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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沈葆祯等清军将帅，在平定了农民起义军后，很快又扛起了洋务运动的大旗。在办洋务方面李鸿章比他的老师曾国藩及同僚们叫得更响，走得也最远。李鸿章兴学、开矿、办厂、修铁路，以至后来由他一手经办筹建的北洋水师，涉及领域之广，历时时间之长，都是他同时代人无可比拟的。
当号称亚洲第一海军的舰队，行进在出访日本岛的漫漫海途时，这位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中堂大人，其声誉达到了人生的顶点，但随着甲午海战走向海葬，李鸿章从他人生的权利威望的顶峰上骨碌骨碌地滚落下来。
原来他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以及用其老师曾国藩的忠、信、笃、敬四字为纲，与洋人委屈周旋的羁縻之策，并不能使大清帝国摆脱外患。
1894年，阴历甲午年，不管对大清国，还是对李鸿章来讲，都是一个灾难性的年头。因为这一年中国不仅赔偿给了日本两亿两白银，而且还把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割让出去了。尽管李鸿章在日本谈判时挨了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一枪，左颊中弹，险些丢掉了性命；尽管马关条约真正的签约责任人是太后和皇上，但李鸿章作为清政府参与这一历史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他永远被钉在了中华历史的耻辱柱上。时隔一百多年，人们提起李鸿章，很少有人记起他所创办的中国近代的军工和民族工业，却没人不知道他所签订的一个个卖国条约。从日本签约归来，李鸿章被朝廷免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官职，扒去了黄马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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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你说我容易吗（2）
倘若换上常人，遇到这样的政治变故，恐怕再不会恋战官场，更无望东山再起了。可李鸿章总能为常人所不能为，这个年过71岁的老头，自撰一副对联以###迹“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这姿态比被开水烫过的死猪更坚挺。凭着他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挺经，以及他在几十年官场上练就的受气本领，李鸿章在朝廷冷眼，举国言杀的境遇中，饭大口地吃，觉呼呼地睡，官嘛！不论是实权还是虚衔，还是一丝不苟的做。
三
北京黄龙瓦、朱垩墙的皇城，如今都遗存很少了，更甭说普普通通的青砖灰瓦的四合院。现代化大张着嘴把那些老建筑一并塞入牙缝中，既不嚼烂也不松口，只用和着黏稠口水的舌头舔尝几遍，等哪天觉得不舒服了，用长满尖刺的舌头一撩一勾，接着吐出来。这些已经站不成形的老建筑，不用等着被强行撂倒，高楼大厦的一两个白眼就能把它们的房顶压塌。
清廷为彰显李鸿章政绩，在西总布胡同（原总捕胡同），修的祠堂在多年前已被拆除。而李鸿章晚年所居住过的冰盏胡同贤良寺，早已变成了今天被千人踩万人踏的新东安市场。
贤良寺是清朝雍正皇帝，为了纪念他的弟弟怡亲王允祥，由原怡亲王府而改建的。乾隆二十年，贤良寺迁至冰盏胡同。此后这里成了清廷地方大员入京时的接待场所。曾国藩、左宗堂等几位晚清重臣都曾在此居住过。
贤良寺建筑宏伟，亭台楼榭、闲院飞花，很适合老年人静养。李鸿章每天六七点钟起床，吃完早餐后，开始批阅公文，闲暇时读书练字。中午饭，李鸿章很是讲究，他在饭后还要喝一碗稠粥，饮一杯清鸡汤，过一会儿再喝一盅以人参、黄芩等中药配置的铁水，然后脱去长衫，短衣负手在回廊下散步。他从走廊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往返数十次。他身后除跟着一个侍从陪他走路照护以外，旁边还立着一个仆人为他走路计数，当仆人大声禀报“够矣”时，李鸿章回到室内，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片刻，再饮一盅铁酒，尔后上床午睡一至两小时。当仆人再报“中堂已起”之后，幕府的职员便开始了下午的工作，有时也围在一起听他说古道今。李鸿章讲究早要吃饱晚要吃少的养生之道，因而晚餐吃的很少。饭后读读书，翻翻书信就提早上床入睡，他晚年之后坚持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
李鸿章的养生之道，是颇有点名气的。在日本、美国他所吃的大清国的民间传统小吃，像豆腐乳这样的食物，甚至成了这些国家研究李鸿章之所以保持长寿的灵丹。他们把李鸿章出访时带去的这些东西，偷偷弄去化验，想弄明白这霉变了的豆腐里边含了什么秘制成分，让这位中堂大人既长寿又一日三餐不厌。当李鸿章在美国纽约受到克利夫兰总统隆重接见后，一时间纽约冒出了无数的“李鸿章杂碎”、“李鸿章豆腐”等中式餐馆。
李鸿章成了大清国在海外的一道招牌菜肴。
李鸿章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在他生命最后的十五年间，竟马不停蹄的一站又一站与洋人签订了《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同盟条约》、《辛丑条约》等四个让中国人永远伤痛屈辱的条约。
