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得知雅克的死讯时，我整个人都垮了。我不再做梦。伊丽莎白把我领到她家。她在海法安了身，在一幢看得见大海的房子里。我不知道我身处何处。我在大马路上游荡着，一直走到我们当初下船的那片海摊，这一切已经过去那么久了。在人群中，我碰到的总是一个人，一个看不出年龄的侧影，穿得破破烂烂的，脸用一块斑斑点点的旧布遮着，在溪流边大踏步地走着，好像是个疯子，孩子都跟在她后面扔石头。有时我会看见她坐在墙角下，躲在阴处，漠然地对着来来往往的汽车和卡车。有一天，我靠近她，想要从她的眼睛里读懂点什么，想要认出昔日萘玛的光辉。看到我走近，她伸出了手，这是一个老女人的手，非常瘦，皮肤下的血管盘曲突出得像一堆蝇子。我不由稍稍退后了点，觉得一阵头晕，于是这个失去理智的乞丐朝我身上吐了口痰，就飞也似地消失在灰蒙蒙的小路上。
我也和诺拉一样，到处看见的都是死亡和鲜血。这是冬天，太阳点燃了加利列山脉，点燃了公路。而我肚子里承受着这团分量，这个火球。夜里，我不再能够入睡，我的眼皮重又睁开来，眼睛里仿佛有盐粒。我不能够明白，好像我已经穿越了死亡重新和雅克在一起了，就通过这个他放置于我身上的生命。我和他说话，好像他已经在了，能够听懂我似的。伊丽莎白听我说着，她抚着我的头发。她认为这是悲伤所致。“哭吧，小星星，哭了以后你会觉得好些的。”我不愿意和她谈到孩子。
有一天，我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我和市场旁边的那个乞丐踩着同样的节奏。然后我就做了这件丧失理智的事情。我拦下了一辆运军需品的卡车，成功地让那两个年轻得几乎还是孩子的士兵相信我要去前线看望我的未婚夫。我一直和他们坐到台伯里亚德湖那里，在那里我开始在山坡上走来走去，不知道自己是往何处去，只是在牧羊人雅克死去的这块土地上走着。
太阳在灼燃，我感觉到遮阳光的重量压在我的肩头，压在我的背上。我穿过种着橄榄树的平台，走过废弃的农庄，走过农庄弹孔凿凿的墙壁。没有一点声音。就像是在费西奥那的公路上，我守着父亲会随时走来的那座山时那样。寂静和风让我的心跳得厉害起来，阳光照晕了我，但是我仍然继续走着，穿过寂寂的山峦。
有一下，在路边，我看见了一辆坦克停在那里。这不再是那辆烧得半焦，动弹不了的履带散放在地上的坦克了，但是我非常害怕，我不再敢往前进。稍远处，我走到了挡板那里。这是用圆木加固过的沟堑，弯弯曲曲地沿着山壁延伸上去。我就沿着沟壑走着，接着我在沟边坐下来，望看台伯里亚德湖，看了很长很长时间。
士兵是在那里找到我的。他们把我领回指挥部，讯问我，因为他们以为我是叙利亚人的间谍，接着一辆卡车又重新带我回了海法。
伊丽莎白组织了一切，决定下一切。我将去加拿大，蒙特利尔，到马克·吉尔大学去念书，学医。这正是牧羊人雅克的心愿。我为了孩子接受了。这是我的秘密，我愿意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把他生下来，不愿意让伊丽莎白知道。三月底，我登上了“神公”号，这是艘运联合国送给阿拉伯难民的生活用品和药品的小船，一直到马赛都可以搭客。在马赛，我又转上了“内阿·海拉斯”号，就是它带着移民开往“新世界”。
我的小太阳出生时是7月底。我曾经梦想过让他出生在那里，大洋另一头我们自己的家园，就是伊丽莎白和我下船初抵的那个海滩。怀孕的最后几个月非常艰苦，我不再去学校了，这个学期糟糕透了。老师们都是一副漠然的态度，除了那个叫做萨尔瓦多里的，他是病理学的老师，年纪蛮大的了，留着小胡子，戴着一副甘地那样的小眼睛。他对我说，您以后再来吧，等生完孩子再说。他保留了我的奖学金，并且我不用重新再考试了。
