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王侯对中央也就不那么恭顺，而中央为了压制地方诸侯，开始削减他们的权力和实力，这又加剧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结果就会引发战争，但一般来说，这种战争中央取胜的概率多一些。晋朝的“八王之乱”与汉朝文景时期的“七国之乱”很相似，但有那么一点不太相同的就是，汉朝文景时期的中央政权是图谋向上的，中央和地方矛盾的起因是中央要削减地方权力，而削弱地方权力是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维持大一统的全局，但晋朝的“八王之乱”则是因为中央权威几乎落到了可以蔑视的地步，如同衰落的东周中央。
第三章 第三次崛起：早衰的晋帝国（8）
然而，司马家族的子孙及时行乐可以，搞政治、搞军事就没有几个人能赶得上他们的祖先司马懿、司马昭了，所以，别看八个司马王侯打成一片很热闹，但没有一个人具有明显优势，没有一个人具有领袖气质，因此，司马家族不过是一群混蛋和另一群混蛋之间的斗殴，没一个能成事的。无奈之下，稍聪明点的人就想到了要联合当时的士族势力，加强自己的号召力，于是有了司马越与琅琊王衍的联盟，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王衍是什么人？他就是“清谈”之风的领袖，不过王氏家族在东海地区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司马越与他联合，就能赢得清谈一派的好感，也能获得地方士族的支持。
我前面说过，中国的能臣只有四个人，王衍就是赵高一样的能臣，他信口雌黄，看似清谈领袖，他实际上是一个纵横家，他绝对有能力，但不是王猛那样的伟大政治能力，而是赵高一样能在纷繁复杂的朝堂权力争斗中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的权术家，所以，他始终高高在上。与苻坚和王猛这对搭档相比，司马越和王衍这对搭档就可以用狼狈为奸来形容最合适了。
很有意思的是，在司马越和王衍联合的同时，另外还有一对“王与马共天下”的搭档，那就是琅琊国的司马睿和王衍的堂弟王导。《王导传》中说：王导“参东海王越军事。时元帝为琅琊王，与（王）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雒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
王衍和赵高一样，对天下大势实际上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为此，他有过一个很有名的“三窟理论”，“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其实，若就论天下大事的分析和战略预谋而言，王衍也算得上是一个伟大人物，他的“三窟战略”和诸葛亮的“三分天下”不相上下，但不同的就是出发点，诸葛亮是为刘备图谋天下，而王衍实际上是在为他自己和司马越找退路，这就是三分天下和狡兔三窟的根本不同之处。所以，王衍对他的弟弟们说：“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晋阳秋》）”他原本在荆州和青州各建一“窟”，但最后的结果是他的弟弟王导和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了东晋。
司马家族的那点能力全用在了享乐和内斗上了，其实，有那么一两个皇帝无能、享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帝国不会那么轻易崩溃，但司马家族连起码的继承人都没有安排好，如果前一任皇帝自甘堕落，但后一任皇帝能奋发图强的话，帝国还是可以重现辉煌的，如苻生残忍好杀，但苻坚登基后前秦重新变得强大起来。但如果连续几任皇帝都是胡亥的话，那就危险了。再者，皇位继承人还有一种客观的选拔方式，那就是几个有实力的皇室家族成员自相残杀，最后胜出的一个人得到皇位，这也是一种凭实力和智慧做后盾的选拔机制，这样胜出的继承人一般也较强，如李世民。但八王之乱的结果证明，司马家族出不了一个李世民——这就是个人是否具有领袖能力的问题了。具有领袖能力的人会早早在自己周围凝聚一大批人才，大多数都是一些重臣或者有兵权的人；而没有领袖气质的人，就没有这个凝聚力。而能否聚集一批能臣良将，也就决定着政变成功的概率，因为任何政变都不是某个人凭自己的力量完成的，而是集团对集团的结果。司马家族的优良基因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没有传下来，所以，司马家族众多的成员没有一个能重振晋帝国。
所以，晋帝国的衰落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原陷入权力真空，导致北方各族崛起，否则，北方各族根本没有机会互相争霸。
