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成了男人。”
红枣抱紧了她。红枣仔细地体验罗绣的体重与压力。它有一种覆盖之美。红枣喜极而泣。
为了自己，这个女人做出了全部牺牲，奉献了全部的自己。红枣收紧了胳膊，想呼唤她，但干妈又叫不出口。红枣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称谓而伤怀不已。
深夜零时了。时间“咋喷”一下就从昨天跳到了今天。
罗绣和红枣并躺在床上，一起望着窗外，时光在流逝。夜真美。秋夜真是美丽，像贮满了欢愉的泪。罗绣说：“饿了没有？”红枣愣头愣脑地说：“饿。”红枣说完这话就翻起身来把罗绣拥了过来。罗绣知道他歇过来了，年轻人就这样，去得快，来得更快。罗绣故意让开了，说：“我去给你做点吃的。”红枣说：“要做就做爱。”罗绣支起上身，捂住红枣的手，说：“不了，你会累坏的，明天，啊！‘红枣说：”现在就是明天！“红枣说完这话便放倒了罗缩，罗绣尖叫一声，倒过脸，责怪说：”要死了，你真是要死了。“
这一个回合来得山呼海啸。红枣在这一个回合中再也不是学生了，他晓通业务，无所不能。罗绣显得很被动。被动有时候是一种奇妙无比的感受，被动之中有一种被赋予的感觉，一种被灌贮的感觉，被动还有一种被强迫之后的柔弱感，娇好感。红枣越战越勇，他的痛苦叫声接近了通俗歌手的喊唱。
第二天早晨城市迎来了第一场秋雨。
第～场秋雨。
秋雨后的城市清凉而又爽朗，碧空如洗，天空的清澈程度夸张了它的纵深。那种虚妄的深度，那种虚妄的广度，因为抽象而接近于无限。这样的天空类似于红枣现在的心境，极度的空虚达到了极度的熨贴与爽静。
男人做爱后的清晨大都美好如斯。
红枣认定了所有的日子都是为昨夜做铺垫的，做准备的，这样的初晚是人生的第一个总结。它预示了一种终结，它同样预示了一种开始。一个人拒绝过来又拒绝过去，这样的夜晚总是难以拒绝。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夜晚永远有始无终。生存是美好的，性是美好的。爱是一个黑洞，它难以拒绝。它不应该遭到拒绝。母爱可以逃逸，师恩可以回避，金童与玉女都可以拒绝，但“想女人”不可以。高潮可以抵消一切，喷涌的感受永远是一种胜境，它简单至极，像秋天雨后的天空，无所不包，却空无一物。
红枣到达公司已是临近中午，他一过排练大厅就遇上镶麦了。这个让他疼痛的小女人正站在麦克风的面前，她正在爬高音，高音使她的表情出现了些许痛楚，而双脚也赔起来了。
红枣第一眼就发现了波麦小腿上的致命缺陷。红枣为发现这个缺陷而欣慰，而坦然。红枣走过去，站在她的身后，红枣自己都惊奇自己能有这样的镇定，几天前的心跳、热忱、春心荡漾和情窦初开都不复存在了。就几天的工夫，要死要活的感觉就这么淡然了。遗忘真是个好东西，和女人做爱真是个好东西，苦闷的单恋就这么了结了，恋爱的季节就这么过去了。罗绣说得真对，那不是恋爱，只是想女人了。这话说得多好！红枣此刻的平静如水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被麦同样是平静的。她排练了一个上午，没有一丝与人游戏的心情。她看见红枣的时候目光里头只有疲惫，没有挑逗或妩媚。他们的目光只是对视了一下就平静地移开了，当然，他们点了点头，还是礼貌地微笑了那么一下，然而，仅此而已。
蠢蠢欲动就这么轻易地打发了。如遗忘一样了无痕迹。有女人在床上垫底，什么样的故事都能够对付。
红枣暗自庆幸自己没有一头栽进去。红枣的确没有恋爱，红枣完完全全地得到一个女人了。鱼已经人水，就不应该再像在岸上那样瞎折腾。
