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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予倩—一局没走完的棋（2）
眼下这座房子的六神无主，大概就被他那时的决定所决定了。
1926年，电影在中国兴起，欧阳予倩又参加了电影公司，编导了《玉洁冰清》、《天涯歌女》等在中国电影史上占相当分量的影片。影星赵丹、谢添都靠他编导的影片发迹。
欧阳予倩似乎并不是要获得一笔可靠的缓慢增长的财富，而是持续挥霍手头上一切可利用的变动价值，不歇脚地制造使世人咋舌的契机。
抗战时，欧阳予倩因为在上海租界上演《梁红玉》、《桃花扇》等借古讽今的京剧，得罪了汪伪政权，遭到暗杀威胁，不得不去香港避难。
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大都含糊不清而又执拗不变。一生的光景中，只有最罕见、最个别的时刻的记忆，在我们周围游荡，余下的时间不过是数不胜数的间歇性空白。欧阳予倩霸道地占有了很多次的发言机会，他这一辈子很少为一个休止符打断过。可是好像也正因为这样，历史患了选择性失忆症，对欧阳予倩的印象变得模糊起来。似乎于欧阳予倩而言，多一样才干倒不如少一样才干来得安全和保险，这又不是三轮车，多一个轮子就比自行车来得稳当。
历史是先知先觉的人的一本传记。浑噩的人群中会在每个特定的时期，有人醒来。也许他的清醒与当时睡着的人群，并没有什么起因和结果的故事要发生，但是，他的出现却是为了遵循更为遥远或更为广阔的准则所打下的基础。面对这样的人，当时甚至以后的几个时代，都会感到很为难，它们并不是对他心怀敌意，而是不知道该怎么界定他、给予他公正的评价，只好采取临时观望的态度。
三
现在，欧阳予倩被关在我的手并不认识的一扇门后头，这座房子不但把他身后的名声扣留了，还把关于他在世时的细碎和琐屑放逐了。太多有关欧阳予倩的记忆，像贵重的金属一般，被历史上这位高明的化学家点着了，刺刺啦啦地燃烧一气，化成一阵不轻松的烟。
据欧阳予倩的女儿回忆：1949年春，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欧阳予倩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欧阳予倩立即决定放弃在香港筹办电影公司的计划，离开了他的电影界同仁和学生，放弃了舒适的依山傍海的寓所，满腔热情地奔赴北京。
欧阳予倩患有较严重的关节炎和心脏病，但他还是积极参加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决定成立中国文联和文联各协会，并决定成立音乐、美术、戏剧等高等院校。1950年4月2日，中央戏剧学院成立。同年11月，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欧阳予倩上书毛泽东索求墨宝，毛泽东欣然为中央戏剧学院题写了校名。
刚来北京时，他暂时住在东华门南河沿翠明招待所，后来在筹建中央戏剧学院的同时，学院以数批白布置下了张自忠路5号（原铁狮子胡同3号的宿舍）。1949年初春，全家搬来，在此，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3年，直到1962年逝世。在这座房子里，欧阳予倩除了主持学院工作外，还撰写了《我怎样学会了唱京戏》、《电影半路出家记》和中国第一部舞蹈断代史—《唐代舞蹈》。
建院后，欧阳予倩兼任学院台词课教研组组长。他邀请语言学教授罗常培和老舍及几位台词教员来商谈台词课教学方针。他们共同确定以北京语言音系作为舞台语言。老舍说：“台词很重要，不能让话剧变成了‘话锯’锯观众的耳朵。”欧阳予倩还请语言大师侯宝林到学院讲课。他重视北京的民间、民族语言，将民谣、绕口令等都吸收到台词教学之中。还总结出中国话剧表演的两条基本经验：台词和动作是话剧表演的两根柱子；剧本是话剧的灵魂。
