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削藩大略—第四节 不满
官场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按资排辈。虽然会有一些个例，年纪轻轻就能一步登天，但这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都还得规规矩矩地排队，一步一步来。但请相信，每逢遇到随便插队家伙，会让很多人对他嗤之以鼻，当然也有“艳羡”的成份在里面。
晁错无疑是随便插队的那个人群里边的数，也自然不会招人待见。
要说“内史”这个职务也算不上多么牛气，三公九卿的级别要比它高得多。可纵然如此，还是有很多人表现出了不满。其中最为不满的人非丞相申屠嘉莫属。
这让人有些莫名其妙，一个丞相去和内史较真，似乎有**份。然而，申屠嘉的不满是有理由的。
理由一：晁错的人际关系很差。
晁错极其孤傲，说话很难听，蛮不讲理，甚至得寸进尺，不给对方任何喘气的机会。
早在太子府时，朝廷里就有很多人看他不顺眼。过往，晁错的主要精力用在太子府，和群臣搞的摩擦的机会很少，因此也没闹出什么过火的事情。可现在不同了，他摇身一变成了当今炙手可热的人物。接触的机会多了，得罪的人也相应多了，对他不满的人也就多了。
理由二：晁错很早就提出了一个大家都反对的建议——削藩，并且现在常在刘启耳边吹风。
实际上，“削藩”这个建议，晁错早在刘恒时期就提了出来。夸张的是，这位仁兄很执着，一连上了几十次书，把削藩的好处分析的头头是道。可刘恒只是微微一笑，把他辛辛苦苦写的文言文放在了一边，做为消磨时光的日常读物，闲来无事时翻看翻看。
在当时，他的这个建议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有朝廷大员，也有地方诸侯。虽然大家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结果都一样——反对。
事实上，这个建议刘恒在内心深处是支持的，但他很清楚此举背后隐藏着什么风险。对刘恒来说，他想去干这件事，但还没精力也没胆量去捅这个马蜂窝。
但晁错发了疯似的一封接一封的写信，让刘恒对其欣赏之余也颇为无奈。群臣可不这样想了。你晁错算个什么东西，一天到晚喊“削藩”，唯恐天下不乱。因此，大家对这个人很不感冒。
而晁错旁若无人地喊口号，从文帝朝喊到现在，丝毫没收敛的意思，因此大家对他很不满。
理由三：皇帝太过信任。
晁错一直以来都是刘启最为信任的人，所以他这个“内史”非同寻常。
刘启称帝后，无论是大政方针，还是廷狱量刑，所有事情都会征询晁错的建议。并且只要晁错拿出了方案，刘启通常会采纳。甚至三公九卿们拿提出的建议，还得经过晁错审定后皇帝才会认可，否则根本办不了。况且皇帝做出的决策，也只下给晁错，经晁错手才能转发到各部委。
久而久之一个严重的问题出现了。
过往，三公九卿直属皇帝，其中丞相为最。而现在风向改了，三公九卿和皇帝之间多了一个层级——晁错。他一个人，几乎架空了整个政府部门。更在很多时候，丞相申屠嘉做出来的决议，内史晁错大笔一挥就能给他改的体无完肤，这口恶气，任谁都受不了。
刚继位的刘启用这种掉了个的机构设置，一举掌控朝廷大权。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晁错很有能力；同样，他也很危险。不过他此时是顾不上考虑这些的。
然而，大家虽然很不满，却无可奈何，连丞相申屠嘉也无计可施，因为刘启对晁错的信任是无人可以比拟的。
就在此时，晁错的老对手进京了。这个人是袁盎。
袁盎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说话难听程度不比晁错逊色，得罪过的人也一点不比晁错少。可有意思的是，性格相似的两个人，恰恰尿不到一壶。这二人的关系甚至可以用“水火不容”四个字来形容。
两个人在很早以前就接下来梁子，至于接梁子的缘由不得而知，但表现的非常出格。
按照常理，在朝廷混了几十年的人，纵然之间心存芥蒂，也不会表现的太过明显，通常会背地里发暗箭、使阴招，明争暗斗，置对方于死地。
而这二人的表现却很直白——从不搭腔，晁错居坐，袁盎去；袁盎居坐，晁错去。并且一有机会就把对方往死里整，不拼的你死我活不算完。
这么一个人，按理说在此时是不适合进京的。因为晁错的势头正足，做为“世仇”，脑子只要稍微正常点，就不会选在这个时候露头。
而袁盎还是在这个时候进京了。说实话，他这次进京，要么是找茬来了，要么是送死来了。但不管怎么说，他是奔着晁错来了。如果晁错是个“闯祸精”，那袁盎绝对算是根“搅屎棍”。互不对眼的两个人，半斤八两，谁也不用笑话谁。
不过袁盎进京的理由很充分——省亲。