中国人惊叹李鸿章的其身心耐力，外国人更弄不明白这个东方帝国的钦差大臣，是什么东西让他保持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要是常人，不累死也得趴下，可李鸿章硬是活了七十八年。当他在北京贤良寺的病榻上，即将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身旁还站着等待他签字的俄国驻北京的代表波兹德涅耶夫。
有人说李鸿章是生命不息，做官不止。
有人说李鸿章当官不要脸。李鸿章更明白要脸就别做官。
李鸿章为官一生，关乎国计民生的事做了许多，但使他成为世界名人的主要是洋务和外交。这株代表着大清国衰弱、没落的衰花败草，只能一声不吭地代清廷一次次受过。难怪有人说李鸿章是“老佛爷”和皇上的避雷针，因割地赔款，签订卖国条约所碰撞摩擦出的巨大电流，全从他身上释放出去。尽管他内心受到了灼伤，但他所维护的庙堂却从险象环生中，一次次躲过了彻底坍塌的大难。为了朝廷、为了太后、为了皇上，李鸿章心甘情愿的去当出气筒和替罪羊。常言道，弱国无外交。平心而论，当他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时，恐怕最不情愿和最受伤害的也是他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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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你说我容易吗（3）
然而问题是李鸿章官瘾太大，脸皮也实在太厚了，签一个《中日马关条约》他还嫌丢脸没过瘾，又死赖在官场上签了《辛丑条约》。他全没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一个人当官当到这个份上，总是让人不可原谅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死后也得不到安宁。李鸿章在安徽合肥东乡大兴集夏小影的墓穴，在1958年被掘棺扬尸，连他出生时的故居，在“文革”时也被这些家乡的后生们给了一次彻底的革命。如果中堂大人在天有灵，不知他又有如何感想？
四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政治的清明，人们对李鸿章的评价也客观起来，过去捣毁的墓又重新修好了，其家乡的故居也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对游人开放，李鸿章成了他家乡开发旅游业的一张名片。在北京，1868年由李鸿章牵头，捐资修建的安徽会馆，其戏楼部分在2000年被北京宣武区投资上百万元修葺一新，这便成了北京与李鸿章直接有关，唯一存活下来的建筑。
李鸿章出将入相，一生跨越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既全心全意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又顺应时代潮流，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及先进的思想。在对外关系上，他有抗争有妥协，时而顺应时代潮流，时而又阻挡历史车轮，李鸿章犹如晚清一座层峦叠嶂的高峰，站在不同的角度，评价的结果也远近高低各不同，李鸿章又是怎样评价他自己的呢？
李鸿章曾对他的幕僚、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这样说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既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
原来连威风凛凛的李中堂自己都承认，他不过是大清国这间破屋子中的一介东补西抹的裱糊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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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一臣开济三朝心（1）
北京西堂子胡同有几百年历史了，它西起王府井大街，东至西四南大街，像一根宽宽长长的扁担，挑起了北京两条闹市的繁华与喧嚣。在胡同中穿行，且近且远的历史印记，使人很快忘却大街上的嘈杂，渐渐接纳了时间对左宗棠的默默佐证。
西堂子胡同25—27号，当年，是一座院中有院、大院套小院的官宅，曾是清朝大学士德保的府邸。光绪七年（1881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被清廷诏其进京辅政。左宗棠一生漂泊，在北京没有自己的房宅，进京后就佃住在这个大宅院最靠东边的一进院子里（西堂子胡同25号、27号），就左宗棠的官职来讲，这个院子有点儿不称他的身份，但宅子里有花园、假山，依然很气魄。
左宗棠故居，现在已被劈成两半，东院25号，变成了一家贸易公司的总部，公司财大气粗，对这些老房子越看越觉得懒散、邋遢，于是把旧房全部推倒，依照老屋的胚子，给它重新置办了一身行头，历史就这样被其善意地肢解拼装了。西院27号，是当年左宗棠的书房，今天则成了共青团中央的职工大杂院，但里边的房子和主体构架，依然是120多年前的原装版本。不过，昔日的花园、假山及一些石雕，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中都早已消失。不断新砌的小屋，把宅院挤兑得透不过气来，房子缺氧似的昏昏沉沉立在那儿，像一群被批斗的豪绅，保住一条完整的命姑且待议，更别说顾及到摆大老爷的谱了。