欧阳予倩终于刻出了一枚“中国制造”的印章。
四
20世纪50年代的张自忠路5号院非常热闹，曹禺、沙可夫和欧阳予倩是邻居，老舍、田汉、梅兰芳、郭沫若和世界各地戏剧文化名人，都曾在这里进进出出，中戏的副院长李伯钊（###的夫人），中午就在欧阳予倩家里“蹭”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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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予倩—一局没走完的棋（3）
可是时代竟然就在迟疑不决的顾虑中，把欧阳予倩错过了。他是步伐太过仓促的春天，一时间懒散的大地还在梦里咂着嘴，根本没有人能理解他急迫的情绪。中国戏剧行业一直以来的半红不紫，使得欧阳予倩也成为了一个压在大众记忆边缘的角色。
中国人冷落戏剧，不是中国没有莎士比亚，不是中国缺少热爱这个艺术门类的观众，事实上，中国人对戏剧始终抱有巨大的热情，每个人都具有强烈的演戏的欲望，把自己脆弱的神经放在众人“捧场”或“倒彩”的细绳上，晃晃悠悠地苦撑着。
有时候，同一个人扮演两个或更多的角色：既是救人于水火的英雄，又是压迫人的刽子手；有时候，很多人争相涌进了同一出戏，多人一块饰演同一角色：一千个人演表里不一的人，一万个人演口蜜腹剑的人，千万个人演惨遭命运调戏的苦命人，甚至尽职敬业的“演员”的生命都终结了，而该他的台词还没有念完。也许正是又当演员又当看客的疲劳，把我们都折磨到一挨着剧场昏暗的灯光，头脑就立刻变作一尊石膏像。
剧院在人们生活着的大剧场里，更像一个城市不得不有的标志，满足着极少数人单纯的好奇。它还不足以把人们从乐此不疲的对手戏里拽出来，让他们对戏剧家掏心挖肺编纂出来的情节瞪大眼睛。只有等哪一天，剧院里的戏远比生活更诡谲奇异了，或者剧场外头的戏疯子突然不想演下去了，人们才会因为自身想象力的不足而想到应该踏实地坐下来看戏，看一场话剧。
那时，欧阳予倩的纪念像将没有实体的意义，因为他被某一个时代唤醒了，他的历史没入了我们的本质，在精神上成为了我们的同代人。戏剧肯定会为某一个时代而灵感迸发，所以，欧阳予倩也肯定会在某天走近他的子孙后代，温柔地把思想安置在他们伸手可及的地方。
时间使人的存在方式无外乎四种：从未存在，曾经存在，眼下存在，即将不存在。欧阳予倩是真正了解时间的人，抓住了时间不会撒谎的那一部分。他存在于钟表之外，这一人为的计时原则是死的，它把冰凉的手伸进这座宅院里，窃走了草木的光华，恍惚了门牌的清晰，还带走了他的旧相识，然而，他的生命将确凿地深植于时间的泥土。
欧阳予倩已经通过了狡诈时间的种种刁难，可以有幸酣畅地将生命富足的美酒饮至杯底的酒渣。
梅兰芳—暗香浮动月黄昏（1）
一
梅兰芳，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10月22日生于北京前门外李铁拐斜街的一座老屋里。这年，大清国和日本的军舰在黄海上激烈对阵，他出生的当天，李鸿章的顶戴花翎被端走。
1900年，7岁的梅兰芳亲眼看着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
庚子年底，伯父梅雨田已经欠下很多债，家里几乎入不敷出，万般无奈之下，梅雨田卖掉了李铁拐斜街的老宅，全家搬到了宣武门外的百顺胡同，租了宋家的几间屋住，邻居是已经很有名气的老生杨小楼和梅兰芳的姨父徐宝芬。
梅兰芳8岁的时候，梅雨田为他找来名小生朱素云的哥哥，也是梅巧玲的弟子朱小霞教他戏，朱小霞把四句老腔反复教他，可梅兰芳，就是不开窍，朱小霞一气之下甩下一句：“祖师爷（唐明皇）没给你这口饭吃”，走了人。梅兰芳成名后，有一次在后台遇到了朱小霞，朱小霞面露愧色地说：“我那时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梅兰芳笑笑说：“您快别说了，我受您的益处太大了，要不挨您这一顿骂，我还不懂得发奋苦学呢。”
