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妮·赫泽高：目前来看，一些国家的减排执行力度的确落后于预定计划。但是也有执行非常好的地区。以欧盟为例，欧洲环境局最新的报告显示，欧盟近期将实现《京都议定书》中2012年的既定目标。
从国际法的角度，议定书的条款必须更为合理和牢靠。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于如何最好地实现我们想要的成果，即各缔约方遵守承诺。此外，所有缔约方在协议下的行动与承诺必须是公平和透明的。缔约方的参与、协商和检讨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对协议的遵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行动比协议书本身更重要。
世界博览：在减排问题上各方的争议集中在，如何界定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对于现在的和历史的责任，如何协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保护。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康妮·赫泽高：即使是“巴厘岛路线图”也没有对你的问题给出清晰、明确的解决方法。我们需要一种更有远见的思维方式，所有的减排努力必须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完成，尊重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与自身的实际能力相符”原则。
具体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减排行动，目前大多还是国家自筹经费，但是有些确实需要外部支持。谁来出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应提供占其GDP中～1％的资金，即每年总计达40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欧盟只愿意提供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并建议所需资金中，高达40％的交由市场解决，40％由发展中国家自己解决。
是否利用现有的机构和机制，如世界银行就能达到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讨论。考虑到公平、透明的原则，我们希望各国可以事先公布行动计划和达到的效果。
世界博览：《京都议定书》允许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进行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的自由买卖。目前，这方面的国际合作并不十分有效。新协议中会推出新机制吗？
康妮·赫泽高：现在国际上常用的三种机制为“排放权交易”、“清洁发展”、“联合履约”，运转都很灵活。尤其是“清洁发展”的成绩已超出预期。事实上，我们有3000多个项目正在酝酿讨论中，这比当时签署议定书的协商者想象的要多多了。这表明：发展中国家气候项目存在巨大潜能，这能促使私营企业调动资源。温室气体商品化和“定价”是“排放权交易”的首要问题，我们需要完善市场，了解市场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
目前，各方要求增加决策的透明度，提高机制的效率。其中韩国、澳大利亚和欧盟要求，提高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规模和作用范围。它们希望扩大现有碳市场的次级机构，在机构或经济领域内引入诚信或交易机制，同时要确保商业层面的活动正常进行。
不过，我相信，私营企业强有力的介入将会推动全球绿色经济的蓬勃发展。
斯特朗：“世界环保教父”（1）
（2009年10月27日）
编者按：
他，筹办联合国第一届“地球峰会”；
他，参与制订了著名的《地球宪章》；
他，曾8次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他，是联合国环境署创始人及首任署长；
他，跨越于经济、环保、政府、国际组织等多个领域；
他，被授予了54个荣誉博士学位；
他，任多所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
他，是中国环保意识的启蒙者；
他，就是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地球工作者”的联合国前常务副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先生。
他用毕生的经历改变人们的环境意识，为人类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而工作着。在北京初秋的九月，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到来前夕，斯特朗先生在他的北京办公室接受了本刊常务副社长桂振华博士的独家专访。年近八十高龄的斯特朗先生依然神采奕奕，目光睿智，风趣幽默，言谈举止间充满着年轻人般的思维和活力。
“I am not a pretty girl，you should find a pretty girl to do cover。（我不是漂亮女孩，你应该找漂亮女孩做封面人物）”
桂振华：很高兴您接受《中国绿色画报》的采访，我是中国绿色画报社的常务副社长，这是我的名片。
莫里斯·斯特朗：我知道你们的画报，你们是中国第一家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会员画报，在世界非常有影响力。你在国际环保界非常活跃，因为你的英文名是“Dr．D*id Gui”，所以大家都称你为“D*id Green”。
桂振华：本刊以倡导绿色生活，传播绿色文明，推动绿色经济为办刊宗旨。您为中国环保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我邀请您作为本期《中国绿色画报》的封面人物。
莫里斯·斯特朗：I am not a pretty girl，you should find a pretty girl to do cover。（我不是漂亮女孩，你应该找漂亮女孩做封面人物）
桂振华：您作为世界级环保教父，完全有资格成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绿色画报的封面人物。法国总统希拉克、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等中外领导人都非常关注《中国绿色画报》的发展。中国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哈萨克斯坦前总理捷烈先科等政要都曾是《中国绿色画报》的封面人物。
莫里斯·斯特朗：谢谢！
桂振华：1972年，您作为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秘书长，在您的努力下，联合国第一次环境大会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成功召开，将全球环境问题第一次正式提到国际议事日程上来。请您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
莫里斯·斯特朗：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共有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的1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人类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是个良好的开始。当时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邀请中国参加第一届世界级环保大会。虽然当时中国有很多困难，但是周恩来总理还是组织了高级别的团队出席会议。周恩来总理对待环保问题的超前眼光令我钦佩。团队中有一位年轻人叫曲格平，此次环保大会以后，周恩来总理决定在中国成立一个环保机构。1973年成立国家建委下设的环境保护办公室，后来改为由国务院直属的部级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周恩来总理任命曲格平为第一任局长，同一时间内中国加入联合国环保机构，成为联合国环境保护大军中的一员。我当时任联合国环境署的署长，所以曲格平是我们重要会员的首脑，也是我的“老板”之一。2008年，中国政府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30多年来，从最初的环境保护办公室发展到环保部，表明中国政府对环保工作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的地位在不断上升，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强化环境管理职能控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
斯特朗：“世界环保教父”（2）
桂振华：除了设立环保部外，中国政府为了加强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于1992年成立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是国合会的智囊支持机构。国合会年会每年都设立一个环保主题，*总理出席了2008年国合会年会。目前国合会的主席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齐姆·施泰纳作为国合会委员将出席今年的国合会年会。去年首届绿色论坛也得到了国合会及国合会秘书长祝光耀的大力支持。可见，中国政府领导人对环保问题越来越重视。刚才您提到了中国出席1972年首届地球峰会，那么，您和中国的友谊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吗？
莫里斯·斯特朗：我和中国有非常久远的关系，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已和中国建立了联系，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曲格平成为我的朋友。曲格平是受世人尊重的环保专家。我的环保生涯与中国有很大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把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留在中国。中国的所有行为对世界都有深远影响，世界的任何变动对中国也会有重要影响。