前边介绍过，早在刘恒在世时，他一连说了几次话，甚至把当时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恶心的要死，当然也得罪了一大波人。最终，刘恒也受不了他，安排了个都尉的岗位，把他赶去了陇西。由于这个人能力超强，刘恒很快把他调去齐国当丞相；恶心了几年齐王刘则后，又把他调任吴国丞相，接着恶心刘濞。在吴国一直干到现在。
要说他在吴国这几年，也不是白待的。最大的成绩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吴王刘濞不老实。
这实际上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早在他刚准备去吴国时，他的“智囊”侄子袁种就给他讲：吴王骄横，且吴国多作奸犯科之人，你要揭发其罪行，定没好果子吃，不如天天喝酒，屁事不干，捎带劝刘濞不要造反，方可全安。
袁盎的确也是这样搞的，他在吴国喝了几年酒，和刘濞的关系也处的挺不赖。可处着处着，他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刘濞越来越不老实了，尤其是每听到“削藩”两个字时，老脸就会很不自觉地抽搐几下。
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袁盎决定进京。一则逼逼风头，二则捎带办件事情，好让朝廷别一天到晚拿“削藩”两个字刺激濒临崩溃边缘的老刘濞。
就这样，袁盎回京了。
第十七章 削藩大略—第三节 晁错其人
刘启登基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弄死邓通、赶走张释之，报了私仇。然而，这对刘启来说还远不够，因为对他来说，还有一件大事要办。要办成这件事，必须做一些人员调整。
很快他提拔了一个人——晁错。
这个人的能力很强，对西汉王朝来说，其的影响力不弱于以往历代名臣，但他的名声却不是太好。当然，我也并不是说他是个坏人，对这些搞政治的人来说，是很难用“好”和“坏”来做评定的。
晁错兢兢业业，说了不少话，出了不少主意，干了不少事，劳心费力、掏心掏肺地混了一辈子，却没能落个好名声，着实有些窝囊。
但纵观其一生后，就会惊奇的发现，他之所以会捞得这么个结果是与其性格分不开的，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急功近利。
关于这个人，是有必要做个介绍的。
公元前200年，刘邦和冒顿正热火朝天搞“白登之围”时，河南颍川晁家诞生一婴儿。他老爹晁太公对政治事件颇为关心，觉得皇帝打的这一仗有点不太像话，被人按住脑袋敲打有点不太好看，但嘴上不敢胡说，因此拿自己儿子寻开心，起了个名字——“错”。
实际上，这个“错”字还有另外几重含义，有兴趣的话可以查查字典。
其中这个字可当名词用。有这么一句古诗：它山之石；可以为错。“错”字在此的含义是：琢玉用的粗磨石。
它还可以当动词用。解释起来是：动手（磨擦、涂饰）使金属器皿恢复本色。
晁太公给儿子起的这个名字真可谓动了一番心思。不得不承认，他真有先见之明，用一个字先行概括了儿子的一生。
高，真是太高了。
待晁错年纪少长，老爹就给他请了个家教老师，主攻法家“刑名之学”。这一学就是很多年，待其成年已对法家学说颇有研究。
然而这个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却很有文采，文字功底相当了得，因此小有名气。汉文帝时期，被朝廷征召，西入长安，成了一名正式公务员。
而入仕途后，晁错并没有继续搞自己的专业，反而被分到了“太常”手下，在宗庙祭祀礼仪之事上下起了功夫。
法律是以事实为准绳的东西，祭祀则完全是在务虚，按理说就晁错的专业，不可能会做出什么成绩。然而，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晁错在他的务虚岗位上干的还很不错，对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传闻逸事竟然了若指掌，这让领导眼前一亮，很快得到了提拔——太常掌故。
晁错时来运转的机会来了。
当上“掌故“没多久，皇帝下诏，安排了件新差事：征召学习《尚书》之人。
也许有人会问了，刘恒简直闲的没事干，大张旗鼓地搞这么一处干什么？学不学尚书还用下诏令？
答案是肯定的。
《尚书》是儒家学说的范畴，早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这部典籍也全被付之一炬，基本失传。后世全凭民间爱好者的记忆，代代相传。到汉文帝时期，懂的这部典籍的只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头——济南伏生。就仅存这么一个硕果。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尚书》二十八篇﹐就是由他传下来的。
