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的手。当他们乘船出发，在夜晚闪闪发光的大海上滑行时，那海鸥，就在他们身边醉人地呜叫着。
每天每天，伊丽莎白的声音都要衰弱一分，她永不知倦地重复着同样的故事，说着同样的一些名字，同样的城市，比萨，罗马，那不勒斯，还有这阿芒蒂亚，仿佛这是世界上惟一战争不曾波及的地方。在最后的这些日子里，她的声音是那么虚弱，我必须得凄在她的耳边才能感觉到带出这些名字，这些记忆片段的气流。
每天，在暮色中走出医院，我就随意地在街头游荡着，脑子里晕乎乎的，满是这不停回想着的名字，简直是挥之不去：阿芒蒂亚，阿芒蒂亚……报纸上总是登山上着火的消息，火吞噬了绿色的白桦树林，松林，在土伦，费依昂斯，德拉吉尼安，还有塔内隆高原。火灾将贝鲁特烧得精光，这座城市就快灭亡了。
于是夜里，我就走在这滚烫滚烫的街上，找寻着阴影，还有记忆。伊丽莎白的手，握着我的手，她的声音也在我耳边喃喃低语，那是些我不懂的词，是她在阿芒蒂亚的海滩上，紧紧地靠着我父亲的身体，对我父亲说的爱意浓浓的词，是我父亲对她说的词，就像是个秘密，那大海比平时还美，金光闪闪，海浪前赴后继地向岸上涌来。最后几天，她甚至已经没法开口说话了，但是那些词依然在她的心底，它们一直涌到她的唇边，我就这么弯下身去，捕捉她的气息，想要再次听见这些词，这些生命之词。现在是我对她说，因为她不再能说话了，就由我来对她说这一切，西耶纳，罗马，那布勒斯，还有阿芒蒂亚，仿佛我真的在那里过，仿佛是我握着父亲的手躺在海滩上，望着海鸥零零落落地飞过夜晚的天空，听着拇潮奏出的音乐，望着在海平线后相继灭去的灯光。我握着她的手，和她说话，看着她的脸，她在床单下起伏着的胸脯，我紧紧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想要给她一点我的力量。在那座被围的城市里，没有水也没有面包，只有那摇晃不止的火光，大炮的声音．还有在残垣瓦砾中徘徊的孩子。这是8月的最后几天，在圣·马克西姆教堂的上方，群山在燃烧着，都烧光了。
夜里，从医院出来，我走在山上，望着这天边的火光，仿佛是一抹血色黄昏。在瓦尔山，七千公顷都是一片火海，空气中，水中都浸淫着这般烟味，甚至在海上也能闻得见。船只带着人们的财产远离了这座燃为废墟的城市。它们的名字也在我的心里，现在，它们叫做索尔·吉尔吉斯号，阿尔基翁号，索尔·麦里那号，奈洛斯号。它们往塞浦路斯，往亚丁，突尼斯或苏丹港开去。它们在乎整的大海上向前滑去，排出的尾流往海岸涌来，消失在海滩上。海鸥伴着它们飞了很远，在黄昏明净的天宅中，一直到岸上的大楼全都变作了斑白的小点。在错综复杂的街道上，那些脸，那些眼睛都在望着我，询问我。女人，孩子，我看见他们都是鬼魅一般地移动着，在破碎不堪的街上，在难民营的阴沟里，在撤布拉，在查提拉。船只远去了，它们开往世界的另一头，海的另一边，“大西洋号”描着岸堤慢慢地开着，在平整的太海上滑动着，黄昏的热风中，就好像是一座白色的高楼。它往北面开去，希腊的方向，或是意大利。我守望着大海，这灰蒙蒙的，烟波浩渺的大海，仿佛我真的能看见船燃著万盏灯火，排着尾浪，在海鸥的陪伴下出现在平整的大海上，出现在半明半暗的黄昏里。
