且对他们所肩负着的为德国带去更高文明的历史使命驾轻就熟。”和英国人一样，美国人也觉得有时候法国人非常讨厌。一位美国专家在日记中写道：“法国最根本的问题是，对它而言，胜利是虚假的，但却假设它是真的并让自己相信这一点。”美国官员多次与法国官员发生冲突，普通士兵也常常在大街上和餐馆里互相争吵。
也许，克雷孟梭没有与任何国家领导人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是不幸的。和会期间，威尔逊与劳合·乔治经常互相拜访，并在午餐或晚餐时频繁会面。克雷孟梭喜欢独自用餐或和他一小帮顾问一起吃。劳合·乔治说：“那样有不利之处，如果为了社交目的与人会面，你可以提出一些观点。进步了，你可以继续前进，否则就放弃。”克雷孟梭从不关心普通社交生活，1919年，在巴黎，他把日益衰减的精力全部用于谈判。
克雷孟梭是三巨头中年龄最大的，虽然相对于他的年龄来说他的身体还算强壮。他手上的湿疹相当严重，所以总是带着手套。他还有睡眠障碍，经常凌晨三点钟就起床，然后看书看到七点，随便吃点麦片做早餐。之后，他接着工作，直到按摩师兼教练前来陪他锻炼（通常包括他最喜欢的击剑）。上午，他一般都在开会，但中午总是回家吃他的标准午餐：水煮蛋和一杯水，然后工作整整一下午，然后吃简单的晚餐，牛奶加面包，九点上床睡觉。他的仆人来自旺代，已经跟随他多年。偶尔，他也去劳合·乔治位于尼托特大街的公寓喝茶，品尝那儿的厨师烤制的他最喜欢的猫舌饼。
克雷孟梭不太喜欢威尔逊和劳合·乔治。他说：“我发现自己一边是基督耶稣，一边是拿破仑·波拿巴。”这一说法很快传遍巴黎，他觉得威尔逊让人捉摸不透：“我认为他不是坏人，但不清楚他有多好。”他还觉得威尔逊清高、傲慢。“他对欧洲一无所知，而且想理解他简直太难了。他以为按照公式和十四点原则，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上帝也只提出十诫而已。威尔逊却谦逊地要把十四点强加于我们……最空洞的十四条戒律！”
在克雷孟梭看来，劳合·乔治更有趣，也更阴险，不可信任。在英法之间有关中东控制权的漫长而激烈的谈判中，克雷孟梭被所看到的气得怒不可遏，因为劳合·乔治也退出了他们的协议。这两个人有一些共性——步入政坛时都是激进派，办事效率都很高——但同样也有很大的区别。克雷孟梭是个知识分子，而劳合·乔治不是；克雷孟梭理智，而劳合·乔治直觉力强；克雷孟梭有18世纪绅士的品位和价值观，而劳合·乔治属于中产阶级。
克雷孟梭与自己的同僚也有矛盾，包括法国总统。他对一位美国朋友说：“世界上有两个毫无用处的东西，一个是阑尾，一个是庞加莱！”总统矮小精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个十足的讨厌鬼，枯燥乏味，令人生厌，而且不勇敢。”“是审慎精明使它存活到今天——一种令人讨厌的动物，不过幸好目前只有这一个标本。”克雷孟梭几年来一直在攻击庞加莱，散布有关总统妻子的丑闻，他会大叫，“想和总统夫人上床吗？好，我的朋友，就这么定了。”战争期间，克雷孟梭非常不公地因战争指挥问题批评总统。正如庞加莱所说：“他很清楚他说的不是事实，宪法没有给我任何权利。”
庞加莱以牙还牙，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疯子，苍老、愚蠢、虚荣。”但奇怪的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和克雷孟梭却能达成一致。他们都憎恨惧怕德国。庞加莱在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也反对失败主义者，而且是他把克雷孟梭提拔为总理的，因为他看出克雷孟梭打败德国的决心和意志。有一段短暂的时期，他们似乎宣布停战。1917年，克雷孟梭在第一次内阁会议前问道：“雷蒙德，老朋友，我们会好起来吗？”6个月后，庞加莱忿忿地抱怨克雷孟梭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战争胜利后，两人在收复的洛林省省会麦茨公开拥抱，但关系依然紧张。庞加莱对克雷孟梭的办事方式牢骚满腹。停战协定来得太早：法国军队本应该进一步向德国推进。法国对收复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处理不当。作为洛林人，庞加莱和那里的许多人还有联系，他们告诉他许多居民都持亲德态度，法国当局言行有失得体，得罪了他们。克雷孟梭不重视财政问题，而且外交政策一团糟，向英美让步太多。当克雷孟梭同意英语与法语一起成为和会的官方语言时，庞加莱气愤不已，公众对克雷孟梭的吹捧更让他怒火中烧。他写道：“所有法国人都像信仰新上帝一样信任他，而我却被媒体侮辱……除了侮辱，没有人再谈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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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庞加莱及有影响力的殖民地游说团沮丧的是，克雷孟梭几乎不关心收回法国殖民地，对中东也不怎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