一个完整的院子，被后人毫不犹豫地锯成两半，这是房子的命。今天人们对它主人的评价，也如同这所宅子一分为二，也是左宗棠的命。左宗棠一辈子只做了“御侮”和“靖内”两件事，“靖内”使他身背骂名，成为历史的罪人；“御侮”则让他名垂千古，成为历史的功臣。
左宗棠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皇帝，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边疆危机等重大历史事件。他是大清帝国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的抢修队队长；同时还是一名恪尽职守的消防队员，时刻拖着水枪，朝廷哪里烧着了往哪儿冲。
一
历史是庄重的，也是世俗的。当轰轰烈烈的时代熔岩渐渐冷却后，一部分被码成文字，送进了图书馆的书库；大部分则不安分地摸回当年的胡同巷陌中，成了民间比二锅头更来劲的话头，闪身进了三轮车夫蹊跷的历史逻辑中。
清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出生在湖南湘阴县一个世代耕读人家。4岁时，随父迁居长沙，在父亲授徒的蒙馆里读四书五经。14岁参加童子试，在第二年的府试中，成绩名列第二，受到了知府张锡谦的亲自接见。
道光十二年，左宗棠参加乡试。本来他的试卷没有过同考官的第一关，幸运的是碰上道光皇帝五十大寿，皇帝发恩，让全国主考官再在遗卷中拉一网，左宗棠就这么被作为漏网的大鱼捞了上来，左宗棠中了举人。
不想，风水轮流转，在科举路上一路平坦的左宗棠，在以后会试的道路上却连遭坎坷，三次进京参加会试，三次不中。让他感到备受捉弄的是，其中一次本来考中了，但临揭榜时，考官发现湖南多中一名，竟取消了他的进士资格。左宗棠肯定死死地记住了这个年份：道光十五年。这个天天在水边生活的南方人，尝到了在北方水土不服的滋味，北京似乎不是他生命中久待的地方。
左宗棠三次进京赶考，住的地方都是湖南家乡在京开设的会馆。他很窘迫，进京的盘缠是妻子和亲友东一元西一块钱凑得的。三次的北京经历，左宗棠不会有什么美好的记忆，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也没有关于他的任何印象。
左宗棠读书的路子，走得与同时代的举子不一样。
左宗棠读四书五经，啃八股文，更钻研经世致用的一些学问。从17岁开始他先后读了《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水道提纲》、《皇朝经世文编》等著名书籍。左宗棠的旁门左道，引得同辈士人放肆嘲笑，认为左宗棠脑子里一定是口被泥沙灌了的井，打不出明明白白的清水了。要不，为何读与科举取士无关的书籍；去钻研朝廷嗤之以鼻的学问。一粒成熟“葡萄”的悲哀，在于它混迹于一堆外表相同，但内里酸涩的“葡萄”之中。
左宗棠—一臣开济三朝心（2）
大清帝国在“康乾”两朝，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但好景不长，在嘉庆五年（1800年），步入世纪之交后，清王朝已由盛转衰，到了道光年间，这个国家已大难临头。
对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蒸汽机的出现和机器工业的发展，嘉庆皇帝不屑一顾。把英国使者带来的机器制品，看作是“奇技淫巧”一再鄙斥。对早已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这位皇帝还以“天朝上国”天下第一的身份而傲居。到了道光皇帝，当鸦片战争打了近两年时，他还在“上谕”中问道：“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
当朝天子如此这般，可见满朝文武又是何等气象？左宗棠所学与朝廷所用，无法对位。
所幸科举的挫折，没有使左宗棠彷徨不前。在广览天下书的同时，左宗棠善于结拜名人名师。他曾先后得到过贺长龄、贺熙龄、吴荣光、陶澍、林则徐等人的点拨和教诲。左宗棠在科考失利的情况下，之所以迅速登上仕途的高峰，无疑这些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好友胡林翼、郭松焘、曾国藩也助了他一臂之力。
但最终使左宗棠迈入仕途高端的，是他的敌人—洪秀全。
二
左宗棠故居那面楠木雕花隔断，还静静立在房廊的过道边，它是说不出话来，不是没有话说。
左宗棠在太平军攻打长沙时，临危受命，先是做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宾，为保湖南和出省作战立了头功。张亮基改任山东巡抚后，左宗棠又充当骆秉章的幕宾，在骆秉章的幕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左宗棠自然而然卷入了两湖地区，满族贵族与汉族地方新兴势利争权夺利的旋涡。
咸丰八年，湖南巡抚骆秉章利用进京陛见的机会，向皇帝参了湖南永州总兵樊燮一本。骆秉章一竿子捅穿了两湖地区满族高官的马蜂窝。在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恪的支持唆使下，樊燮于咸丰九年，向湖广总督等呈控左宗棠以幕宾身份把持湖南军政要务，清廷下令官文进行审办。咸丰皇帝让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事件发生后，咸丰重臣肃顺受幕客王辏г说耐懈叮鬃耘艿较谭峄实勖媲八登椋擦衷罕嘈薰伸庹业搅嗽谀鲜榉课谭峄实劢潭恋拿寂俗嬉瘢俗嬉窳⒓瓷鲜榛实郏�
“楚南移军立功本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