是罗拉一直在照料我，就像我的姐姐。她也怀孕了，但是她的孩子要到圣诞节才会出生。我们就这样互相扶持着，彼此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她总是笑我有一种神态。她也是一个人，她的未婚夫没有留下地址就走了。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一起。她教我瑜伽功。她说这对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是有好处的。呼吸，做腹部运动，坐一个松松的莲花座，闭上眼睛沉思。罗拉真是很滑稽，她身材根高，有点神经质，脸很孩子气的，上面有两只人眼睛，头发做卷，皮肤就像是荷兰洋娃娃一样。她叫做冯·瓦尔桑，我真弄不懂她的父母为什么要给她起这么个墨西哥人的名字。
我们淡论着名字的事。她想要个女孩，她列举了一大堆名字，每天的顺序都不同，雷奥诺拉，西尔维亚，比吉特，路麦纳，阿尔贝蒂纳，克里斯蒂纳，卡洛塔，橙雅，玛里斯，玛里克或是玛里特，索艾，她每次还要在名单上加上艾莲娜，为着我的缘故。我觉得索艾很合适，尤其是假如孩子像她的母亲的话。“那你儿于呢？”我已经决定了这是个儿子，我的太阳。但是我好像还没有去想这一切。我害怕命运。我不敢和她说他是我的太阳。我只是说，如果是个男孩子的话，我就用他祖父的名字给他命名。米歇尔。“那如果是个女孩呢？”“那就由你给她取名字。”罗拉从来不同我有关孩子父亲的问题。也许她以为我是和她一样的，被孩子父亲抛弃了。我们是那么想象，我们就像是两段在蒙特利尔搁拽的浮木，有一天海浪会把我们重新带走，到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是否还能相见。
他将是太阳的孩子；他将永远在我的体内，用我的血和肉，天和地做成。他将被海浪带走，一直带到我们下川的那个海滩，我们的出生之地。他的骨头将是卡麦尔山上的白色石头，是吉拉斯的岩石，他的肌肉是加里列山的红色土壤，他的血是万水之源，是圣·马丁的激流，是斯图拉的浊河，是撒马里的女人给耶酥喝的那布勒斯的井水。在他的身体里，将会有牧羊人的那份灵巧，在他的眼睛里将会发出耶路撒冷的光辉。
当我在拉玛·由哈南那里的山坡上流浪时，在那灰尘漫天的鳄梨园游荡时，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一切，这份存在，这份力量。就像是太阳的一角，那么烫，那么重，我简直没法带着他。其他人又怎幺能够明白这一切呢？他们都有自己的家，有出生地，有他们可以凭悼祖父母的公墓，他们有自己的记忆。而我，除了肚子里的这个即将显现的球，我已一无所有。就是因为这个我感到晕眩，恶心地想吐，一阵很大的空茫又在我的体内掘了个洞，这个洞向另一个世界延展开来，向一个萌。我想起了约伯·约埃尔的话，在土伦监狱的时候，当他用那种神秘的语言讲述着阿伊莎的建立的那些话。这些词让我感到轻颤，我按看雅克的手，让他尽快地翻译给我听。现在，我感到了同样的一种力量，它们流过我的身体，仿佛就是这些词在自我实现完成。这些句子流过去了。就像风在水面上滑过前行的痕迹。
我不再知道我这是身处何处。医院的工作室，墙被刷上了那种亮闪闪的黄色，担架车上躺着的女人，还有当助产士推人进去，那扇朝着两个方向怦然撞击的棕色的门，还有天花板上闪烁着的那六个霓虹灯泡，沉浸在外面浓浓夜色里的大栅栏窗，灰红色，仿佛映着雪光的天空，大草原一般的寂静，只有女人的呻吟和在花岗岩上匆匆走过的脚步声。
我梦想着太阳会在世界的另一头，在伊丽莎白和我很久以前到达的那个海滩。我梦想着我正是在那里，躺在夜间的沙滩上，而我的母亲伊丽莎自就在我身旁帮助我，轻轻抚着我的头发，我昕到了海浪向岸边涌来那温和的声音，海鸥的叫声，还有黎明伴着渔船归来的鹈鹕。我闭上了服睛，于是我就到了那里。我闻到了大海的气息．感觉到了唇边的盐粒。透过我的睫毛我看见清晨的阳光是如此明亮，那阳光是从海上来的，一直涌到岸边。
