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主张方面，拉多舍维奇先生属于当时当权的米洛舍维奇总统的反对派。有一次，我和他谈起寻找新馆址遇到的困难时，他建议我找贝尔格莱德市长帮忙。市长米哈伊洛维奇是反对派政党塞尔维亚复兴运动成员，该党控制了贝尔格莱德及其他一些城市。他介绍我和市长相识。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酒楼”请他和市长一起吃饭。他们俩来到饭店门口，市长却不进来，拉多舍维奇先生进来告诉我，市长今天有事，不能应邀。我很奇怪，问他究竟怎么回事，他表情严肃地反问我，今天你为什么还邀请了社会党的高官一起就餐？原来，他和市长看见社会党重要成员、南斯拉夫议会民事委员会主任走进饭店，以为我邀请他们俩和这位南斯拉夫社会党成员一起赴宴。我告诉他，这位社会党成员是自己来饭店就餐，和我同他们的聚首没有关系。他表情一变，满脸笑容，拉市长进来一起就座。席间谈起新使馆馆址问题，市长答应尽力帮助寻找合适的地段建造新的中国大使馆。而这位南斯拉夫社会党成员是著名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主演瓦尔特的演员，叫日瓦洛维奇。他曾应邀出席过我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大家争着和这位当年的瓦尔特合影，他也是使馆的一位老朋友。
异国他乡的患难之交（3）
谈起拉多舍维奇的中国情结，老人陷入了沉思。他说，他与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西莫尼娜和德米特里都非常崇拜中国的古老文化，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三人商定为促进南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些事情。西莫尼娜女士率先在南斯拉夫档案馆举办了周恩来总理生平展览，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德米特里先生呕心沥血，编撰了南斯拉夫第一本《汉语—塞尔维亚语辞典》。不幸的是，这两位朋友先后辞世，拉多舍维奇先生一人继续他们的未竟事业。
作为一位知名的摄影艺术家，拉多舍维奇先生十分重视宣传、介绍中国的文化和艺术。80年代初，他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中国风景艺术作品展。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了一次以“现代人类的生存与和平”为主题的摄影展。由于某些国家的阻挠，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展。为了不失去这个介绍中国的机会，拉多舍维奇个人出资精心筹集了140幅中国摄影作品，并亲自把它们挂到了联合国总部。我在贝尔格莱德工作期间，曾几次参观他举办的摄影展。有一次，他在一所学校举办西藏民俗和风景图片展，我出席了开幕式并讲了话。我说，请那些所谓的西藏人权卫士们也来看看这个展览，在欣欣向荣的新西藏，人民当家做主，有了真正的人权。难道他们想让西藏重新回到奴隶社会，去获得当奴隶的权利吗？拉多舍维奇也讲了话，揭露了西方有些媒体宣传的欺骗性。
在拉多舍维奇先生的奔走呼号、积极努力之下，1990年南斯拉夫成立了第一个南中友好协会，他自己亲任主席。此后，南中友协发展顺利，在90年代已拥有32个分会，一万多名会员。另外，友协还开设了一个中国图书阅览室，并在18个城市建立了中国武术分会。有一次，他邀请我参加南斯拉夫武术比赛的开幕式，我看到众多的青少年如此热爱中国武术，这里有多少拉多舍维奇先生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啊！南中友协通过展览、讲座及文学晚会等各种形式向南斯拉夫人民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改革开放的有关情况。为促进两国人民友谊的进一步发展，拉多舍维奇先生亲自制定了名为“彩虹两端的会晤”的友好交流计划。从此，南中友协不断向“彩虹另一端”派出经济考察团，积极为两国经贸领域的合作牵线搭桥。
我记得，在拉多舍维奇先生为我举行的饯行宴会上说过：“我热爱中国，今后仍将为南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四处奔波。我坚信，中国人民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古老文明，一定会拥有更加辉煌的未来。”我在答辞时说，我无论到哪里，也都要为两国人民的友谊竭尽绵薄。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离开南斯拉夫后，和拉多舍维奇先生一直未通音讯。但我一直想念着他，他现在已届80高龄，不知他身体可好，是否还在为南中友谊奔走呼号。我想拉多舍维奇先生，还有维拉女士，以及众多的各界人士同中国的各界人士一起构建了五彩绚丽的彩虹桥，这是中南两国人民的友谊桥，也是两国人民的连心桥。倘若世界各个角落，各国人民之间都搭起这样的彩虹桥，世界该是多么美好啊！
我离任后，在地中海海滨的一个国家任职。想起在南斯拉夫的日子，想起这位老人，写了一首小诗：
迎风挺立，傲霜斗雪，
你是高山上的青松；
云卷云舒，流霞荡月，
你是江河奔腾；
你头顶巴尔干星辰，
胸怀鼓荡着长城内外的雄风；
你踏着萨瓦河的波涛，
搭起横跨欧亚的彩虹。
我思念你啊，
多瑙河畔的老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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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岗位（1）