一个人打发自己的过去原来是如此地容易。
痛苦或许只是一种假设。痛苦是一个人在地上的身影，随路面的坎坷而凸凹，转过身去，身影只是旧时的脚印罢了，它荡漾如水，却绊不住自己的双腿。
罗绣点燃了红枣，同样，罗绣也点燃了自己。平庸的婚姻岁月给她积累了丰富的床上经验，而使用这种经验则预示了她的第二个春天。
罗绣让红枣躺在沙发上，命令他闭上眼睛。没有她的许可，红枣不许睁开。她在给他上妆。她用洗面乳、化妆水、粉底霜、粉饼、眉笔、睫毛膏、眼影、口红、唇线笔开始作画。
画布是红枣的那张脸。这张画画了足足半个小时。画完了，红枣睁开了眼睛，但是他看不见自己。这是眼睛与目光的局限。然而，他从罗绣的表情可以看得出，罗绣对她的作品很满意。
罗绣把红枣仔仔细细打量过一遍，点了点头，说：“下次签合同我就用口红。”
但是红枣想知道罗绣把他弄成了什么模样。他看了看四周，客厅里的镜子全反过去了。
显然，这个夜晚经过了一次精心策划。红枣有些不放心，笑着说，“我现在是什么样子？”罗绣用一个指头止住了红枣的问话，罗绣说，“嘘。”罗绣说：“我们现在只是身体，我们不做人。”
罗绣打开了酒，打开了灯，罗约打开了音响，罗绣还拿来了一瓶强生牌婴儿爽身粉。罗绣给红枣脱去衣物，沿着红枣的脖子把婴用强生牌爽身粉倒在了红枣的身上。红枣通身粉白，毛孔都闭上了，每一寸皮肤都像玻璃一样光滑。罗绣说：“你现在是玻璃。”红枣说：“你呢？”
罗绣说：“我是光。”
罗绣拉开了腰间的裙带，灰黄色的丝质面料滑在了地上，像尚未液化的一堆精液。
罗绣说：“玻璃拒绝一切，除了光。”
红枣听不明白她的话，却有些慌。他雪白的身体让他有一种彻骨的恐惧，红枣说：“我有些怕。”
罗绣把爽身粉递到红枣的手上，说，“也给我倒上。我陪你。让我变成另一张玻璃。”
红枣接过了爽身粉。红枣就是在接过爽身粉的时候电话铃响起来了。红枣打了一个徽灵，手上的爽身粉差一点洒在地上。这一阵铃声决定了他不可能是玻璃，他必须是他自己。因为他只能是他自己。他们并没有离开这个星球，这个屋子的管管线线联系着这个世界。罗绣长吁了一口气，接过电话，“喂”了一声之后就对红枣打了个手势。罗绣说：“我在办公室。”
红枣站在原地，他感到自己不是站在客厅里，而是仁立在秋季。
罗绣在责怪对方，为什么不事先打个电话。罗绣说，你先洗个澡，我马上就回来。罗绣在挂电话之前回头看了一眼红枣，看得出他已经猜出了什么。罗绣说完“我就来”就搁下耳机。
“是他？”红枣说。
“是他。他回来了。”
“我需要光。”红枣说。
“现在是夜晚。”
“你回去干什么？”红枣说。
“和他性交。”
“你不许和他那样，他不是玻璃，他是水泥墙。”
罗绣从地上捡起裙子，径直往卧室里去。红枣跟到门口，大声说：“我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
“你可以照照镜子。”
红枣站在阳台上。看着宝马牌小轿车驶出了别墅区的大门。它行驶在坡面上，往城市的方向去。一阵夜风吹过来，他颤抖了一下，身上掉下来许多粉末。红枣在客厅里站了片刻，决定到卫生间里去。他提了酒瓶，打开灯，推开门，迎面就是卫生间的一块大方镜。镜子里站着一个人，一个女人，柳眉，吊角眼，面庞红润，唇若桃花。眉心的正中央还点上了一颗美人病。这个浑身雪白的亮丽女人就那么站在镜子的中间，审视红枣。她像一具美丽的活女尸。
红枣的后背一阵麻，又掉下来一层粉末。他知道这种感受是自己的。恐惧在秋夜里无声地游荡。然而，红枣尽力忘掉自己，罗绣说得对，你不是人，你是玻璃。
化妆台上有一支玫瑰色的口红。红枣把他拿在手上，拧出来，口红勃起了，挺立在套子的外面。红枣用这支口红在玻璃镜面上开始书写，写了满满一个版面：