伊丽莎白是那么虚弱，连睁开眼睛看看我都不能够了。我凄在她耳边和她说话，说很长很长时间，感觉着她的缕缕灰发擦过我的双唇。我试着和她说她所喜欢的那些词，那些名字，那布勒斯，佛罗伦萨，阿芒蒂亚，因为只有这些词还能进入她，和她的血液，她的呼吸交融。护士想叫我走的，但是我一直吊着床前的环，脑袋和她睡在一个枕头上，我在等待，在呼吸，在存在。水通过吊管一滴一滴地滴入她的静脉里，而我的这些词就像是这些水滴，一个个地来了，不知不觉的，很低，很慢，太阳，大海，黑色的岩石，飞翔的小鸟，阿芒蒂亚，阿芒蒂亚……药品，针剂，那些粗鲁，可怕的治疗，伊丽莎白的手会突然在我的手中抽动一下，大约是痛得紧了。词，又是词，为了争取时间，为了能够再停留一会儿，为了不走。太阳，果实，在杯中闪闪发光的葡萄酒，那分散的单桅渔船的影子，在午后的热气中静静沉睡的阿芒蒂亚城，赤裸身躯下清凉的床单，合上的百叶窗蓝色的阴影。我也熟悉这一切，我曾经就在那儿，和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在一块儿，我就在那片阴影下，在那份荫凉里，在果肉里。战争没有来临，从来没有任何东西揽扰过大海的平静广阔。
伊丽莎白夜里死了。我走进房间的时候，看见她的尸体躺在担架上，裹着床单，她的脸非常白，非常瘦，带着平静的微笑，仿佛不是真的。痛苦和生命一起在她的内脏里室灭了。我看了她一会儿，然后我就走了。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我填好了所有该填的表，一辆出租一车直把我带至火葬中心，在那里举行告别仪式。那八百度的火炉就这样把曾经是我母亲的一个人在几分钟内熔成了灰烬。接着，我们换了钱，人家给我一个圆的旋盖铁皮盒，我把它放在了我的挎包里。我似乎在这座城市已经好些年了，再也走不掉了似的。
接下来的每一天我都挎着包在这座城市游荡着，在城市周围的火灾余热里。我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也许足找寻盖世太保在这座城市里所追捕的那些阴魂，所有那些被他判了死刑的人，还有那些藏在地窖里，假顶层里的人。那些在斯图拉山谷里被抓住的人，被关在火车站附近波哥·圣·达玛左集中营里的人，还有那些被装上车厢，在夜晚穿越尼斯火车站的，再往北继续他们的旅程到德兰西，大硕，甚至更远到奥斯威辛的人呢？我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走着，无数张脸庞从我面前飘过，被路灯的光照亮的脸庞。男人冲我弯下身，在我耳边低声说着些什么。年轻人笑着，相挽着往前走。还有那些被利比埃尔署长判了死刑的，是他对犹太人下了驱逐令。在海滩上，大海的另一头，城市似乎已被完垒摧毁了，难民营里的孩子和女人望着在平整的大海上渐渐远去的船只。而这里，在这座城市里，人们在街上来来往往，走过光辉耀眼的玻璃橱窗，他们是那么冷漠，那么遥远。他们转过街角，那里吊着殉难的孩子，就套在路灯楣窗上，仿佛是吊在屠夫的钩子上。
伊丽莎白走后的一天就是火葬，我穿过西灭兹山坡，走在被阳光照亮的寂寂的街道上，闻着柏树和海桐树的气味。汽车间，猫在跑来跑去，乌春鸟肆无忌惮地叫着。在别墅的屋顶上，斑鸠在跳舞。火灾的味道已经闻不到了，现在，天空是万里无云。我不知道自己在找寻什么，想要看见什么。就好像是心里有一道伤口，我想要看见疼痛，想要并明白我失去的是什么，想要知道究竟是什么把我抛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去。我觉得如果我找到了这疼痛的痕迹，我就终于可以离开了，忘掉这一切，重新和米歇尔，和菲利浦，和我爱的这两个男人开始新生活。而我也终于可以再次开始旅行，谈天说地，去发现新的风景和脸庞，在现在这个时空里存在。我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我找不到这疼痛来自何方，我便丢失了我的生活和真理。我将要继续流浪。
