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现在是；“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可是；按照西方人那时的说法；这社会主义是谁也救不了啦。1月1日；90年代的第一天；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三个人互致新年问候。
戈尔巴乔夫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融合。”
撒切尔夫人说：“不；社会主义肯定要完蛋。”
中国式的流行风
对于中国内外那些研究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从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出人意料的南巡；实在是多灾多难。在这两个事件中间；有意思的事情还有很多。年岁稍微大一些的青年很快转入一套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有自己的俚语———“一边玩儿去”；“一无所有”；有发泄内心郁闷的滑稽语———“烦着呢；别理我”、“沉默是金”；有特殊的打扮———不分男女都穿长达脚面的牛仔裤；短统袜、厚底鞋；上身是一件圆领T恤衫；前胸后背印着手写体的大字：“从头再来”、“我是流氓我怕谁”等等；有群聚起来消磨时间的方式———“愚人帮”、“不喝白不喝”。整容成了风尚。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专家张涤生因此大为吃香。他领导的小组在这一年为六千九百三十三人做了整容手术；有个男人想要一个“阿兰·德龙式的下巴”；有个女人希望他照着英格丽·褒曼的样子为她做出一个鼻子。上海市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中；百分之五十的男生和百分之三十二的女生到舞厅去跳舞。圣诞夜那一天；“梦上海”夜总会的入场券每人八百八十八元“外汇券”①。和平饭店里还出了个穿着“三点式”舞衣的女郎。这些都是报纸上的新闻。不过这样的事情还是凤毛麟角的；大多数人喜欢去的地方是JJ迪斯科广场；每天晚上；至少一千个年轻人在迪斯科音乐中摇晃不停；狂欢到午夜。“卡拉OK”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也是在那时流行起来的。那一年中国已经有一百八十八家音像出版社；有五十个音像生产厂；销售了三十六万盒录像带和一亿一千七百万盒录音带；激光唱盘还很少；尺寸大小也不统一；几乎所有音乐都是靠录像带和录音带流行起来的。“卡拉OK”歌厅在六个月中便已遍布全国；上海有三十三家；广州四十多家；北京有五十家。其中最红火的要算北京的“四季歌厅”；三十块钱一张门票（当时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大约一百元）；每唱一支歌要付五元；唱得多了自然口渴；于是；一杯美国可口可乐三元；一杯日本苹果汁八元；一杯德国啤酒十元；一盘去皮切成小块的中国西瓜二十元。可你要是在遥远的陕北小县榆林的那家歌厅里；花上二十块钱；就能唱一整夜；当然你只能喝到一杯陈年老茶。
普通人在公众场合一展歌喉的欲望；实在有一种很深的社会背景。这“卡拉”两字源于日本；在日语里是“空”的意思；“OK”则是管弦乐队的英语缩写。这两个词连在一起；本意是“无人伴奏乐队”；传到中国却有了更多的含义。那时候歌厅里引吭高歌的人大都没有技巧；但却很真挚；总是声嘶力竭；总是泪流满面；完全不像现在的人们；唱起歌来有技巧而无真情。歌声也传到大学校园里。热血沸腾的大学生收起游行的旗帜和标语；解下头上的红飘带；不是回到昔日女友的怀抱中；就是埋头读“托福”；准备远走他乡了。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连找工作都成了问题。即使没有这个打击；他们也已被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重重地打了一个耳光。