再退一步说，就是西晋灭亡了，东晋也还有强大的实力，论经济实力，东晋仍是十六国时期最强盛的，但司马家族仍然没能出现一个孙权一样的领袖，东晋帝国实际上仍然继续西晋的风气，整个帝国没有一点阳刚之气。尽管这个帝国也曾几次北伐，但最大的成就也就是灭亡了成汉帝国，收复了四川一带，仅此而已。当然，任何帝国都会有一些真正的能臣武将，关键就是帝国能不能给他们这个机会，桓温是东晋的实力派，也是最有北伐之心的人，他主张北伐，也曾亲自北伐，灭成汉就是他的最大功劳，但南迁而来的那些原西晋士族官僚对北伐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更愿意过以前那种及时行乐的生活。另外，东晋其实也是一片乱象，各种叛乱迭出，所以，从上至下、从里到外都像是熟透了的柿子，就等着有人摘了，怎么可能还有北伐的心思呢？所以，东晋的北伐次数倒是不少，不过失败的也同样多。除了桓温之外，祖逖也是一个*人物，但他没有桓温那样的实权，他的北伐几乎没有得到东晋中央政府的任何支持，更像是民间的自发北伐，当然无果而终。
东晋那点荷尔蒙全用在了享乐和争权夺利上了，好好的一张弓，却没射出过一支箭，所以，我说，东晋真不该在淝水之战中获胜，它应该一败涂地，这样，一个强大的前秦会让当时的中国人早点过上盛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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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四次崛起：好皇帝，好班子，造就盛唐时代（1）
旧金山金门大桥的不远处还有一座桥，其实和金门大桥差不多，但人们只知道金门大桥而不知这座桥，这就是第一和第二的区别。秦始皇是第一，杨坚是第二，隋帝国和秦帝国一样伟大。唐继承了隋，就像汉继承了秦，中国由此进入第二个循环。
隋炀帝和秦始皇是难兄难弟
隋帝国与秦帝国出奇的相似：都统一了中国，都进行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都很短命。
没有隋炀帝的中国很难说是一个什么样子，当然，按照恩格斯“他人替代论”，肯定会有隋炀帝第二出现，但按照我的相对论历史观，这个隋炀帝第二哪怕延后一分钟出现，历史也将大为改观。可惜我们无法证明，除非出现历史平行空间，而且这个平行空间还得可控，以便进行模型观察。
不过历史其实也就是一场游戏，游戏里面的人物可以投掷骰子做出选择，但无论你怎么折腾，你也跳不出游戏设计者的掌心，在西方，这个游戏设计者叫上帝；在东方，这个游戏设计者被称为辩证历史观。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东方封闭环境中的必然规律，八百年周王朝早已分崩离析，之后早晚要被某一个国家统一，但究竟是谁统一，什么时间统一，怎么个方式统一，那就是游戏玩家的事了，而不是游戏设计者的事。隋炀帝就是一个历史牛人，他的作用就是大大地影响历史进程，或者说加速某种制度、体系的毁灭，加速某种制度、体系的新生，不过隋炀帝肯定没学好辩证历史这门课，他的历史表现证明他这门课挂了，不过他其他课程不是优秀得一塌糊涂就是糟糕得一塌糊涂。
隋朝的伟大，就是大量打破了旧制度，创立了很多新制度，这让中国又完成了一次蜕变，所以说隋帝国虽然短命，但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长期各民族混居，这客观上是给中国输入了新鲜血液，北方的蛮族文化与传统的中原文化大规模交融，使得重新统一的中国有了改革的沃土，隋帝国的各种改革没必要细说，关键就是隋帝国用各种新制度为中国重新建立起一个平衡的社会，当然，在改革中产生的火花却产生了爆炸，结果隋帝国把自己个葬送了，唐帝国和当年的汉帝国一样坐享了前朝丰硕的成果。
自东汉以来，中国实际上由于失去了平衡而四分五裂，重新回归平衡本来应该在晋帝国时期完成，但司马家族的无能导致这个动作又延后了数百年。隋帝国的改革非常全面，不多说，以门阀制度和科举制度看隋文帝、隋炀帝怎样将中国复归平衡。
高颍和苏威并称“开皇明相”，两人配合得也很默契，高颍负责拟定改革政策，苏威负责维护实施，这小子颇有后世魏征胆大直言的风格，敢拦着怒气冲天想要持刀杀人的杨坚。
高颍改革的主要方面就是几个，一个是对政府职能进行了大改革，建立“五省六部”制度，也就是让政府职能部门更加专业化，另外也有利于分权制衡，不让权力过于集中，这个机构改革很合理，因此一直沿用到清朝。另一项改革是地方行政，西周建立了分封制，秦汉时改为郡县制，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混乱，地方管理制度也混乱不堪，官僚队伍也很臃肿，到了“十羊九牧”的地步，高颍就来了一次大瘦身，把三级的州郡县改为州县两级（后改为郡县两级，其实一样）。另外，把地方官的各级任命权全部收归中央，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地方官扩展自己的势力，并且，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隋朝改革还规定必须“异地为官”，任何一个官员也不能两度担任同一个地方的官员，任期也调整到只有三四年，后来又规定官员上任不能带父母或者15岁以上的儿子。进京述职的规定也是这时候开始正式实行的，被称为“朝集使”。经济上隋帝国实行了“均田法”，这是带有农业文明理想主义色彩的田亩制度，虽然因为过于理想化而实行起来没有到位，但怎么说也以前要好得多，最起码基本保证了人人有田，这就很不错了。徭役方面也实行租庸制度，这样农民的负担也轻了不少。
第四章 第四次崛起：好皇帝，好班子，造就盛唐时代（2）