这些日于以来，我一直在走，背着包穿过花园，走过一幢幢豪华的大楼。接着我在座白色的大楼前停了下来，那楼是那么美，那么静，被太阳的余光笼着。我想要看见的就是它。美丽，神圣，仿佛一座宫殿，周围是法式的花园，花园当中有一个池塘，鸽子和乌春鸟时不时地停下来喝水。我怎么会到现在为止居然还没有看到过它呢？这座房子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可以看见的呀。在马路的尽头，在来来往往的人车之上，就是这座白色的房子，庄严，永恒，永远不知疲倦地追随着太阳从大海这一头落向另一头。
我慢慢地走近了它，小心翼翼，仿佛时间从未流逝，仿佛死亡和痛苦仍然在那里，在灰暗的公寓里，在方方正正的公园里，在千金榆树下，在每一座石膏雕像后面。我在公园里慢慢地走着，我听见砂砾在我凉鞋鞋底吱吱嘎嘎地响着，在周围一片寂静之中，这声音仿佛有一种断然生冷的意味，简直含有隐隐的威胁。我想起了昨天在火车站附近看到的艾克塞西奥旅馆，它的花园，它那巴罗克风格的白色墙壁，它那饰有石膏小天使的进口，犹太人就是在这样的门前排队接受盘查的。但是这里，在这大花园的静谧与奢华中，在这座白色房于的窗扇下，虽然斑鸠和乌春鸟在咕咕地叫着，支配着这里的，仍然是静谧与死亡。我走着，耳边回响的依旧是我父亲的声音，在圣·马丁的厨房里，他在说那些地窖，每天那里都有人在受苦，在被杀，那些地窖都在阴暗的大楼底下，晚上便会传出女人挨打时的尖叫，那些被窒死在公园灌木丛里或水塘里的人的叫声，这些叫声。我们永远也不会把它们和乌春鸟的啼鸣混起来，所以也许得塞上耳朵才能够不去理会。我在宫殿的窗扇下往前走着，那些纳粹军官就从这些窗中探出头，用望远镜监视着过城市的街道。我所见父亲说出了房子的名字，退隐庐，因为每天晚上我都听到这个名字，在昏暗的厨房里，那会儿，由于宵禁，窗户都用报纸堵了起来。而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个名字一直留在了我的体内。仿佛一个令人厌恶的秘密，退隐庐，这个对于别人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的名字，对于别人来说，它只是奢华的代表，这幢楼里的公离房全都足朝向大海的，还有花园，静静的，只有鸽子在撞来撞击。我在房子前走着．看着墙壁，一扇扇窗户地看过去，就是这些阴暗的风窗里，传出过受刑人的声音。今天这里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虽然阳光灿烂，虽然大海在远处的棕榈树间闪耀，我仍然感到自己内心深处是这么冷。
伊丽莎白死后的那个星期天，我乘上汽车来到了圣·马丁村庄。在那条溪街上，我在找寻我的家门，就在低处，有三四级台阶可以通下去的。但是一切都变得如此陌生，或者是我自己变得不熟悉这一切了？小溪还在街中心奔涌着，以前它就像河流一般危险有力，而现在只剩下细细一条了，上面潦浮着几张纸头。地窖，还有以前的牲畜栏如今都改建成了饭店。在广场上，竖起了一座新的，不知名的大楼。我甚至在找那座神秘而令人焦灼的旅馆，就是以前每天早上和爸爸妈妈一起排队等着在登记簿上划个圈的那个旅馆。在那里，拉歇尔和意大利军官一起跳过舞，也是在那里那些意大利宪兵放下了可怜的费恩先生的钢琴。我终于明白就是眼前的逭座朴素的旅馆了，两星的，放置着广告遮阳伞，挂着那种可凳的老女人似的窗帘。甚至连费恩先生的那座桑园，以前是那么奇怪，那么荒凉，只有他一个人在里面为自己弹奏着匈牙利华尔兹舞曲，如今也被改建成了度假楼。但是我认出了那棵老桑树，踮起脚，我摘了一片叶了，宽宽的，两边有着细细的锯齿，是那种美丽的暗绿色。
我走过村子，一直走到那个转弯处，以前在那里我们就能望见激流和我们去洗澡的那个郁郁的峡谷，我还能感觉到在冰凉的水里，在太阳的灼烧下，我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我听见了胡蜂嗡嗡的叫声，还有枕在我的胸口的特里斯当光滑的脸庞，他在听我的心跳。也许我还听见了孩子的笑声，被男孩子泼了水花的女孩子发出的尖叫，还有那些彼此呼唤的名字：“玛里斯！索尼亚！”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于是我迅速往村中走回去。
