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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庆幸，上天给了沈从文这样的一双眼睛，让他不小心瞥见了自然最隐蔽的奥秘和恐怖的内核的同时，也给他受到刺激后治疗的办法：好比人们如果直视太阳，因为太刺眼而偏过头去，为了保护眼睛不受到强光的伤害，而出现的光斑。他笔下的人物，从来都长着美的面庞，人物生长于斯的土地都有着最健美的力量，它们就是沈从文运用的“光斑”，就是美。这种美根源于自然和万事万物的本原，这种美的体验绝非蒙蔽在事物真相之外的幼稚，也不是故作天真的矫情，它以欣赏这世上美好的事物为责任。
三
只是，沈从文无法看到北京城里能建起他心中那座新城的那一天了。正如他在1948年一次自杀被救时叨念的那句话：“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不能对他的能力做过高的估量，他也只是一个有祖籍的人，是一个在1951年解放后第一篇文章《我的学习》中，称自己在自己的思想斗争中倒下的人。原来，他不是一个全能的人，甚至不但不是一个全能的人，还是一个有着太多软肋和硬伤的人，他感知痛苦的末梢神经实在太丰富，也太敏锐了。
1925年3月9日，沈从文用署名休芸芸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散文《遥夜》，难道这个笔名本身不能说明什么吗？他不过如同一只朝生暮死的蜉蝣般寄生在芸芸万物之中，和众生同在天地沸腾的大锅里翻滚着。他是一个曾经看过无数次砍头的人，一个对血腥气谙熟的人，已经不能再放下对生命的崇拜和对芸芸众生不自觉的爱。那些鲜明的印象和浓重的印象过早地挤占了他的身体，于是当在他最需要书写能力的时候，似乎曾经附着于他的某种神力一下子撤走时，他便像一根萝卜，被连根带泥的从那片给予他神秘动能的土地上拔起来，远远地抛了出去。
沈从文—一个人的北京城（3）
着实太残忍了，好比一个人，不断地喂他食物来扩充他的胃，让他的食欲越来越大的惊人，却又在突然之间，每餐提供给他的饭量只够养活一个婴儿，他遭受到的将是翻倍的痛苦。老天给了他不餍足的欲望，时代却轻易地毒哑了他出声的器官，试问一个被掐灭灯光，被轰出舞台的戏子，还凭什么能唱响一出独角戏？
“在全国正有几百万人殊死搏斗的时刻，一个游离于两大阵营之外的一个文人病了，事情实在微不足道”（虎雏《团聚》）。他知道那束曾经照亮他的追光已经不可避免地暗淡了。1948年郭沫若的一篇《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基本圈定了“拆”字。他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自杀，于他而言，自尊受到质疑，文章被全盘否定的痛苦实在太强大了，他不是一块坚硬的卵石，而是一枚与卵石有着相似外表的蛋。一块卵石，纵使长着一副再可人的模样，也始终保持着不能孕育的冰冷，而无论是一枚多么普通的蛋，却为一个生命埋下了伏笔。也正因为蛋是一个生命的载体，所以它如此脆弱，经不起一丝细微的震荡和磕碰，如果与卵石相击，只会使这个生命的机会白白流产，不是没有勇气和信念，而是一个尴尬的“注定”，让每一个这段历史的看客，都领走一份令人膝盖都打颤的羸弱与哀伤。
四
1949年开始，沈从文以后的三十年，就在历史博物馆度过了。沈从文于1953年，从交道口北头条胡同60号搬进了东堂子胡同51号，一直住到1980年。他一头扎进文物里，白天黑夜地干，大概已经没有人能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坚决地工作。大概此时的他是平静的，大概他已经能够自若地到1949年精神崩塌后的废墟上走动了。
寒假，爸爸带我去午门上班，在五凤楼东边昏暗的大库房里，帮助清理灰扑扑的文物。我的任务是擦去一些不重要东西上的积垢。库房不准生火取暖，黑抹布冻成硬疙瘩，水要从城楼下边端。爸爸跟同事小声讨论着，间或写下几行字。他有时拿大手绢折成三角形，把眼睛以下扎起来挡灰，透过蒙蒙尘雾，我觉得这打扮挺像大盗杰西，就是不够英俊，太文弱。中午我们在端门、阙左门、阙右门进进出出，让太阳暖暖身子。他时时讲些我兴趣不大的历史文物知识。这挺好。爸爸又在做事了，我不扫他兴，由他去说。