隋帝国的改革其实收效明显，《隋书》把描写盛世的词汇都用上了：“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
汉武帝的*专制产生的另一个社会毛病就是门阀制度，当时这还不是一种制度，但根源却是在汉武帝这里。汉武帝推崇儒学，于是政客官吏们纷纷改弦更张，抛弃以往的黄老哲学和其他各种学说，开始研究儒家经书，学问大的就开始开业授课，在官场里开业授课是什么后果，小学生也懂，于是，门徒就成了派系，到了刘秀时候，这小子当上了皇帝，于是广加封赏，出现一批新政客。这时候门阀就渐渐成了社会的主流，到了魏时期，就已经设计出了九品中正制度，这也就是门阀制度的正式确立。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倒是和欧洲的贵族人才选拔制度较为相近，有个门槛就是出身一定要是世族，于是，世族占据了所有的官吏位置，而低层的人就根本没有了多少上升的渠道，除非你有特别的功绩，比如战功什么的，但这样的机会也很难得，因为别说将军级别，就是中层军官也都是世族子弟。
世族成为主流对皇帝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对统治者来说，任何势力过大都不是好事，皇帝其实是个势单力薄的角色，他主要是通过平衡各种势力来取得优势，这就需要高超的操控能力，所以说皇帝也不是谁都能干的。世族势力太大，皇帝自己也就难免受其影响，这对皇帝来说是个巨大的压力，因此，到了隋帝国，杨氏家族就要想办法改变这种世族力量过大的局面，怎样改？那就是打破门阀制度，换一种新的人才选拔机制，从底层引入一股新的力量上来，用来平衡世族势力，所以，我后面说科举制度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世族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是世族的对立力量。
每一种制度的确立都是为了解决旧体制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不过历史也就是这样前进的。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此后渐渐形成了一个文官社会，武官的地位只有在战争期间才超越文官，大多数时候文官是政治和官僚队伍的主流，国家大政方针主要是文官决定的，社会风气也渐趋阴柔，战国时的尚武精神基本上销声匿迹。因此，中国在文化上越来越高深，但在武略方面就常常让人扼腕叹息了。不过，中国文化的所谓高深也不是向高级阶段迈进，而是一直在倒退，这在以后的篇章中再说。
隋帝国和秦帝国都有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不应该频繁地发动战争、开建大工程，远征高丽、扩建洛阳、开凿御道、修造运河，这些都和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一样，闹得民怨沸腾，虽然杨广做的这些工程远比政绩工程强，很多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是造福子孙的大实事，但严重透支一代人的幸福去为子孙造福，结果必然适得其反。
当一代帝王成就了他的霸业的时候，他接下来思考的就是如何保持这一权力和如何使它不断地扩大。
隋帝国的改革虽然相当成功，但隋帝国也犯了和秦帝国一样的错误，那就是大型工程太多了，对外的征服战争也实施得早了些，再加上这么大动作的改革肯定会有不小的社会矛盾，这三者同时作用，任何帝国都承受不了。
第四章 第四次崛起：好皇帝，好班子，造就盛唐时代（3）
隋帝国与秦帝国出奇的相似，都统一了中国，都进行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都很短命。他们灭亡的原因也有相似之处，其中明显的一项是都有大工程。农耕时期的大工程在今天看来也是规模不小，比如隋帝国建造宫殿、修建大运河等，这些工程相当于现在的修建奥运场馆、南水北调。在现代，这些工程虽大，主要依靠机械力量，并且有专业的建筑承包商，而在秦、隋的农耕文明时期，这样庞大的工程就非得征调几十万、上百万人才行，这对农耕文明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这么多的劳动力全都去修工程了，农业生产必然要受到影响。而且，这不仅仅是直接修工程的人，还要有配套服务，因此，一个宫殿工地上假设有10万人的话，那么后勤、原料、运输、管理等就有几倍的人在为其服务，因此，一个大工程的牵涉面很广、很深，往往是牵动整个国家的。隋帝国灭亡的两大直接导火索就是两项：一个是庞大的工程，一个是对外战争。隋炀帝曾三次远征高句丽——这里也看出，秦帝国是以统一六国为完成统一大业，而隋帝国则不满足于统一中国本部，而是谋求向外扩展，将朝鲜半岛纳入中国范畴。其实，更准确点说，应该是把朝鲜半岛归属中国固定下来，或者叫做收复朝鲜半岛，因为在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就在朝鲜半岛设立了乐浪郡和带方郡两个行政机构，朝鲜半岛大部分就归属这两郡管辖，在东汉末年，也就是三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而给了中国边疆和周边地区闹独立的机会，朝鲜半岛也就是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