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的国际影响力衰颓至此，竟不能堂而皇之地将〃朝廷要犯〃押回国内，这既让孙文感到庆幸，也让孙文觉得悲哀。
清王朝诱捕孙文的计划失败了，它弄巧成拙，反倒帮孙文做了一回宣传。
孙文将自己在英国的这段特殊经历写成《伦敦蒙难记》。随着《伦敦蒙难记》的热卖，孙文成了国际名人。〃外国尝有人因宗教而战，自由而战的，但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战的却是为皇帝一个问题〃，孙文在《伦敦蒙难记》中大叹中国皇权制度的腐朽：〃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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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五 逃亡在伦敦的秋天（3）
不管在什么国家，什么制度下，人们都会由衷钦佩那些拼尽权力〃救众生于水火〃的人。孙文成了反封建暴政的英雄，清政府落了个人人嗤笑的结局。英国的汉学家翟理斯邀孙文写小传，把他收录到《中国名人辞典》中。美国的《纽约时报》在显赫位置登载孙文遇险的经过。日本冒险家平山周为《伦敦蒙难记》感动，成了孙文的好朋友。日本人宫崎寅藏因孙文的缘故，对中国革命发生兴趣，开始为中国革命出钱出力。英国大兵摩根和孙文一见如故，之后还来到香港，成为1900年惠州起义的参加者。
伦敦一遇成了孙文的政治资本，只是脱险之后，孙文还不能回中国继续革命理想。他在欧洲暂住下来，于各国游历，考察西方民情，尤其是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他并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顶礼膜拜，他见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之苦。他曾感慨，如欧洲列强这样国家富强、民权发达的地方，还称不上小民的极乐之乡。
孙文试图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让所有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英国是最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最早实行宪政的国家，孙文终日泡在大英博物馆里，找寻中国革命的途径。赴英的这段时期，让孙文的思想得到升华，也为他的〃三民主义体系〃，即民权、民族、民生，奠定了基础。有意思的是，马克思落难的时候，也曾避在大英博物馆里苦读度日。
19世纪末俄国也在酝酿着革命，那时的中国人还不知俄国革命会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孙文在大英博物馆里结交了不少俄国朋友，比如流亡英国的俄罗斯政治家伏库浮斯基，他还常到一个名叫克雷格斯的人家中和那里的俄国民粹派记者讨论政治。
1897年3月，孙文发表文章要求英国政府对清政府采取中立，以便结束中国的皇权制度，在中国建立一个没有贪污的制度。但是，英国救孙文的初衷却不是〃让中国脱胎换骨〃，英国外相曾强调，英国接受清政府的要求，不会让香港成为〃反对大清帝国安宁的基地〃。随着列强在中国利益的变化，英国也曾下令，要防止反对中国合法当局的任何革命。换句话说，英国人即使支持孙文，也仅仅是出于英国自身利益的考虑。一旦其发现孙文的革命有碍其在华利益，就会视孙文等革命者为敌。
孙文逐渐明白，要革命就不能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外国势力上。
广州起义落败之初，中国的大部分人都称孙文等起义者为〃乱臣贼子〃，骂他们〃大逆不道〃，视他们如蛇如蝎。据孙文本人回忆，有段日子，无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将他当成毒蛇猛兽，躲着他，不与他交流。在赴英避难前，孙文曾到旧金山呆过一段时间，当地的华侨多对孙文怒目而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继续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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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五 逃亡在伦敦的秋天（4）
《伦敦蒙难记》中有言：〃不幸中国之政，习尚专制，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学者如此，平民可知。此所以中国之政治无论仁暴美恶，而国民对于现行之法律典章，唯有兢兢遵守而已。〃
得不到大众拥护的革命不可能成功，但中国人却太习惯苟且为民的生活了，即使深陷苦难，也不思变求新。孙文看到了皇权政治下国人的畸形人格，可他没有因此丧失信心，就算〃革国民劣根性〃当属世界上最难做的事。
在英国逗留的岁月里，孙文也不忘对广州革命的失败进行反思。那次革命多少有些一厢情愿的意味，兴中会此前并没有对革命的理念进行多少宣传，甚至很多参加起义的人也把起义当成〃推皇帝，做皇帝〃、〃打天下，赏天下〃，否则也不会在起义迫在眉睫之时，各路将领为〃收入问题〃拒不发兵。
1897年孙文来到日本，尽力结交日本政要，扩大兴中会的影响。在日本，他自称〃中山樵〃，叫得多了〃孙中山〃就成了他流传最广的名字。
