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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旋律调动情绪的力量；毕竟赶不上节奏。一般流行歌曲缺少力度；没有金属的铿锵声；没有呐喊中的静默感；也没有沉思中的冲撞感；抒情有余；发泄则不足；更不能把自己的灵魂敞开给人看。摇滚于是乘虚而入了。根据《人民音乐》杂志编辑金兆钧的一个调查结果：“90年代初期；初中生放弃内地；直奔港台；而高中生就开始放弃港台；直奔欧美；大学生热衷于摇滚乐。”这也可以证明；摇滚的背后有着更加复杂的社会情绪。当日京城；“迷你型”摇滚聚会兴盛一时；组建乐队蔚然成风。东郊使馆区附近的外交人员大酒家和市中心的马克西姆餐厅；是这些人最常去的地方。他们给自己取的名字都挺怪；有“ADO”；有“宝贝兄弟”和“呼吸”；有“唐朝”和“黑豹”；有个乐队叫“状态”；另一个叫“一九###”；有几个女孩子组成的乐队叫“眼镜蛇”；还有一个叫“自我教育”……当时一个最新的笑话说：“北京乐手有多少？二百个。北京乐队有多少？二百个。”有一次这些乐队联合起来举行“现代音乐演唱会”；轰动全城。中央电视台英语节目主持人卫华也来了；可不只是来捧场的；她本人就是“呼吸”的成员；现在也上台了。她那著名的浑厚低音涌出来的时候；人们听到的不是英语新闻；而是摇滚歌曲。这样一来；摇滚就更加不得了了。报纸上说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风景线”这个说法；也产生在那两年。
那些日子；摇滚世界变化万千；有如石籽所说：“就像女性的内衣裤一样不断涌现新的花边和样式。”不过；大家公认的“摇滚之王”只有一个；那就是崔健。当时流行全国的三十三首摇滚歌曲中；有十七首来自崔健的创作。说起来也是一件怪事；虽然崔健演唱时总是引起疯狂的躁动；可是他的那些歌曲却都是诞生在一种宁静空灵的环境中。一个接近他的人说；他在家里专门辟出一个房间；四壁空荡如洗；地上铺了地毯。“当他灵感突发；创作欲望旺盛的时候；他就来到这间屋子；盘腿而坐；背靠墙壁；面壁沉思。”
他就是在这种孤独幽静之中告别了旧的时代；把一个痛苦的呐喊者的形象留在千万人心中。“常常会想起那时候的崔健；”李皖多年以后说：“那时候的崔健特别沉默和有力量。”但是他渐渐变得喋喋不休了；因此开始失去他的力量；也失去了他的精神中那种欲言又止的东西。他在四年以后又写了《红旗下的蛋》；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再次引起轰动。他以为是他的歌写得不好；还怀疑人们把他给忘了；于是不停地接受访谈；形形色色的记者———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都来找他。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力量在于“越来越会沉默”；也不再信心十足地“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道我是谁”。他开始谈论自己而不再谈论自己的歌。一个有成就的人到了这种时候；通常就是走下坡路的开始。昔日他的那些崇拜者现在悲哀地发现：“崔健说得越来越多；唱得越来越少。”又过了几年；人们看到了他的最后一搏；那就是他的《无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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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热”现象（上）
“崔健很老了；头发像草；头顶心的头发快掉光了。真的要变成假行僧了。”秦上闲这样说。他在2000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最后一次去看了崔健的演出；在北京的“莱茵河声场”。几年前他见过崔健；印象中；那时的崔健年轻些；歌声依然“像一把刀子”。现在呢；“邻居大哥的形象没有变；不过快变成大叔了。”1990年元旦刚过；北京大学一个可以熟练使用毛泽东诗词的研究生；辛鸣；成了一次座谈会的中心人物。这是北京《大学生》杂志召开的小型会议。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他回答：“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又有人问：“你怎么看东欧正在发生的逆转？”他又回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后来《中流》杂志记者把这件事告诉一位曾在宣传岗位上担任领导的大人物；他大加赞赏。他赞叹这位年轻人的思想深刻：“的确；‘妖雾重来’；即国际范围修正主义思潮的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泛滥的事实；恰恰就是‘毛泽东热’产生和发展的深刻历史背景和根据。”这种论述问题的方式的确不同凡响。辛鸣这个年轻人受到如此这般的鼓励；不久后就写出了他的代表作：《发现毛泽东》。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发现毛泽东”的人可真不少：30年代共产党的一群高级领导人在遵义发现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40年代刘少奇和彭真在延安发现了毛泽东思想；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全中国人民都发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是80年代；邓小平主持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但现在辛鸣要说的不是这些；他的出发点是；在经过了七十年的血雨腥风之后；中国人还没有彻底了解毛泽东的价值；还有必要再“发现”。