“这才是劳动呐！这才叫为人民服务喃。”
他边走边叨念着，说给我听，又像自语。
爸爸这一头扎进尘封的博物馆去，不知要干多少年？那十几二十本准备好好来写的小说，恐怕没指望了。在病中对着收音机独坐的时候，他写过许多诗，又随手毁掉。那不过是写呓语狂言吧？也说不定，那是他写作生命熄灭前最后几下爆燃，奇彩异焰瞬息消失，永不再现？
上文是沈从文的儿子虎雏对往日的一段记忆。沈从文先前一直在做着的劳动，大概是没人能了解其中意义的。文学不是搞社会调查，每天大量地写时事新闻稿，也不是生物学家，要给每件事物去作解释。文学于生活的关系大抵是很微妙的，比方说：水是什么？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里头说了他身体里流动的那一泓，不是两个氢一个氧合在一块的一种透明液体；思想是什么？翻动他的书，每页纸之间都有一个思想沉沉地翻过身去，难道要解释成“一种生物系统的气压变化”吗？人们总是操之过急地看待一个人手头上的工作，想对它的价值下评判，但他们有限的思维怎么能够追得上他已经触到未来的目光呢？他像一棵沧桑的树，思想的枝丫越是向着光明的天穹伸展，内心的根就越向黑暗的地下深深扎下去。
不过，就算不能再写作了，他仍然选择了人们不知道要到多少年以后才能对其用心恍然大悟的一项工作，兢兢业业地干。看来他已经认定了自己文人的身份，打定主意一辈子履行这个身份对世人应尽的责任。后来的文革，除了人情世故使他感到伤心难过之外，似乎已经不能再给他什么灭顶之灾，他一生追随着美，美放任他小猫扑自己的尾巴似的，编排着他一个人的悲欢，也在最后必要的时刻，拯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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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一个人的北京城（4）
1974年，文革接近尾声，可72岁的沈从文却流下了悲恸和愤懑的泪，他做了无数的学术专题，只有服饰史的研究在周总理的关心下进行着，其他门类的编著根本等不来一双有兴趣的眼睛。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两麻袋的服饰史书稿清样险些被送到造纸厂化浆。可尽管他再没能力接驾一句无谓和冷淡，也终究还是没有等来他渴盼的一声应诺，先前的忍耐、倔犟和挣扎都使得他被外力更加狠地踹进了一间没有钥匙的地下室，这回，他的世界是真正被沉默和黑夜盘踞了。“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沈从文致馆长信）还能要求这个已经看见坟尖的老头再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他的心是一座一辈子都在被人随时闯入的宫殿，安置在里头的所有珍宝和藏品都被摔了个精光和粉碎，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凶手曾经在里头酗酒和残杀，他们都曾得意地嘲笑过这个乡下人的愚昧和自负：不过是个肥皂泡泡，带着漂亮的光亮和脆弱的形态，却非要一个劲儿的往上升，想跟遥远的星球对个话！已无从追究到底是哪张嘴将他吹破了，只知道“叭”地一声，没有了，可谁知道这张残忍的嘴，这恐怖的凶手，吹散的是这个乡下人脑髓，他的血和肉！
五
1978年，沈从文离开了历史研究所，到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1980年之后，他先后住在两处位于崇文门大街的社科院宿舍里，第一处在崇文门东交民巷口上，在新侨饭店隔壁（现在的前门东大街3号）。这里现在依然热闹非凡，而住在这里的人，对他的名字，现在一定是叫不出来了。人的生命看上去彼此紧密得血肉相连，实际上彼此疏途万里，少了哪一个人，无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有多重要的人，日子也还是会欢欣鼓舞地颠着往前跑，重重地扬起一阵尘土，又轻轻地分散了，落下了。