当时认为梅兰芳不是块唱戏的好材料的人并不只朱小霞一人，看着梅兰芳长大的姑母在他成名后曾对人说道：“就说他幼年相貌，也很平常。两只眼睛，因为眼皮老是下垂，眼神当然不能外露。见了人又不会说话。他那时的外形，我很率直地写下他八个字的批语：‘言不出众，貌不惊人！’”
梅兰芳对自己的评价也是：“我是个笨拙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
梅雨田后来又为梅兰芳找了一位师傅吴菱仙。这位师傅同一般教戏的先生不一样，他对梅兰芳格外有耐心，一遍学不会，就再教一次，总之直到学熟练为止，而且放在手边的戒方，从没对梅兰芳用过。梅兰芳在吴菱仙严格而很有分寸的调教下，进步日益明显，在梅兰芳12岁的时候，师傅吴菱仙把他抱上了广和楼戏台上的鹊桥，一株娇弱的梅自此绽开了花苞。
吴菱仙并不是吴半仙，白眼一翻捋捋痣上的三根毛掐着中、食指一算，就知道梅兰芳日后必定大展宏图，所以才对梅兰芳分外照顾。
距今一百多年前，如日中天的慈禧太后在宫里一次看戏时，被戏里扮演萧太后的演员所吸引，慈禧对他生动的表演啧啧称赞，这个因为体型稍胖而被慈禧戏称为“胖巧玲”的演员，就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梨园里面的“活萧太后”，后来梅巧玲成为“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班主。在同治、光绪年间，有位画家把自己欣赏的13个京剧演员的肖像画在了一个卷轴上，梅巧玲也位列其中，这些人被称为“同光十三绝”。
有一次，吴菱仙家里出了意外，班主梅巧玲碰巧知道了，他冷不丁扔给吴菱仙一个小纸团，说“菱仙，给你个槟榔吃”，吴菱仙打开一看，发现是张银票。吴菱仙之所以如此尽心尽力地教授和提拔梅兰芳，正是为了报答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的仗义相助。
梅兰芳的成长受到了祖宗这棵大树的荫蔽。
二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戏子的后代只能靠唱戏谋生，梅兰芳的父亲梅竹芬自然而然地也唱起了戏，被称为再生的梅巧玲，并和父亲梅巧玲一起成为名噪一时的应工花旦。
梅兰芳出生时，祖父已经去世，除了一点微薄的家底什么也没有留下。父亲梅竹芬为了支撑起家庭生计，整天豁出命赶场，但家道还是不可避免的衰败下来。在梅兰芳4岁的时候，父亲梅竹芬因为劳累过度去世了，梅兰芳这个梅家梅雨田和梅竹芬兄弟唯一的男孩，还意味着梨园世家的手艺得以传承，并成为梅家振兴的希望。
1908年，梅兰芳的母亲病逝，年仅32岁。
梅雨田再次带全家迁居宣外鞭子巷头条，住在一所非常窄小的四合房里。次年，梅兰芳正式搭班演出，作为梅家肩挑两房的孩子，担负起养活家庭的一份责任。在这里，他养起了鸽子，对这些蓬勃的生命十分着迷，每天一大清早就爬起来照料它们，仰着脸、挥舞着大竹竿指挥它们在空中变换队形。久而久之，梅兰芳竟然把眼皮下垂、眼神呆滞的毛病治好了，而且那根粗木杆，还让他锻炼了臂力，为他日后在舞台舞剑和表演绸子舞打下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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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暗香浮动月黄昏（2）