我不敢和任何人说话。再说那些老人都死了，年轻人也都走光了。一切都被遗忘了，也许。在马路上，游人们在散步，带着他们的孩子，还有狗。在那个女人们燃起撤巴节灯火的老房子里，现在有一个车库。在广场上，就是过去当意大利第四纵队沿着山路盘旋而上，把村于丢给德国人时，犹太人准备出发翻山越岭以前会聚在一起的那个广场，我看见人们在玩滚木球的游戏，车子停在那里，游客在拍照片，还有一个比利时的冷饮商。只有喷泉的水还继续滴落在池塘里，就像过去一般，从阳个笼头里吐出水来，孩子们都过来喝水。站在栏边。
由于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在费恩斯特圣母院公路上拦车。有个金发女郎驾的车停了下来，车上有一个很年轻的褐发男人，看上去像是意大利人，还有另外一个褐色头发的女孩子，长着一双美明的黑眼睛。只几分钟的时间，汽车便穿过松林，到了至圣所。我木木地望着伊丽莎白和我曾经走过的这条路，没有一点儿感觉，我甚至还去找了我们睡过觉的那块林中空地，就在激流附近。车里的年轻人试着和我说上话。那个年轻男子问了一个诸如此类的问题：“您是不是第一次到这里来？”我说不是的。这不是第一次，很久以前我曾经来过。在公路的尽头。在山间平地的上方，云朵已经隐去了山峰。我们寄过佰的砖石屋，意大利士兵的木板房，小教堂，一切都迁在那儿，但是就是这一切似乎已经被剥夺掉了点什么，似乎这一切所意味的已经完全不是当年的那一切了。我们所睡的那幢正对着意大利士兵木板房的大楼现在成了阿尔冰俱乐部的高山小屋。这儿还可以让年轻人铺睡袋睡。有一瞬，我产生了在这里陪着这些年轻人过上一夜的念头，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即使在这样的季节，也得提前一星期预定床位。”看门人对我说，一副漠然的态度。以前我们要睡觉可没这样难！
因为天色已经晚了，我没有胆量沿着那条游者常走的碎石路回去。于是我在斜坡上坐了下来，离那几座木棚不太远，躲在一段小石墙下避风。我望着山，望着我以前把眼睛都望穿了望痛了望昏了的地方，我在等父亲来接我们。但是现在我知道他再也不会来了。
就在我妈妈和我出发的同一天，往意大利的公路上，我父亲陪着一群难民在穿越国境，在贝特蒙上方。将近中午的时候，他们遭到了德国人的袭击。“跑啊！逃啊！”盖世太保冲他们叫着。但是由干他们想要从高草丛那里逃走，一梭子机关枪把他们撂倒了，他们相继倒了下去，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有个年轻的女人先是藏在灌木丛中，后来又躲到一座废弃的牧羊人的窝棚里，侥幸躲过了这一切，就是她把这事说出来的，于是伊丽莎白回到了法国，她要落在丈夫死去的这块土地上。她把这一切写在她唯一的封长信里，那是小学生作业簿上的纸，她的字体娟秀而优雅，她写下了我父亲的名字，米歇尔·格莱芙，还有所有那些与他一起死的男男女女的名字，他们都死在草丛里，在贝特蒙的上方。现在，她也是的，她与他在同一块土地上死去了，而她的身体就被关在我随身带着的这个铁皮盒子里。
我在公路上走了一会儿，往圣·马丁的方向。我听见了激流那静静的水声，还有暴风雨前的雷鸣，在我的身后，便是一团团的乌云。是一群英国旅游者让我搭了他们的车，把我一直带回村里。虽然是旅游的季节，我还是在旅馆里找到了一间房，在中央大道的下面，一座我不熟悉的老房子里。
我还是想看看我父亲死的地方，贝特蒙。第二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