祖国派来的专机，载着烈士的遗骨，载着伤员，载着使馆大部分人员，飞走了。
祖国派来的专机，载着我们对战友的深情，载着我们对祖国的思念，飞走了。
七个人留下来，在漫天的轰炸中坚守阵地。他们是：潘占林大使、李银堂参赞、李君副武官、陈立二秘、赵志祥三秘、张存良随员和工作人员董健。
在当时，留下来坚守阵地，这不是一件十分轻易的选择。炸馆之前，我馆同志已经在隆隆的轰炸中坚持奋战了一个半月，大家感到身心交瘁。加之北约轰炸使馆，给大家的身心造成巨大伤害，留守人员不可能在短短的两天里从噩梦中醒来。由于呼吸了许多有毒气体，一些人仍在不停地咳嗽，口中吐出来的是浓浓的黑痰。炸馆之后，同志们已经失去了使馆这个依托，已经“无枝可依”，没有了相应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生活和办公用品大部分被大火烧毁，甚至连笔记本、牙膏、牙刷及换洗的衣服等基本用品都没有。大家一方面要把生活安置下来，同时还必须恢复同南斯拉夫各方面联系。再说，留守人员虽然住在旅馆里，这个旅馆是西方和南斯拉夫的合资企业，但是大家感到这里并不安全。离旅馆仅几十米的地方，就是南斯拉夫能源供应总公司，它肯定已被列为北约的轰炸目标。美国和北约既然敢于轰炸使馆，轰炸总统府，轰炸宾馆，贝尔格莱德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身居战地，已无安全可言。留下，生死未卜；回国，则意味着安全。这也是一场真正的“生死抉择”。但是，祖国的需要就是命令。这七个人留下来，无怨无悔，留下来，坚守阵地，留下来，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我馆随员张存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昨天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来。使馆遭轰炸后，工作环境变得更加险恶，我也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原本不想留下。但想到这里还有许多华人，他们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使馆帮助，所以我决定听从组织决定留下来。”
张存良是陕西人，现任使馆随员，负责领事工作，平时与华人打交道特别多，与当地华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北约轰炸的这50天来，华人每天给他的手机打电话，询问使馆撤不撤。尽管电话打扰，晚上睡不好觉，说话太多，嗓子嘶哑，但张存良还是耐心地回答每一个提问。许多人打电话发现张存良还在，使馆还在，就放心了。华人在使馆被炸后表现出非常强烈的爱国热情，不少人送来馆员急需的物品。张存良之所以留下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放心不下这里的中国同胞。张存良说，他现在晚上根本不敢睡觉，房间里似乎硝烟味总是无法散去，死去同胞的惨状一直在眼前挥之不去。那天事件突发时还非常镇定，但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怕，恐怕这种感觉这几天都缓不过来。他说外交部来人之前已经决定让他留下来，并做了他在国内家属的工作。他的家乡陕西省电视台还报道了他在南斯拉夫的情况，说他是三秦大地的好儿子。张存良说他从不接受电视台的采访，他嘱咐家人也不要接受采访。他的父母盼着儿子早点儿回去，他们也为儿子成了新闻人物，为父母争了光而感到自豪。
赵志祥是随国内专机一起来南斯拉夫的。当记者问他，别人都回去，而他却从国内赶到这里并留下来，是怎么想的。赵志祥说，祖国的需要是他留下来的主要原因。临来之前，他已经知道自己会留下来。他爱人听说他去南斯拉夫，非常吃惊，也特别担心，但还是主动为他整理行装，并鼓励他说，领导让你去你还是去，要服从组织安排，要相信自己的能力。赵志祥是第一次来贝尔格莱德，当记者问他是否害怕，他说，这就像人坐上了飞机什么都不想一样，既然已经决定留下来，就安下心来踏实工作。他说，送专门小组一行登上飞机时心里很不好受，一起来的那么多人都回去了，自己却留了下来，心里很不是滋味。看到使馆被炸的惨状，他心里直扑腾，并提醒自己今后要尽量小心。
随特别小组前来南斯拉夫留下未走的还有陈立。他是学塞尔维亚文的，当时是二等秘书。他事先毫无思想准备，把他留下是突然决定的。当通知他这一决定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服从组织决定。他事后说，因为事先毫无思想准备，一些必需的东西也未带来，他心爱的女儿的照片也没有带来。熟悉他的特别小组的成员得知他要留下，把自己带来的旅游鞋以及其他一些必备的东西留给他。他说，留下来也是一个机遇，和其他同志一起经受一次战斗的洗礼。
李银堂参赞这次留下来是组织上根据我的建议决定的。他是南斯拉夫专家，多年在南斯拉夫工作，熟悉这里的情况，又讲一口流利的塞尔维亚语，是我在这一段时间各项工作的得力助手。他经过多年工作的历练，颇有见地、做事沉稳。对于这次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处之淡然，认为没什么了不起，已经挨了一次炸，最多再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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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岗位（2）