1912年，梅家搬到了鞭子巷三条一所四合院中，伯父梅雨田在此病逝，19岁的梅兰芳成了这个气息奄奄的大家庭最后的顶梁柱。1913年到上海演出的梅兰芳，在长辈王凤卿的提携下，成功演出了大轴戏《穆柯寨》。从北京到上海，再从上海回到北京，梅兰芳迅速、利索地完成了从名不见经传到大红大紫的艰难过程。
除去“地利”、“人和”两样条件，梅兰芳一炮走红的另一原因就是中国历史的“天时”。在清朝，人们把有戏演出的地方称为茶园或是戏园，戏园一开始主要靠卖茶水和点心维持经营，是老百姓喝茶、聊天的场所。即便碰到专为听戏而来的客人，他们也是真真切切地为了“听”，那时候，还很少有人说到“看戏”，如果说要到场子里“看戏”，肯定是个外行。听戏的票友们根本不会仔细留意演员的动作、表情，对当时任何一个红透了角儿也不例外。
而当辛亥革命的剪刀一把绞断了妇女的裹脚布时，人们惊奇地发现戏园子突然闪烁着很多双晶亮而好奇的目光，她们并不懂得听戏子的唱功，却喜爱看漂亮的旦角，着迷于漂亮的扮相、活泼的表现。正是在这种强大的精神气候下，一株梅树缓慢地开出了清丽的笑窝。梅兰芳抓住了从身边疾驶而过的机会，成为中国第一个牵引观众从“听戏”转为“看戏”的人。
三
1920年，经济情况大有好转的梅兰芳，买下了无量大人胡同24号的住宅（今红星胡同51号）。这所房子由七个院落打通后构成，院子里修有荷花池、长廊和假山花园，梅兰芳把祖母接过来，让老人在此颐养天年，以报答当年的养育之恩。
在这里，人们形成一个艺术沙龙，不但有专门同他切磋艺术创作问题的人，还有海内外慕名前来拜访的宾客。在这所宅院里，梅兰芳自行举办招待会八十多次，来访的外国宾客达六千多人。当时来到北京的洋人有三个愿望：爬长城、游颐和园和拜访梅兰芳。
梅兰芳的书斋名叫“缀玉轩”，意即“采众家之长熔于一炉”。
金庸先生笔下最让人汗毛耸立的武功就是吸星###，这个功夫可以将对方的功力统统化为己有。有人说梅兰芳学无常师，他的成功是误打误撞得来的。而事实上应该说梅兰芳深谙艺术的规律，他并不刻意琢磨应当怎么形成自己的风格，他顾虑到的完全是怎样做才能让观众甘心掏钱进戏园子，如何让观众在他的表演中醉倒。于是梅兰芳就把所有手段都用上，只为了一个再专一不过的目的：做一桌只用“美”为材料的宴席。
梅兰芳有一天在上海演出《宇宙锋》，正赶上嗓子不大利索，于是梅兰芳就在身段上多用了点心思。演出完的第二天，就间接听到一位戏迷的批评：“昨天看的宇宙锋，觉得他在身段上，有点做过了头。没有往常那么中和平衡，恰到好处。希望梅先生注意到过犹不及。”
戏剧评论家蒋锡武先生说：“梅先生的艺术特色是什么？这个大家都讨论过，梅先生肯定他也有他的特点，没他怎么成梅派了呢？事实上在我看来，就是中和思想。”
艺术并非要使出稀奇的火枪大炮慑服人心，才算功夫修炼到家。
梅兰芳不曾颤巍巍地爬上一根高悬在众人头顶的钢索，不会从嘴里不期然“呼哧”吐出一米长的火舌，也没在戏台上愣支起一口翻滚的油锅，赤足登上刀山往里跳。梅兰芳丰腴的一招一式，是一场未经通报的春雨，鲜活而生动地降在人们单薄的想象力上，悄然无声息，内敛地消融、积累，不经意地在人们心上连成大片春色。
人们喜爱梅兰芳的艺术，是因为感受到了通体舒畅的美感。
一次，梅兰芳在剧场演出《汾河湾》，谭鑫培演薛仁贵，梅兰芳演柳迎春。《汾河湾》说的是薛仁贵背井离乡18年后回到家里，看见床边放着一双男鞋，遂对妻子柳迎春产生怀疑，后来误会解除，但柳迎春反要薛仁贵讲一讲自己这十几年来的经历，证明自己真是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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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暗香浮动月黄昏（3）
当“薛仁贵”像往常一样在窑外唱“家住绛州县龙门”时，此时台下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