雅克就和我在一起，我感到他的手是在我的手里，我看见了他那明亮的脸庞，还有他那闪着金光的头发和胡子。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孩子才成为太阳的孩子的，为了他头发的这种颜色。我听见他的声音在为我翻译着《刨世纪》里的话，他，最伟大的人，听任睡魔笼住了沉睡的亚当，他打碎了他的一具外壳，给予了他他的外形以及他的英俊，在他打碎的这具亚当的外壳里，他给了他所有的心愿所往，他造就了阿伊莎，带她到亚当这里来。然后他对他说。亚当，她是我存在的存在，我外形的外形，他把她叫做阿伊莎，因为她是被他打碎，据他所愿而成的。
这是我所度过的最长的一夜。我累极了，于是子宫仍然收缩着，而我竟在工作室里睡着了。“什么时候才开始呢？”我同一个助产士，我好像丧失了勇气，她拥抱了我。“但是亲爱的，这已经开始了呀。”我知道我的儿子是生在太阳初升之时，他是它的孩子，他有着它的力量，同时也会具有我的圣地的力量，具有我所钟爱的大海的力量和美丽。我们仍然是在穿越阿隆港往以色列圣地去的路上，我闭上了眼睛，感受到了海浪那温和的波动，我看见了船艏接近海岸时，那黎明时分平整光滑的大海，我听见了那个暗哑的声晋在哼唱着的布鲁斯舞曲。接着孩子便开始出生了，海浪把我直带到我所沉睡的沙滩，而此时伊丽莎白正在一边看着我们的行李。这真是美妙极了。是那么美丽。我痛，但是我听见了海浪的声音，它们把我带走了，我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漂浮着，海滩在太阳出生之时被照得金光闪闪。“呼吸，用力，用力用力用力。”助产士的声音在这沙滩的寂静之中奇怪地回响着。我呼吸着，没有叫喊。我的眼里盈满了泪水，浪一波一波地经过我的肚腹。米歇尔生出来了。我被周围的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睛。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带进来的，我不知道都发生了些什么。我睡了很长时间，就在我终于到达的平整的海滩上。
伊丽莎白
尼斯，1982年夏，寂寞旅馆
伊丽莎白，就是曾经是我母亲那个人，昨天死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将按照她的遗愿，在黄昏时分，当海滩上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把她的骨灰撤在她所钟爱的大海之上，只有大坝上钉着不动的那几个渔夫，在夜晚的暑气中几乎是半昏半醒了。我做这一切的时候不会哭，甚至会毫无感觉。然后我就沿着海边的马路走着，这些路的名字里都有个“I”字，比如说Ribottl．Macaranl，Verdi．Alexandre Mari等等等等。在十字路口，能感觉到一阵阵吹过来的，她一直很喜欢的那种海风的气味。
这几个星期以来，甚至这几个月以来，太阳一直燃烧着。火灾在山上蔓延开来，天色奇怪极了，一半是蓝的，一半则被烟熏黑了。每天晚上，海上都会落一阵灰雨。
在露天咖啡座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德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阿根廷人或是阿拉伯人。人们大声说着话，那么响，还有女人，是那么香。有怕冷的同性恋伴侣，有护士，还有希腊的，塞浦路斯的，突尼斯的以及苏联的水手。有日耳曼流浪汉，有米歇尔大街混混，做比萨讲的小白脸，还有拉皮条的。有交易代理人。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退休职工，把头发染得花花绿绿的，心不在焉的女孩子，还有那些吸毒致死的少年。有来游泳的荷兰人，皮肤是那种很有活力的棕红色，有卡比利亚的工人，有退伍军人，理发师，大使，汽车修理工，部长，我还知道些什么呢？