1899年，孙中山要陈少白在香港建一个反清的舆论阵地，陈少白便建起了《中国日报》，该报很快成为兴中会成员联络的重要据点。而在中国历史上，《中国日报》又堪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个机关报。香港的创报环境比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要宽松得多，《中国日报》的成功，不只让孙中山，还让很多革命者将办报刊作为极重要的宣传方式。
对清政府来说，报刊还是新鲜事物，大清的法律在很长时间都没有对〃办报刊〃做什么具体规定。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却是中国流行千年的统治策略，革命派的报刊于艰难中求生，多采取地下发行的办法。
中国人对革命的最初认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报刊，1900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尽管起义失败，孙中山也再度过上逃亡生活，但孙中山却很少听到人们对这次起义的〃恶言恶语〃，非但如此，还有不少人对起义的失败扼腕痛惜，恨其不成。回想起之前的广州起义，孙中山都不注感叹：〃差若天渊。〃1903年年轻的学生邹容写下了抨击清政府，鼓舞革命的《革命军》，不及一月，该书就卖出了数千册。在孙中山等革命者的努力下，中国人逐渐从排斥革命、不想革命到主动了解革命，投身革命。中国人对国家、皇帝的理解逐步发生了变化。
对皇权政治的最大打击不在浩浩汤汤的起义大军，也不在坚船利炮，而在苏醒了的国民性。
孙中山主张用结合中西文化中好的一面的方法来塑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他希望用一个负责任、有代表性的政体取代中国的皇权政治，他希望中国能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其他文明，并认为，很长时间里，中国自己的文明就是因为在一个没有比较，没有选择的状态中，故步自封了。孙中山相信制度是塑造人性的大好工具，参与政治本身就是对人的重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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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五 逃亡在伦敦的秋天（5）
清政府在伦敦诱捕孙中山不成，反倒刺激孙中山成为成熟的革命者：〃中国现在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19世纪末的中国，就好比一艘破了洞的船，水汩汩地流入船体，船上的人却处于熟睡之中，不知船正驶向毁灭。但只要有一个人惊醒并发现船的危险，就可以叫醒大家，将这洞堵上，避免覆灭。
皇权政治就是这破开的洞，孙中山是率先惊醒者，合力补洞的大众则是挽救中国的人，而补洞的真谛不是〃让洞完善〃，而是〃令洞消失〃。
〃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的纯洁的政府，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是完全不可能的。〃
1897年孙中山在说这番话时，中国的救亡者尚有一些对改良政府抱持希望，譬如康有为，譬如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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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一 皇上在狂生那里看到希望（1）
第三章 老太后恋权恋位 维新百日短命
一 皇上在狂生那里看到希望
康有为等人在1895年11月，在紫禁城底下创办了强学局。该局得到了光绪等人的支持，成为维新派人士的重要活动场所。康有为和梁启超，办报纸、传维新理念，还将强学局的机关报《中外纪闻》发到朝中要臣手上，希望他们〃渐知新法之益〃。而在慈禧看来，康有为则无异于光绪培植起的〃羽翼〃，未等强学局办出名堂，慈禧就强迫光绪将其关闭，《中外纪闻》也被查封。
维新派受到打击，处境极为不妙，康有为在1895年秋天离开北京回到广州。此时，广州起义的余波还未散尽。广州起义发生前，孙中山曾通过陈少白和康有为进行过接触，大谈革命之事。不过，在改革中国的方式上，孙康二人显然分歧甚大。于是，孙中山受到朝廷通缉时，康有为并没有什么大的反应，他在广州的万木草堂宣传维新，时不时举办个宣讲活动。万木草堂是康有为在1891年时创办的，康有为入京考试后，草堂的事情一度搁置下来。
1895年夏天的时候，俄国没有经过清政府的同意，就派人到中国东北去勘测路线，对中国东北部的野心昭然若揭。这年11月，俄国方面即向中国方面提出，成立一个俄国公司承造东北铁路。不久，俄国外交部又派人到清朝的总理衙门，讨论修路之事。考虑到北京要员众多，俄国以〃参加1896年5月的尼古拉二世加冕礼〃为由点名要清政府派李鸿章赴俄。
就在《中外纪闻》被查封的四天后，光绪下旨，恢复李鸿章的身份，要他做〃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国际社会对李鸿章即将赴俄一事极为敏感，法、英、德也都向李鸿章递交邀请函。清政府见此，便制定了〃以夷制夷〃策略，却不想终是被夷所制。
1896年春天李鸿章代清政府，到德国探访最后一批大清的留学生，并和德国方面就德租借山东军港一事进行交涉，未果。同年5月，李鸿章赴俄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礼，被俄国人的盛情款待冲昏了头，代清政府签下了《中俄密约》，俄国由此得到在中国修过境铁路的特权。