桂振华：曲老从事环保近40年，是中国环保界的泰斗，为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去年在首届中国绿色发展高层论坛上他获得了“中国十佳绿色新闻人物”及“中国绿色贡献终身成就奖”。中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厉无畏为他颁奖。
莫里斯·斯特朗：我从很多媒体上看到了关于绿色论坛的报道，得知我的朋友曲格平获得这个奖项。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十佳绿色新闻人物”。
桂振华：众所周知，您的亲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国际友人。她曾多次访华，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请问您的中国情结是否与安娜有很深的关系？
莫里斯·斯特朗：我与中国的渊源的确是来自于她。小时候，我与世界联系的纽带是远在中国的姑姑安娜的来信。每次收到她的来信，我都会仔细阅读。因为她的影响，我最初对中国的了解与一般西方人不同。她曾称赞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是“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我通过筹办联合国第一届“地球峰会”，深刻体会到周恩来在环保问题上同样具有“世界眼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我不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曾经是非常发达的国家，曾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叫“复——发展国家”，即再次发展的国家。
桂振华：您说的对，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华民族已经实现了伟大的复兴之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此，在喜迎中国六十华诞之际，我们将在人民大会堂上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接下来，请您谈谈中国的环保发展之路吧。
莫里斯·斯特朗：中国已经从发展中取得了经验，中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付出了环境及健康的代价。中国领导人非常睿智，提出和谐发展，以人为本。中国不仅是谈论科学发展观，中国正在做的也是以科学发展为主。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环保，我可以理解，为什么领导人要非常重视环保。北京的天气今天看起来不错，但不是每天都很好，空气污染对人们健康的影响非常的大，但我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中国顺应世界的发展趋势，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拉动内需推出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有3500亿元用于环境和生态保护建设，这是个很好的政策。
斯特朗：“世界环保教父”（3）
桂振华：是的，中国政府为绿色奥运做了很多工作。北京的空气质量有了明显改善，绿色北京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体现在绿地、花园的建设和市民的绿色生活方式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绿色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中国顺应了时代潮流。在刚刚结束的匹斯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指出，中国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加强绿色技术领域合作，并将继续坚定不移地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切实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不能仅靠一国之力，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我们知道继1972年第一届地球峰会之后，您又组织了1992年第二次地球峰会，下面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莫里斯·斯特朗：1972年第一届地球峰会后，各国采取了很多行动，但是，行动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决定于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第二次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以及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签暑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两个公约。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影响深远的一次盛会。当时公众已经对环保越来越了解，但是政府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这次地球*使得公众和政府更加关注环保，最重要的是这次大会使人们开始注意到气候变化。此后，为了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1997年149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京都议定书》。
桂振华：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已经开始倒计时，届时各国将就削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达成新的协议。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莫里斯·斯特朗：我最近刚刚完成关于哥本哈根的文章，你可以在《中国绿色画报》里使用这篇文章。
桂振华：非常感谢，我们中国绿色画报会按规定付您稿费。
莫里斯·斯特朗：你可以免费使用。
桂振华：谢谢。第二届绿色发展高层国际论坛将于11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本届论坛得到联合国环境署精心指导，届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哈萨克斯坦前总理捷烈先科及大会主席、中国生态学泰斗、中美生态系统研究中心主席李文华院士等中外政要、专家将出席。我们也正在和联合国总部联系，争取邀请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施泰纳先生出席开幕式。在此，我特别邀请您以大会联合主席身份出席论坛开幕式并为大会做精彩致辞。
莫里斯·斯特朗：如果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很乐意出席您的绿色论坛。
桂振华：您众多身份中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是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主席，您能介绍一下世界及中国的碳汇交易情况吗？下一步怎样做得更好？
莫里斯·斯特朗：中国是最大的碳排放出口国，中国做了很多减少碳排放的项目，虽然还没有做到完美，但是已经很不错了。碳排放交易很有用，是目前唯一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碳排放的方法。CDM是一个新的概念，需要更多的时间推广。中国通过碳排放交易得到很多资金的资助以减少中国境内的碳排放。中国已经开始自主地处理碳排放交易，去年9月，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由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三方出资设立。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刚刚开始，是第一步，中国政府还没有决定是否在其他地区成立更多的排放权交易所，所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只是一小步。
斯特朗：“世界环保教父”（4）
气候变化对中国很重要，中国会被气候变化所影响。虽然中国是最大的碳交易资源国，但谈贸易还是最近的事情。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低于美国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过于依赖工业化导致了气候变化问题。所以，发达国家应该在防止气候变化上负更主要的责任，他们应该把科技和资金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所以需要国际合作。中国也有责任，中国不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人，但是中国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很好，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气候变化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会非常大。
我相信气候变化会影响经济，但是现在一些经济做法不是很科学。中国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新的模式——社会责任或者说绿色责任。传统的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方式已不合时宜，中国领先于世界去改变这种落后的方式，虽不成熟，但中国正在往合理的方向前进。
桂振华：除了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外，我们还有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武汉排污权交易所、长沙环境资源交易所、昆明环境能源交易所等。
我觉得有必要通过第二届绿色发展高层国际论坛向其他省长市长推广CDM和碳交所的概念，在中国其他地方成立更多的碳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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