我望着这个世界，我并不熟悉它。我再也认不出来了。这些来来往往的人，过去了，停下了，说话，相抚，这人群，仿佛是沿着淘槽流去的浓浓的渣滓。这脚步声，尤其是这说话声，在马达轰鸣中仍然可辨。在他们那封闭的壳里，人们的目光是那么生冷。遥远，仿佛只是一种反射。
伊丽莎白是1973年走的，那一年爆发了罪孽沙漠战争，也正是在那一年，我嫁给了菲利浦，并在特拉维夫一条喧闹的马路上开了一家儿科诊所，就在阿比玛电影院附近。我怎么会让她走呢？我早该知道她生病了，她一直默不作声地忍着病痛。癌占据了她整个腹部。而我想要活，快速有力地活，不去猜想些什么，也不犹豫。
伊丽莎白走了，穿着黑衣，提着一只小箱子，就是那只她乘船到达此地时拎的箱子，我尽量挽留她，但我知道这是没有用的。我和她说我的职业，说菲利浦，说米歇尔，说米歇尔很需要她。她微笑着．做了个手势，意思叫我不要夸张了。她说：“不会是他想我的，而会是我想他。”她又装出高兴的样子补充道：“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来看我，他喜欢旅行。”在机场，登机前她用一种接近冷酷的平静对我说了一句让我心狂跳不止的话，她说：“你自然知道的，我这一去不会再回来了。我永远走了。”现在我明白过来她为什么要这样说了。
我在这座我不熟悉的城巾中行进着，沿着马路。就是在这里，我的父亲和母亲度过了他们的青春。我看见了我父亲任教的中学，他在里面教史地课。这是一座灰色的封闭之地，奇妙极了，有着小小的墙角塔，还有炮眼，带有矛饰的栅栏。我看见了我们在草坪上种下的那棵矮小的橄榄树，它象征着和平啊。还有一座日规，上面的拉丁文箴言老是让我想起匹克戚克俱乐部的标语我找寻着我父母亲曾经住过的大楼，他们的阳台正好朝着条小河。但是今天河已经被填上了，建成了停车场。竖起了一幢幢钢筋水泥土做的大楼。不远处，有一座老楼，是个旅馆，旅馆的名字我很喜欢，叫做Soladad旅馆，就是寂寞旅馆的意思。我租了一间朝着院子的房间，因为我无法忍受马路的喧嚣。我在狭窄的床上躺下身来，听见了鸽子的咕咕的叫声，还有广播传出的模糊的声音以及孩子的叫喊我仿佛是在随便的一个什么地方，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到处到处。
这些日子就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流了过去，在这火灾般的灼热中，每天都会传来有关战争的消息，在黎巴嫩，那些兵火相接的事情，在漠尔山，在艾斯特瑞尔，在瓦山。每天，我都在医院望着我母亲失血消瘦的身体陷在那张狭小的床上。每一天，就这样看着她渐渐隐去，渐渐消失。我听地她的声音，是那么虚弱。那么遥远。我感觉到地的手，在我的手里。她在说从前，说我父亲。她说米歇尔，她谈起了尼斯，安第布，谈起了那些幸福的日子，海边散步，意大利的假日，西耶纳，佛罗伦萨，罗马。她和我说着这切，仿佛我也曾经在那些地方逗留过似的，仿佛我是一个朋友，或丝姐妹，一对夫妇在某处的旅馆或是湖边偶遇的午轻女孩，与他们分享了一瞬的幸福，就像是撬室入窃得来的一样。阿芒蒂亚的饭店，碧蓝碧蓝的大海，在黄昏中往前漂的岬角。我曾经到过那个地方，和她一起，和父亲一起，我曾经吃过那些新鲜的西瓜．喝过这酒，听过这海浪的音乐，还有鸥鸟的啼鸣。当她和我谈起阿芒蒂亚的蜜月，所有的一切都隐去了，我仿佛真的和他们在一起，我看见了他们燃亮着青春光辉的脸庞，听见了他们的声音，和他们此起彼落的笑声。她说着，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就好像她一定是抓住我父亲的手。当他们乘船出发，在夜晚闪闪发光的大海上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