康有为一直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俄国用修铁路来割裂中国、蚕食中国。德国又在1897年冬天侵占了胶州湾。一切的一切都令康有为怅然，他计划远离中国，不看中国被瓜分之苦，他曾建议清政府大量移民巴西，在巴西重建帝国事业。但是，自身难保的清政府对巴西并无多大兴趣，康有为受家事所累，也无法轻装出国。考虑再三，他还是回到风云诡诈的晚清政坛上，冒险上书光绪，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中策：〃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听任疆臣各自变法〃。
光绪早有求变之心，对康有为也赏识有加。可惜此时的康有为毕竟是〃处江湖之远〃，他的这份上书根本没传到光绪手上。康有为气愤难当，康有为的好友杨锐遂向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说了此事。高燮曾是个忧国之臣，在救清图存上和康有为很有些默契，早在甲午战争时，高燮曾就冒着掉脑袋的危险要慈禧停止筹办六十大寿的各项点景。
高燮曾决定帮助康有为，他用了一整夜的功夫拟了份保荐康有为的折子，第二天一大早就将其呈给光绪，他还不顾保守派耳目众多，在折中竭力建议光绪弹劾愚昧昏聩，免得变法之策被阻隔搪塞。与此同时，翁同龢也建议光绪召见康有为，自《马关条约》之后，翁同龢就一直希望借变法振作大清。
在维新派大臣的支持下，光绪命令总理衙门承办召见康有为一事。事情一传出，即在朝廷上掀起波澜。恭亲王奕？上书反对，理由是按照大清的规矩，不是四品以上的官不能面圣，康有为不过是个小臣，就算光绪要问他什么话，也应要大臣代为传达。奕？是慈禧的亲信，在朝中很有势力。奕？话音未落，慈禧一派的大臣就纷纷向光绪施压。光绪无奈，只好让总理衙门代传己见。
康有为却并不清楚这些朝堂纷争，他见自己的上书石沉大海，便开始动用人脉，大力游说各公卿高官，甚至连下马车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但忙活了一段日子后，朝廷方面还是没有动静。康有为难免有些心灰意冷。
所谓事在人为，就在康有为打算收拾行李回老家时，他遇到晚清的另一重要人物，容闳。
容闳被后人誉为〃过渡时代的巨人〃，他1828年出生，少年时在澳门读书，1847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是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回国后，由于中文欠佳，容闳的仕途并不顺利，他曾为太平天国出谋划策，可当他发现太平天国并不能强大中国后，便转而亲近李鸿章等开明官员。后来兴起的洋务运动，为容闳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为江南制造总局采购机器，和李鸿章等人将一批中国幼童送到国外留学。他试图将西方文化灌注到古老的中国体内。甲午战争时，他还帮助孙中山上书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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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一 皇上在狂生那里看到希望（2）
1895年容闳到上海见张之洞，认为中国必须实行完全的新政方可免于覆亡。张之洞对此兴趣缺缺。于是1896年，对曾经洋务派人士大失所望的容闳遂和江南政界断绝往来，到北京来游说翁同龢创立国家银行。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是容闳的一大心愿，留学的经历，让容闳看出西方文化的先进之处，他每想到自己受过的教育，就也想让其他人也享受到同样的利益。康有为的变法，亦在将西方的政治文化引入古老的皇权体制，康有为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一直赞赏有加，认为清王朝也可以通过类似明治维新的变革走上强盛。
1897年康有为和容闳在北京相遇，二人惺惺相惜，一见如故。康有为将变法的想法一一道出，字字敲进了容闳的心。尽管康有为、容闳等维新人士并不赞成暴力革命，可他们也知道中西文化别若天渊，他们根本没时间进行〃小火慢炖〃的制度性改革。他们必须冒险，必须〃急功近利〃。此后，容、康二人往来频繁，经常在一起商讨变法的具体事宜。容闳的家几乎变成了维新人士的会议所。
得到了容闳的支持，康有为又萌生了创办学会的念头，他和担任内阁侍读的杨锐在南海会馆筹谋此事。二人都以为开办会馆可以振作大家士气，并认为最好就在北京开设学会以续强学局之旧。考虑到贸然建个包纳四海的学会会引起清廷的猜忌，二人决定先联络广东在京人士创办会馆，若会馆办得成功，其他省份的人也会纷纷效仿。
康有为动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四处奔走，联系那些在京粤籍人士，终于在1898年1月5日在南海会馆成立了粤学会。没过多久，曾参与过公车上书的福建林旭，又联系在京的闽籍人士，创立了闽学会，山西人杨深秀则联合山西旅京之人建起关学会。一时间，京城吹起了〃学会风〃，浙、湘、滇、贵、赣……都成立了自己的学会，这些学会互通消息，共倡西学，无形中强大了维新派的力量。康有为的名气也随之大涨。
就在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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