女人婊子圣女野鸡
。母亲亲娘妓女女神
大姐妃子小蜜婆姨
二奶女生娘们骚货
情妇尼姑名媛破烂
奶妈弃妇小妞仙姑
丫头圣母巾帼寡妇
窑姐贞女妻子包妹
舅母姨娘长舌令爱
老婆妈咄修女贱人
蜜司宫女娥眉女贼
舞女妮子破鞋丫景
拙荆堂客糟糠女流
镜面写满了，两个红枣等距地站立在这些汉字的正面与背面。红枣与镜中的美人既心怀鬼胎又相互打量，他们是有关“女人”这一组词汇的两极，这些词赤身裸体，这些词浑身雅艳，这些词遍体飘香。这些词涂抹了口红，有唇的形态，渴望阅读或亲吻，渴望唾液，渴望舌面滑过。她们是五色光，穿透了语音与人体。这样的五色光使世界无限缤纷，她们是光怪陆离之缘。红枣板起化妆台上的那瓶法国葡萄酒，一口气全灌了下去。十分钟之后红枣就发现这瓶酒在他的体内还原了，还原成法国南部的一颗葡萄，液汁膨胀开来，有了开裂和飞进的危险性，绿亮鲜活，光彩照人。
在这个秋夜红枣醉卧在没水的浴缸里。他做了一夜的梦，这个梦一直围绕着乌龟和河蚌，那两种类似于矿物的肉体。它们的身体进进出出，开开合合。没有呼吸与咀嚼。它们弥漫着淤泥与腐水的气味。栩栩如生。
红枣打起了呼喀，气息通畅，均匀。呼喀是肉体之梦，是梦的歌唱。
1997。2。 10— 19981。8
于中国矿业大学、
南京橡巴侨
抵抗与逃逸
汪政晓华
从严格意义上讲，《那个夏天那个秋季》是毕飞宇的第一部长篇。本来，“第一”之类的序数并没有太大的深意，现在一年盛产那么多的长篇，即使没有这个“第一”又怎么样呢？
但人们的阅读。心理就是那么怪，作为对毕飞宇作品较为熟悉的读者，对这部“第一”总是充满期待，而且对这一期待又似乎理由十足。
毕飞宇写作已有相当的年头了。他是一个特别认真的写作者，我们时常从他的写作中体会到这一点，这在一个小说及小说家批量产生、写作也来得越来越随意的年代实属不易。认真不仅是一种姿态，它必然带来对文学史的尊重，对汉语写作的自觉地体认与寻找，包括对自己写作的种种可能性的开掘、验证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一些写作理想越来越明确地接近与不断丰富。华飞宇的中短篇已写得相当有特点，首先夺虚与实的处理上很有道理。虚与实好像是很朴素而简单的传统概念，其实，正是这些朴素而简单的概念更能描绘和评价出作品的真实面目；而且，最简单的常常是最难达到的。毕飞宇从未放弃对实存生活的叙述，所以，小说在毕飞宇手里依然发挥着它古老而最本质的功能，审美的总是建立在大量的日常叙事之上。
也许在毕飞宇看来，这是他所把握得到的对生存于以体验的理想的通道。毫无疑问，毕飞宇从不拒绝意义，甚至，对形而上的意义有一种迷恋。这种形而上的意义在毕飞宇的中短篇中往往显得很抽象，它们“形式化”了，只是某种状态，比如疏离、比如接近、比如人在各情境中的“位置”；又比如人与历史、与“语言”的关系等等。所以，毕飞宇似乎从写作题材上看是在写“历史”。“现实‘域”荒诞“，但其语义结构又往往是超越了这些题材特征的。毕飞宇使用了”问离“，使用了控制，正是因为这些手段，使毕飞宇的写作既保持了故事的勉力，又能摆脱它们的纠缠。于是，毕飞宇给我们提供了又一个富有兴味的话题，即对小说这种文体的功能的拓展，这在他的短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短篇是毕飞宇迄今为止写作最为得心应手的体裁，至少从我们的阅读上看是如此。它们在华飞宇手中显得优裕、自然、游刃有余。