他“发现”的是眼前这一场“毛泽东热”。其实发现“毛泽东热”是用不着什么学问的———它就在大街上。《红太阳》录音带在各个大城市里销售；人人都看见了。包装图案上写着“毛泽东颂歌”；正面是天安门；反面是故宫地面的老砖。那上面有《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有《毛主席的光辉》；有《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阳》；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有《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的心坎里》；总共三十首；的的确确；都是歌颂毛泽东的；当年唱遍全中国。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出版这盘带子的时候；他们说也就能卖个七八万吧。北京王府井书店订了两千盒；发货的那个人给搞错了；只送来两百盒；一个小时就被卖光了；书店急电打来；说再要两千盒。湖南有个个体户也拿走了五百盒；一边走还一边说：“红太阳的故乡；能卖不掉吗？”还不到一个星期；七八万盒就卖光了。看来所有人都低估了毛泽东的力量；他们还以为“小虎队”的告别磁带《再见》会占领那时候的市场呢；现在看来；还是《红太阳》厉害。出版社赶紧又制作了三十万盒；不够；五十万；还是不够；结果是一个月卖了一百万；开创大陆歌曲磁带的销售新纪录。那个冬天；北京到处回荡着《红太阳》的旋律；其中属李玲玉的歌声最为嘹亮：
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说；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要不是满目西装、牛仔；到处新潮、精品；差点以为时光倒流；回到了先前的时代。”上海有家报纸这样说。《青年报》的编辑觉得此事蹊跷；就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找来一群读者；想问个究竟。编辑问大家；为什么《红太阳》那么热？大家都说；《红太阳》唤起了大家的怀旧情绪；还说中年人不仅是怀念毛泽东；更多的是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
虽说是“怀旧”；却和旧的不一样。出版者在封面上用很怪的异体字写了“新节奏联唱”；这倒不是虚张声势。歌还是原来的歌；可是全都被改得变了调；旋律明朗；节奏欢快；加上电子音乐。有个叫“鸽子”的人听了；当即写道：“好像村里的牛车跑上了城里的赛车道。亲切倒是亲切；难免有点滑稽。”宋强和乔边两个人直到很多年以后还提到这件事；说1990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泽东热”；但他们既没有提到“发现”了什么；也没有提到“滑稽”。只是说；他们想起了80年代由刘索拉作词的一首歌；那里面有几句词；描述了依依不舍、一步一回头的怀旧心态；就像是90年代初弥漫在中国城市里的那种情绪：
我想最后向你告别；
我想最后转过头说再见；
忽然一段熟悉旋律；
在我耳边时隐时现。
中国当代历史上的那一段“熟悉旋律”；的确是“时隐时现”的；让人很难说“再见”。它的卷土重来；有着相当确定的时间可以追溯；它大致发生在1988年第四季度的某个时期。北京的家家户户不约而同地翻箱倒柜；把压在底层的毛主席像章找出来；少则数十数百；多则成千上万。这都是二十年前那场“个人崇拜运动”的产物；而今居然灿烂依旧。大人们一边对孩子讲述当年自己如何省吃俭用；买下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国家又是如何倾全力制造这些东西；把造飞机用的铝材也拿出来造主席头像；总共造了三十五亿个；弄得毛主席呼吁“还我飞机”。可是除了毛本人；所有人都说他的头像还是比飞机重要得多。后来他老人家与世长辞；他的头像也就归于沉寂。到了80年代；六块钱一公斤；撮堆儿卖。现在；这些故事和这些像章；就成了“毛泽东热”的最初征兆。90年代开始的时候；形形色色的毛泽东头像走出千家万户；重新摆在商店的柜台上。香港《开放》杂志的编辑发现了这个迹象；就去追踪“怀毛热”的起源；结果追寻到广州街头的一桩车祸。这杂志说；两车相撞之后；一辆车上的人全死了；另一车上的人却安然无恙；后来发现那是因为司机座中挂着一幅毛泽东像；“于是毛成了趋吉避凶的大菩萨。”这故事明显具有杜撰性质；不过；那时候大城市里；出租车司机们的确都把毛泽东的头像悬挂在前挡风玻璃上；来取代那些更古老的吉祥物。
“毛泽东热”现象（中）
自从邓小平在80年代初期主持了对毛泽东的评价；毛的功过是非似乎就归于历史了。中国人都把眼光投向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有如那时候最流行的一句话；“团结一致向前看”。尽管邓小平一再声明；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毛主席的贡献；毛主席的画像要世世代代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声称自己倡导改革开放的灵感主要得益于毛的“实事求是”。但是；毛的灵魂还是渐行渐远。毕竟；邓小平的伟力和魅力不在于他与毛的相同之处；而在于他与毛的不同之处。到了80年代中期；邓在普通中国人心中的威望；达到了他第三次复出以来的顶点；这一点也得到全世界的承认。他在1985年被《时代》杂志选为风云人物。那时候已经很少有人提到毛泽东。