谁都可以看出；那里面的小林就是他们自己的未来。于是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有家报纸说；在南京；每一百个大学生中；只有三个认为“人生最宝贵的是事业”；却有五十四个说自己“空虚无聊；闷得发慌”。上海复旦大学有个博士生说：“方帽子里煎不出牛肉饼。”大家都觉得这话精辟；到处传播。看来有这种想法的人挺多；有一天这所大学搞了一次调查；题目是“学生们都在干什么？”结果发现；百分之十在闲聊；百分之十看电视；百分之七看消闲书；百分之七谈恋爱。全国有两亿五千七百五十万个“成年独身者”；大都很安分；“第三者插足”、“黄昏恋”和“四十岁的男人是野狗”一类的话题；还没有流行；《廊桥遗梦》在中年人中引起的那股躁动还要等到五年以后。90年代初期耐不得寂寞的是那些未成年人。大学生原来是不准谈恋爱的；可是从这时开始谁也管不住他们了。有个大学生；闷得发慌时就去追求女孩子。“我已经谈了十七个了”；他说；“我挥一挥手；就带走一片彩云。”北京的大学校园中；一批学生去读“托福”；一批学生去打麻将；这在当时被叫做“托派”和“麻派”。前者嘲笑后者胸无大志；后者嘲笑前者自作多情。两军对垒；此起彼伏。在太平洋的那一边；布什总统一边解除禁令让三颗卫星出口到中国来发射；悄悄地把他的特使斯考克罗夫特派到这边来；和邓小平######见面；一边又签署命令；让在美国的四万中国留学生都有机会得到永久居留权。这叫北京的“托派”声威大震。直到有一天；政府下达最新指令；限制在国外没有直系或者旁系亲属者出国留学。真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托派”分子立即一败涂地。清华大学有个叫刘兵的学生；就此写了一首《出国谣》。有人说这是“校园新歌曲”；也有人说这是“抗议歌曲”的一种形式。从来没有谁录制发行；却是那一年京城大学校园里最流行的歌曲。与后来的那些矫揉造作的流行艺术全然不同；《出国谣》内容平白；边说边唱；字里行间流淌着真性情；段落之间的过门；全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旋律；以吉他扫弦伴奏；既快乐又悲伤：
唧唧复唧唧；有人念外语
嘴里ABC；耳边单放机
哥们儿你想什么；你心思在哪里
给我讲一讲；出国的道理
小时候爱做梦啊；长大了没出息
睁开眼看一看；现实的问题
一颗红心；早已交上去
可满腔的热血；还得养活我自己
苦学十几年啊；毕业是五十七
囊中羞涩；找不到亲爱的
勒紧裤腰带；日子还过得去
可论资排辈；活得没刺激
啦啦啦……
唧唧复唧唧；我也念外语
念出了ABC；我念不出好消息
文件发到手啊；我差点背过气
条条框框；都跟我过不去
我爹妈爱祖国；海外没亲戚
非直系非旁系；出国准没戏
我念过托福儿；也念过GRE
现在要回家；再念人民币
咸盐一毛五啊；面酱两毛七
今天你不买；明天买不起
啦啦啦……
唧唧复唧唧；再没人念外语
听不到ABC；只听到人叹息
哥们儿你别走啊；你要去哪里
陪我溜一溜；再见你不容易
我说大兄弟；你何必苦自己
眼看要毕业；还不赶紧改主意
向别人学习啊；不要信自己
作一颗螺丝钉；傻人有傻福气
薄的是学问；厚的是脸皮
受穷不受累；好歹有吃的
不要怕后悔；前途是拐弯的
不要怕忍耐；道路是加长的
多听爷爷的话；多唱奶奶的戏
美好的生活；幸福又甜蜜
啦啦啦……
崔健的能量
那时候这样的歌在学校里面有很多；校园歌手陡然走红起来；几乎全都渗透着年轻人的崇尚自由的本性和自认为被压抑的烦恼。有一首歌叫做《我的心需要你狠狠地敲》（这是90年代初期北大清华最流行的校园歌曲之一；为北大的两个学生巴特尔和杨单涛所作；前者以唱英文歌曲闻名；后者的脖子上总是吊着个十字架项链）。有一首描述了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经历：“楼上的人没有广场上的人多；楼上的座位不是我们能坐。重要的是多拍几个镜头；也是到此一游。”还有一首唱到了北京大学：“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们都在水底。灵魂们都是一条鱼；也会从水中跃起。啊……我的梦就在这里。”