李君留下来，是作为使馆武官处的一员。他是一名军人，有国外工作的经验。董健是留守人员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刚来使馆工作不久，对后勤的各项工作已经开始熟悉，这次在炸馆事件中也有突出表现。我找他谈话，决定他留下来，他二话没说，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在南斯拉夫幸存的记者全部留了下来。《人民日报》记者吕岩松和夫人小赵也经历了这场炸馆风暴，在特别小组的专机返回祖国时，我曾特意问小赵是否愿搭专机回国，她表示要留下来，支持吕岩松的工作。其他电台、电视台以及新华社记者住在馆外，这次炸馆没有波及他们，留下继续工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几乎和每一个记者聊天，都发现他们最大的心愿是立即回国，和家里人团聚，但没有一个提出来回国。有的记者说，每次重大事件的报道都要出“彩”，这次没想到，这个“彩”出在轰炸自己使馆这个事件上。
送别战友后，留守的外交官和记者们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离自己如此之近，再次遭到北约轰炸的担忧时刻笼罩在大家的心头。我心里暗想，这些人已经挨了一次炸，而我的责任是尽量不要使他们挨第二
次炸。
在当天晚上研究工作的会议上，就如何分配住处问题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大家的住处应相对集中，便于召###议，便于互相照应。另一种意见认为，鉴于炸馆的经验和教训，大家应当分散居住。正是由于大家住得分散，这么多人才得以活下来。我听取了后一种意见，七个人分别住在不同层次，住在不同方位，好在旅馆客人不多，空房间容易找到。大家通过电话可以随时取得联系。
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不但造成人员伤亡，馆舍破坏，国旗也受到严重损毁。于是，我们决定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5月16日晚，北约再次轰炸了南斯拉夫多处军事目标和民用设施，贝尔格莱德的空袭警报至17日清晨才解除。17日上午8时，我带领坚守岗位的外交官们来到中国大使馆。虽然炸馆这场噩梦已经过去了十天，使馆内外仍像是经过恶战的战场，轻风吹过，仍带有刺鼻的焦煳气味，夹着爆炸过后的烟尘。
我们留守的外交官衣冠整齐，站成一排，随着国旗的冉冉升起，大家向国旗行注目礼。鲜艳的国旗升到旗杆顶端，在湛蓝的天空中迎风飘扬。
我曾在各种场合参加或观看过升旗仪式。天安门广场上升国旗，象征着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象征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学校广场上升国旗，那红旗与朝霞齐飞，青春与祖国同在；在奥运会场上升国旗，象征着中国已经把“东亚病夫”的帽子甩到九天之外，昭示着祖国与人民的骄傲与自豪；今天我们留守的外交官升旗，显示我们“虽九死而未悔”的坚强不屈的精神，表明我们中国外交官是打不倒、压不垮的英雄汉，象征着我们的国家在海雨天风中巍然屹立。
升旗后，我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吕岩松的采访。我说，我们的五星红旗依然在使馆上空飘扬。我们要踏着烈士的足迹继续坚守岗位。我们纪念烈士是为了激励生者。我们今天再次升起国旗，就是要让五星红旗在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这次升旗仪式，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吕岩松把这次升旗仪式的消息稿传回《人民日报》社，报社总编很重视，准备在头版配照片刊登。于是《人民日报》社总编要吕岩松把照片发回。偏偏在那天吕岩松没带相机，没拍照片。这可把他急坏了。他急忙来找我，提出补救办法只能是再重演一遍。这时大家早已回到旅馆，都换了装，忙起工作来。把大家重新召集起来，再度换上正式服装，把已经完成的仪式再重演一遍，大家实在不愿意。但是，吕岩松虽然是记者，也是我们共患难的战友，他的恳切请求实在不好拒绝。于是大家又把清晨的仪式像排戏一样再演一遍，吕岩松拍了照片。十分细心的人会发现，留守的本来是七个人，而照片上参加升旗仪式的只有六人。那是因为早晨举行完升旗仪式后，董健到机场办事，第二次重演时他没来得及赶回来。
留守人员除应付日常事务外，还要清理被炸使馆，同时寻找临时馆舍，为下一步使馆正常工作做准备。清理被炸使馆，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安全上，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走进被炸使馆，既要小心脚下的弹坑，残砖断瓦，又要当心天棚上断裂的钢筋及垂挂下来的各种建筑材料。同时，使馆里尚有一颗没有爆炸的炸弹。同志们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废墟里穿行。大家首先把各家冰箱里的食品全部扔掉，否则食品发霉变臭，冰箱就无法再用。接着把办公室和宿舍里的电视、电脑及冰箱集中起来，找一个妥善的地方保存。我们使馆人手不够，雇用了南斯拉夫的临时工帮助清理。会客室及仓库里，仍有一些残存的各种摆设、古董以及瓷器。大家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登记造册，放到安全地方妥为保存，并把这些尚存的贵重物品报回国内行政司
坚守岗位（3）
备案。
大家在废墟中清理残留物品，呼吸被炸使馆中尚未散尽的烟尘，走在过去多么熟悉，而今又多么陌生的地方。这里，不见昔日战友的身影，却留下他们的斑斑血迹。往事的温馨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