1983年，他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的寓所中挨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他而言“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应当是最悲切的豁达。（因为一切都来得太晚了，司机、汽车、高干楼，尴尬地给了一个已经没有能力再利用这一切的人）
站在这所房子外，人们能看见老北京火车站的塔顶，沈从文肯定不只一次地想搭上一趟回故乡的车，远远地把这个闹哄哄的城市撇在身后。不过，他也知足了，楼前不是有一截明城墙吗？这竟然是北京城现在唯一保留下的一段老城墙，这可真是老天和沈从文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不过，玩的是他，笑的，是远没有终结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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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横空出世的帝王（1）
一
北京出产大白菜、大萝卜、大柿子，也盛产“人中之大”的帝王。
有史料记载，从盘古到宣统，中国出了五百一十九个帝王，其中直接与北京相关的帝王就有五十多位。这十分之一的比重应该说够大了，可这还没把只在皇宫里待了一个多月的李闯王，以及冒牌的“洪宪皇帝”袁大头算在内。
北京的历史很悠长，可以追溯到至今一万八千年前房山周口店的山顶洞人。
北京建都的历史也不短，五代时期兴起于辽宁省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的契丹人，第一次在北京建立陪都，改幽州城为南京，又称燕京，并以此为基地，进攻北宋，历史上几出有名的好戏—“杨家将”《穆桂英挂帅》就是在此铿锵开锣。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契丹人的屁股没坐热，很快被来自东北松花江畔的女真人所取代。辽代南京自此改姓金，并不再叫燕京，1153年正式改名为中都。北京作为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历史，由此开始。
金人在燕京老城的基础上大肆扩建，建城的民工多达80万人，另外还征调40多万的兵卒助阵。许多建筑所用的材料，是从北宋都城汴梁拆运而来的，中都琼华岛上的太湖石，就直接取自宋徽宗在汴梁城的万岁山。他们要在中都克隆一个原汁原味的“汴梁”，金人“拿来”的大手笔实在够气魄。
然而，好梦不长，1215年，成吉思汗率领的一只骑兵突破南口天险，滚滚尘烟中，万马奔腾直捣金中都。一阵杀掠后，紧接着就是一把大火，一座由女真人苦心经营了近百年的都城，像个杖责过后的七旬老者，被打着旋儿的北风呜呜卷走了，最后只剩下一座卢沟桥和天宁寺佛塔，佛塔因为早已习惯了烟熏火燎而处之泰然，艰难地、半遮半掩地硬撑着“金中都”这个名字应有的架势。
让岳飞想不到的是，雪“靖康耻”的不是那帮北宋的文臣武将，而是从蒙古草原卷着青草和黄土飙过来的游牧民族。
不过，这个时候的北京，说起来还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首都，在这儿称霸的皇帝也只是盘踞北方一隅的“土皇帝”。北京作为全中国国都的尊贵地位，是从元朝忽必烈大帝1267年改金中都为元大都开始的。
二
忽必烈（1215—1294年），是蒙古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元史·忽必烈传》记载：“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讳忽必烈，睿宗皇帝第四子。母庄圣太后，怯烈氏。以己亥岁八月乙卯生。及长，仁明英睿，事太后至考，尤善扶下。纳弘吉刺氏为妃。”
当汉、蒙两军在阵地上决战时，汉不敌蒙，而当蒙汉两种文化相撞时，这位来自漠北草原的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则向中原文明无条件地缴械投降。