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已经很少看见人们围坐在草坪上唱歌的景象。草坪上的人倒是不少；可大都是相对而坐含情脉脉的情侣和到处跳跃的孩子。可在那时候；草坪是校园歌手的天堂。其中最有名的地方是北京大学###的那块草坪。每到周末傍晚；“草地歌手”纷纷来到这里；弹一只吉他；有时候是疯狂的吼叫；有时候是婉约的和声；总是吸引一大堆人围坐旁听；浸了一屁股的露水也不肯离去。他们唱自己的歌；也唱那时的流行歌；有罗大佑、崔健、齐秦、赵传、郑智化和黄舒骏的；还有李宗盛的《生命中的精灵》。有个名叫沐阳的北大学生每次都在这里流连忘返；直到多年以后还对当日情形记忆犹新：“有一帮人经常出现；可能是北大的教工子弟；唱得最好；他们爱唱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所有歌曲；外加《一块红布》。”《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是1989年底由中国旅游音像出版社出版的。这是崔健那时在大陆授权发行的惟一盒带；也是中国第一盘摇滚歌曲专辑；包括九首歌曲；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自己吉他伴奏；自己演唱；歌词平和；旋律悲亢；节奏强烈；情感激昂。有那一年里最为流行的《一无所有》；几乎所有年轻人都会唱：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还有《让我睡个好觉———为修复卢沟桥》。他在唱这歌的时候；好像他就是卢沟桥；卢沟桥就是他：
听够了人们哭；听够了人们笑；
受够了马车花轿汽车和大炮。
该让我听见水声；听见鸟叫；
该让我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崔健这个人是当日中国流行歌坛上的异类；也是无数青年心中的偶像。把他的歌词“一无所有”写在T恤衫前胸后背；再印了他的名字；穿在身上走来走去；成了当时的一种时尚。而他自己的演出服永远是一身旧军装和一双大皮靴；这让人想起六十多年前的红军和二十多年前的红卫兵。有时候他会在头上扎起一条红布带；那时候“酷”这个词还没有；但很多中国青年心中已经有这种感觉。他们为崔健的扮相而发狂；当他以这种形象走上巴黎的舞台时（据说他是当时惟一能在巴黎亮相的中国大陆歌星）；连那些矜持的法国人也激动起来。
崔健矮个子；长头发；看上去既文雅又粗野；既深沉又奔放；就像他的歌儿；是个矛盾的集合体。他在几年以前成名之时；北京的大学生们还为他成立了一个“后援团”。台湾《时报周刊》甚至把他说成“中国流行歌曲的‘原子弹’”。这有点夸张；但若说他把当日中国的流行歌坛搅了个天翻地覆；却是事实。可是在1989年夏天以后；大家再也没有听到他唱歌；却听到一个消息；说他被警察抓走了。他的崇拜者们到处找他；他却没有踪迹。很多人当初都看到他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中；拉开架势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现在觉得他真是凶多吉少。可是到了1990年1月28日；所有人都相信所谓“崔健被抓”一说是个谣言。因为这一天他走进工人体育馆；去参加一次充满激情的摇滚音乐会。“体育馆里座无虚席；如同沸水之锅；”当时在场的一位记者这样写道；“发狂的歌迷点燃打火机和火柴；有的点燃节目单在空中挥舞。”很多人没有买到票；坐在场外的雪地上；等待他出来给他们签名。
他的复出有个冠冕堂皇的名堂：为亚洲运动会集资义演。几个星期以前他和亚运组委会文展部签约；希望能让他巡回演出；亚运会可以得到他的全部收入；他可以得到一个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的机会。于是他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举行个人演唱会；到英国伦敦参加音乐节；又到香港领取白金唱片奖。后来他离开北京四方云游；一路走一路唱；去了上海、天津、沈阳、武汉、西安、重庆；要不是他的“巡回演出”半途夭折；他非把摇滚弄到全中国每一个角落。1月最后一周的这个夜晚；北京大雪纷飞；气温零下十五度。体育馆里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扯开嗓子高呼崔健的名字；振臂挥舞崔健的头像。在一个随随便便的开场式中；崔健和他的乐队走上舞台；观众立刻激动起来；有如一片沸腾的海洋；海浪中荡起崔健悲怆的歌声；竟是那首久违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