据传，这个伏生早年是秦朝博士﹐专治《尚书》。后来秦始皇焚书时，他将《尚书》残片藏匿于墙壁之中，躲过一劫。
汉朝废除《挟书律》后，其从壁中取出，亡失数十篇，仅得二十余篇。他捧着这部典籍，开始在齐鲁讲学。
然而，当时并没有多少人对这部典籍感兴趣，关键原因在于大家都不懂，也没用处。因此，伏生捣鼓了很长时间，没几个人愿意听他讲课。
后来这件事引得朝廷的重视，刘恒下诏，征召能读《尚书》之人。可此时的伏生已是九十多岁的老大爷，就他那老胳膊老腿，稍有颠簸，随时可能散架。没办法，刘恒又下诏书：征召愿意学习《尚书》之人。
太常相应领导号召，也出于职责范畴（太常负责礼仪，对典籍记载的传统习惯是应该知晓的），因此推荐自己的得力干将前去受业。这个得力干将就是晁错。
对晁错来说，这是一次镀金。因为就其随后的做为来看，《尚书》这本书对他的影响并不大。
在后世，真正把《尚书》传下来的，还是伏生的两个学生——济南张生和欧阳生。后来，《尚书》学发展为三家，即欧阳高建立的“欧阳氏学”，夏侯胜建立的“大夏侯氏学”，夏侯建建立的“小夏侯氏学”。当然这是后话，也是一个很专业的学术理论范畴，我在此就不拿这方面说事了，况且也说不好。
晁错学成归来后，儒法贯通，学问大长，名声大长，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这让刘恒刮目相看。简直是个大才嘛，太常那里不用去了，去辅佐太子吧，捎带教他一点文化知识。就这样，晁错成了太子舍人，没多久后改为太子门大夫。
晁错的确也不是白给的，他很清楚自己这个职务意味着什么。现在的太子，就是将来的天子。在这里，不需要你干多少活，只要和太子关系处的好，将来就能前途无量。因此，进了太子府后，晁错颇有眼色、脚踏实地的待了几年。
况且晁错的口才好，能言善辩；懂的多，博古论今。一天到晚给太子将一些逸闻轶事，把这个储君唬得团团转。久而久之，太子大小事都和他商量，成了太子府的“智囊”。
期间，他发挥自己的写作功底，给太子刘启上了一书——《言太子宜知术数疏》，陈说太子应通晓治国的方法。他这一招，得到汉文帝赞赏，拜其为太子家令。
从这个岗位上开始启动，将会一步登天。
刘启对自己的“智囊”也格外关照，刚登基第二天，就为晁错找了份新工作——内史。这个岗位的职责可用一句话概括：奉王命策命臣下。也就是说，晁错水涨船高，成了皇帝家里的“管家”。
第十七章 削藩大略—第二节 张释之的恐慌
张释之和邓通这两个人，性格迥异、行为迥异、习惯迥异，两个人互不感冒，因为张释之和丞相申屠嘉关系密切，而邓通和申屠嘉那是十足的“仇人”。
张释之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很有本事，执掌廷尉，为朝廷做出过巨大贡献，并且在朝廷里的威信很高，甚至连刚走红的周亚夫、前任廷尉王恬开等人，都和他的关系不错。这，远非邓通所能比的。
况且他也没多少钱，与邓通比起来可以称得上是个穷光蛋。
如果说邓通是反面教材的话，那张释之无疑是正面典型。
按理说，刘启弄死了邓通，张释之应该高兴才对。可他不但没高兴起来，反而有一些“兔死狐悲”的感觉，这两个八竿子打不到的人，却有了相似的心境。这真是难能可贵。
然而，若把这两个人认真做一对比的话，还真有不少相似之处。
其一，他俩的出身很相似。都是富二代，老爹捐钱卖了郎官，送去京城镀金。只不过张释之进京的时间要早一些，具体说来就是邓通进京谋前程时，张释之已经背着“郎官”的身份在京城里混了十来年。
其二，他俩人在同一年觐见了刘恒。虽然两个人进京先后不同，但见到皇帝的日子还是比较相近的。邓通进宫没多久，就被刘恒召到了身边。而就在此时，张释之正准备卷铺盖走人，不过袁盎及时拽住了他，并把他引荐给了皇帝，从此其仕途之路一发而不可收拾。
其三，他俩人都深得刘恒信任。虽然刘恒对其信任程度不同、方式不同，但对他们的“信任”无可争议。
搞笑的是，最为相似的一点是他们都得罪过刘启。我在前边是讲到过，邓通得罪刘启缘于那次“马屁”；而张释之更绝，硬是扣住刘启不让他进宫。
就是这个相似点，让张释之很不自觉地把自己和邓通的结局联系到了一起。由此可见，在朝廷里混久了，官当的越来越大，胆子会变的越来越小。
自从刘启登基，张释之就开始惴惴不安；邓通一死，张释之恐慌了起来。
他请了个病假，一连多天躲在家里没敢上朝。但“请假”毕竟不是长久之事，因此他决定干脆辞职，撂挑子回老家种地。可写完辞职报告后，他又开始犹豫了，害怕惹恼了刘启送自己归西。
几年前那个不怕死、爱唱反调的张释之不见了，而只剩下一个担惊受怕、犹豫不决的官场老混混。
一个好人干了一辈子好事，临死干了件坏事后，人们会他下了个评语——装了一辈子；一个坏人干了一辈子坏事，临死干了件好事后，人们会他下了个评语——本质不坏。
这句话用在张释之身上似乎有些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