忽必烈除了在文化上全盘汉化外，他在选择都城时，也听从了汉人谋臣刘秉忠以及霸突鲁先铎元帅的建议，把首都选在了“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其中以受四方朝觐”的幽燕之地。
1260年抱着消灭南宋、统一中国雄心壮志的忽必烈，从他的老家蒙古都城和林，浩浩荡荡开到了燕京，但此时的金中都已变成一片废墟。他站在燕京近郊琼华岛上极目南望，金中都昔日繁华的宫殿、街市都已不复存在，只有莲花池（古称西湖）的湖水还依旧瑟缩在那里，在夕阳照射下眨着冷冰冰的幽光。这时，他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在原都城遗址上再造一座新城的计划，决定在莲花池附近的西马沟小河的对岸，营建一座新城，并把负责建城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宠臣刘秉忠。
刘秉忠走两步，还是能听到墨水在肚子里晃荡两下的声音的。这位祖籍河北邢台，小时候当过和尚，自号藏春散人的汉臣，是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经学、律历、法术无所不精、无所不通的天才，难怪忽必烈亲自把他的“刘侃”原名改赐为秉忠，并把建设都城的经国大事交由他总理。
1266年，刘秉忠经过近一年的实地考察、测量，根据《周礼·考工记》中关于帝王之都建设的布局，最后以琼华岛和周围的湖泊（今中海、北海）为中心，把大大小小的宫殿，分别组成三个建筑群，环列在湖泊两岸，东岸迤北是园林绿化地带，由一座木桥使其与琼华岛连成一片。湖泊的西岸，南北两部分各为太后和太子两组宫殿，与大内隔湖相望，形成一个互为联系的城市布局的核心。环绕这个核心，又加筑了一道称作萧墙的城墙，这便是皇城。环绕在皇城外面的才是大城。大城以内，沿着纵横交错的街道，又划分为五十坊。坊是百姓居住单位，这时联结坊内居家交通的胡同便出现了。
忽必烈—横空出世的帝王（2）
刘秉忠根据《周礼》前朝后市、左祖右庙的思想，在皇朝以北（今鼓楼一带）设置了街市，在皇朝以东（今朝阳门一带）设置了太庙，在皇朝以西（今阜城门内）设置了社稷坛。
1267年1月大都城破土动工，经过九年多的建设，于1276年竣工。
为建设大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除了刘秉忠外，还有负责修筑宫城的顺天府官张柔、张宏略父子，负责修筑大城的千户王庆端，以及曲阳县的石工杨琼和阿拉伯人黑迭儿。
看来，忽必烈当年建都城并不搞种族歧视那一套，只要是人才，不论来自何方，也不管姓汉还是姓蒙，全打收条。
1271年，根据刘秉忠的上奏，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以示天的功能开始，成为创造万物的根源，建国号为“元”。他的年号“至元”，也是根据刘秉忠的奏请，取《易经》“至哉坤元”，以示大地功能的开始、生成万物的根源之意。
《元史》本传记载：“‘至元’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秉忠奏建国号曰‘大元 ’。而以中都为大都。”
忽必烈是一个拜倒在汉文化脚下的一代帝王。也就是在他完成定国号的那一年，他又下诏定都燕京，称“大都”，就这样，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伟大都城在东方横空出世。
三
忽必烈大帝这时管辖的版图，东邻日本海，西过多瑙河，南接越南，北达北冰洋，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庞大帝国。他每天威风凛凛地坐在琼华岛上的宫殿里，接见一批批来自遥远国度的使者，并乐此不疲地向全国颁发着一道道雷霆万钧的诏书。
忽必烈大帝周身透着降龙伏虎的霸气，他喜欢雄视四方，君临天下的感觉。他坐的龙椅座北面南，其座位之高，使臣工只能仰望而无法平视。这位满面红光、鼻子高挺、留着两撮山羊胡子的皇帝，习惯在身边放两只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