毕飞宇在短篇中更洒脱地试验着自己的想法。我曾在一个时期里惊讶地看到，毕飞宇几乎一个短篇一种方式，我由此认定毕飞宇可能是一个“短跑”的好手，具有相当的冲刺能力。毕飞宇的短篇写得都很短，而且构成也极为简单——它们没有枝蔓的情节、纵横的线索、太多的人物，语义负担也被处理得单纯明朗。他从不让短篇显得气喘吁吁、叠床架屋、不堪重负。
写作首先是一些否定，一些“不写”，这样，极小的篇幅被挪腾出相对自由的时空，使他能从容地处理结构、语言，并运用它有力地击打那早就瞄好的目标。比如（是谁在深夜里说话》的历史意象，《五月九日或十日》对。心理的纤毫毕现的描摩，〈哺乳期女人》的“复调”，以及《火车里的天堂》对“事件”之所以发生的不在意的追寻…它们都是让喜欢短篇的读者很过瘾的作品。
谈论毕飞宇的中短篇是让人很愉快的一桩事，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暂时停下来而谈论他的“第一部”长篇。长篇与短篇有没有本质的不同？我们曾认为，只有短篇才是真正的关乎技术的，而长篇往往并不是靠技术的精雕细刻才能支撑起来的。长篇是一座复杂的大厦，它是靠作家深透的思想、广博的阅历和知识，以及相当的想象力与叙事耐力完成的。对于一部卷页繁多、人物云集、产面阔大的长篇来说，技巧实际上是非关本质的，它可以写得很朴素，甚至很粗糙，但只要它有一种内在的力度，它就可能立起来。在我们看来，就同一位作家而言，写作长篇与写作短篇应当是两种状态，它们互为补充：在长篇里他追求深刻而复杂的意蕴与头绪繁多的故事；而在短篇里，他更多地以轻松的。心情去追求形式的愉悦，简单而明快。借用康德的话，长篇是一种“依存美”，而短篇则是一种“纯粹美”。这些看法应该是有道理的。只是现代长篇在构成上更趋多元了，甚至有一种走向轻灵的趋向，也许，这与它主动适应现代期刊传媒不无关系。不管怎么样，毕飞宇的《那个夏天那个秋季》作为他长篇田野里第一茬庄稼，收获还算不菲。他谨慎地使用了单纯的故事结构、人物关系，尤其是他们各自的语义功能和结构功能，都交待很清楚。毕飞宇知道故事对一部长篇的意义，这一努力在当代新潮长篇已成势力的年头具有某种矫正的作用。因为一部长篇如果没有故事的支撑，那它是不可能抓住读者，而只能为批评家们的文本解剖提供案头之物。于是，人物的外部冲突与内部冲突同样重要，叙述人的话语功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便保持故事节奏的自在起伏。同样重要的是作品的语义，一部长篇到本了不告诉人们相对明晰而又相对丰富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人物、故事、语义三者的关系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可以是错位的，也可以是等位的。华飞宇同样谨慎地选择了等位构成。虽然，李建国对耿东亮的包装以及耿东亮母亲的故事似乎都可以独立成单元，而有语义旁溢的可能，但在作品总的语义结构下它们还都是有机的统一。作品的语义显然具有形而上的原型的意味与存在主义的哲学体验，但借助于中国现代都市生活，它们还是得到了新的感性化的阐释。故事的冲突基本上是对泛母性的反复抗拒，传统的母爱、外在力量不同的目的与利益的关。心与给予以及女性介入，在作品中都得到了重新诠释。作品的冲突相对于经典意义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是一种“反冲突”，因为冲突的一方总是以爱、给予等方式出现的，而作品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