只有一个个头儿高挑、面容消瘦的年轻人；满脑子都是毛泽东。他叫权延赤；整天坐在北京城南光明楼附近一个小小的公寓里；面对二环路喧嚣的噪音；刻意勾画出毛泽东的伟人形象。权是一个空军军官；父母在四十年前跟随毛泽东在延安干革命。他说自己“孕于延安”；看来是对那个革命年代情有独钟。但是他所关注的不是作为革命者的毛泽东；而是作为普通人的毛泽东。他的第一本书在1989年出版；叫做《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这是一本很薄的小书；封面单调；装帧粗糙；但是它的影响超过了后来所有那些描述毛泽东的出版物。按照权本人的解释；世人把毛变成了神；而他要把毛变成人。拿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当然的。但在那时候；权的努力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说这是对毛的亵渎。另外一些人则指出权在书中所描述的情节；多有不实之处。权的书以“第一人称”写就；但里面那个“我”不是他自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毛的贴身侍卫李银桥；现在李银桥站出来；说其中一些情节根本就不是他说的；也不是事实。还说他应当拥有此书版权；权的单独署名乃是侵权行为。为此李将权告上法庭；这导致两个合作者对簿公堂。对于这桩民事诉讼；当日人们无论持有怎样的看法；都没有把毛泽东当成事件的中心。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是诉讼中的利益纠纷；即如当事人权延赤；也没有在这中间看出什么关乎宏旨的含义；只是抱怨自己“总写惹事的文章”；还说“写政治书写得太累”。 。 想看书来
权延赤一边抱怨一边回到他的小屋里继续写作。也就从这时开始；中国的情形变得复杂起来。新华社一位五十来岁的记者；杨继绳；把当日一股新兴的潮流叫做“物欲的浊浪”；说它“就如突然冲开闸门的洪水奔腾而出；一泻千里；四野横流；冲垮了精神大坝。权钱交易广为泛滥；卖官鬻爵常有发生。光明正大的公务变成了私下的买卖；温情脉脉的友谊变成了冷冰冰的交易；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利益成了驱动一切的力量。”一位作家把这叫做“大多数人被欺负得奄奄一息的现代化”；还把“现代化”三个字打上了引号；说这样的现代化“来了也白来”。他写道：“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不如再贫穷一点；那样大多数人也不会被坏人气成这样。”这些事实证明；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怀念；似乎与徘徊在东欧的“妖雾”和“苍蝇”无关；问题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怀念；是由《红太阳》的歌声激励起来的。一个三十六岁、戴着黑边眼镜的北京人；马京军；从这时候开始了他的收集毛泽东像章的历程；直到八年以后；他已是北京市体委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家里的毛泽东塑像；也有了六万多枚；包括各种金属、塑料和陶瓷为原料的头像；半身像和全身像；挂盘；以及一个挂钟。那时候收集毛主席像章的人真是不少；至少还有一个人和马京军齐名。他叫陈德；家里收藏着六万枚像章；还嫌少；曾经为了追寻一枚毛泽东的像章；从北京赶到沈阳；从沈阳赶到鞍山；从鞍山又赶回沈阳。他说那像章是一个新疆的民间艺人在骆驼骨头上用手工浮雕制成；实在罕有；所以不弄到手就不肯罢休。
北京人把这种人叫做“发烧友”。如果可以这么说；那么让他们“发烧”的是“毛泽东像”而不是毛泽东。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就如同“音响发烧友”感兴趣的是音箱和放大器的质地；而不是音乐本身。不过；“毛泽东热”还是迅速弥漫着；那些直接和间接同毛泽东沾过一点边儿的人；这时候都开始撰写文章；回忆那些令人终生难忘的时刻。书店里面；写毛泽东的书都放在最显眼的地方。魏巍现在笔下的“最可爱的人”；不是志愿军战士；而是毛泽东；或者说那些“最可爱的人”都是配角；主角是毛泽东。这位作家写了《地球上的红飘带》。郝明丽；一个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的山东女孩儿；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是她在泰山上认识了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就嫁给了他。郭建设；一个一向善于观察普通人的摄影者；现在开始细致入微地寻找毛泽东的灵魂。在他拍摄的照片上；毛泽东的形象总是和芸芸众生形成对照；异常鲜明；令你感受到世间凡人对于神明的向往和期待。其中一幅照片描述了一个相当具体的场面：山村农舍里；几个孩子在读书；头顶上是毛泽东的半身像。照片说明是：“毛主席在照护着山娃娃”。
研究“毛泽东现象”也成了一个现象。那两年旷新年一直在北京大学埋头读书。这个眼睛深陷而颧骨凸出的小个子；是湖南湘乡人、毛的同乡。想来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把主要的精力用来研究“毛泽东现象”。在“发现毛泽东”的潮流中；电影导演们到处寻找长相像毛泽东的人。苏联人那些歌颂列宁和斯大林的电影给了他们灵感。他们一口气拍出《巍巍昆仑》、《开国大典》、《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毛泽东和他的乡亲》、《开天辟地》这些电影。还有一部更辉煌的电影《大决战》；耗资巨大；规模空前。它所记述的“辽沈”、“平津”和“淮海”三个战役；构成了毛泽东军事生涯的最辉煌的阶段。电影极尽渲染铺张。有两百多个有姓有名的演员；至于那些参加拍摄的无名者；累计有三百三十五万人；涉及十四个省市区的五十多个县市；此外还有十二万海军、空军和陆军的官兵；还有三十三个师团的坦克、火炮、车辆、飞机和舰艇；还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