怎样歌；怎样唱；这心中才得意
一边走；一边想；雪山和草地
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
噢…… 。 想看书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
圆拱形的棚顶将声音罩在里面；产生了震耳欲聋的音响效果；声震数里。乐队在演奏方面的不足；被巨大的响声所掩盖。他们显然觉得；高分贝可以弥补他们的蹩脚的技巧；把旋律弄得和人的脉搏一样；就可以让人加速分泌荷尔蒙。不过；演唱的确激情四射；压抑；宣泄；挣扎；颓废和激昂相冲撞、绝望和希望相交融；人类所有最强烈的情感全都喷薄而出。
摇滚歌手一心要引起观众的共鸣；结果很容易就达到了目的。体育馆里现在成了万众合唱；每一个人都是“演员”；都在高歌；而他只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主角。主角被配角的情绪包围着；激动不已；唱起他很少唱的《最后一枪》（这首歌的歌词是一位美国越战士兵所作；表达了他们祈祷世界和平的心声）。他一边唱一边吹响小号；号声嘹亮；撼人心魄；这一来可真是火上浇油。人们都知道他本来就是北京交响乐团的小号手；总是吹奏那些一本正经的世界名曲；却没有听到他吹出摇滚来。现在他的号声一响；万众唱和———不是在唱；而是在吼。一位西方记者说；这是中国“首都取消戒严十七天以来的一个不寻常的事件”。
那时的流行乐坛
不论什么行当；大体上都会有一些别出心裁的枭雄乱党；当这行当不能满足世人欲望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崔健在90年代初期能够在青年人中得到这样强烈的共鸣；也是出于这个理由。1979年兴起的朦胧诗开启了中国大陆“现代主义艺术”的画卷；让现代派绘画、音乐、电影、建筑艺术纷纷涌出。80年代中期；北京先后诞生了几支摇滚乐队；但那不过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就算当时的年轻人；也不喜欢这个。“80年代的中国文化是摇滚的沙漠；崔健不过是这沙漠中的一个偶然；”有个年轻人这样评论；“崔健一直像是鲁迅笔下那个孤独的过客。”1987年崔健第一次去北京大学推销他的摇滚时；没有什么人理睬他；让他铩羽而归。这有象征意义。那时候大多数喜欢流行音乐的人；全都沉浸在港台情歌的柔情蜜意中；完全不能领会那种又说又唱、声嘶力竭的吼叫。90年代开始的时候；人们心态大变。流行歌坛上卷起第二次高潮；像毛阿敏、徐沛东、张藜、刘欢、韦唯、李娜、杭天琪、王虹、屠洪刚和蔡国庆；都是那时的名人。歌手的商业包装也刚刚开始；大众传媒网正在草创阶段。第一批披着商业外衣出场的歌手；毛宁和杨钰莹；还被人们叫做“金童玉女”。可惜那时星多歌少。有《渴望》和《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亚洲雄风》、《血染的风采》、《爱的奉献》；加上《北京的桥》和《好大一棵树》。这些歌要是放在80年代那种一帆风顺的岁月里；还能唱唱；可是现在；年轻人总觉得不吐不快；非有一种更加激烈的方式。赵传的出现给了人们一个契机。也是在这一年；也是在工人体育馆；赵传有一次唱起《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时候；首次露面的“唐朝乐队”砰然奏响；全场几万人齐声合唱；声及数里之外。这个浓眉小眼、方脸大耳、笑起来嘴角高翘的赵传；受到如此鼓励；不久后卷土重来；举行了首场个人音乐会。这一天；观众都穿上了汗衫；背后写着“烦着呢；别理我”。演唱到了高潮时；万众疯狂呐喊；赵传全身颤抖；长跪于地。“这哪里是唱歌啊；”一个观众事后慨叹：“分明是玩儿命。”
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