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再加上关于自由贸易和国际和谐的种种思想的广泛传播，说明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已经出现，这种秩序与18世纪再三出现大国冲突的世界迥然不同。1793—1815年斗争——在19世纪以“大战争”著称——的###和付出的代价，促使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同样尽可能去选择和平与稳定，这种形势由于有了欧洲协作体或签订自由贸易条约等措施而得到了巩固。这些情况自然鼓励了长期的工商业投资，从而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第二，旷日持久的大国战争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一切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就此结束。如果还有冲突的话，那就是欧洲和北美对较不发达民族的征服战争加剧了，这些战争在许多方面是向海外经济渗透和制造业的产量份额锐减的军事伴随物。此外，在欧洲大国中仍存在区域的和个别国家间的冲突，特别是###和领土边界问题方面的冲突。但是，下面将要谈到，像1859年的法奥战争或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统一战争那样的公开冲突，不论在持续的时间方面，还是在地区方面都受到了限制，甚至克里米亚战争也很难说是一场大冲突，只有美国的南北战争才可以说是这个规律的例外，应该作为大冲突来加以考察。
第三，产生于工业革命的技术，开始对军事和海战产生影响。但是，变化要比常人有时所描述的缓慢得多，只是到了那个世纪的下半叶，铁路、电报、速射武器、蒸汽推进力、装甲战舰，才真正成为军事力量的决定性的标志。虽然新技术加强了列强在海外享有的火力和机动性方面的领先地位，但经过好几十年陆海军将领才修正了他们如何打一场欧洲战争的思想。可是，技术变化和产业革命的双重力量正在陆地和海上稳步地产生影响，同时还在影响着列强的相对的力量。
虽然现在还难以做出概括，但由不平衡的工业和技术变化类型引起的大国均势的转移，可能比财政和信贷更影响着19世纪中期几场战争的结局。这部分地区是因为19世纪国家的和国际的银行业务以及政府官僚和机构（国库、稽查员和税吏）使得大部分政权能够更方便地从货币市场筹措经费，除非它们的信用等级特别低劣，或者它们在国际银行体制中存在暂时的偿付危机。但主要是由于以下的事实：发生的战争相对地说是短暂的，所以各方都注意利用现有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迅速取得胜利，而不是长期地动员国家资源和筹措新的收入。例如，不论有多少新取得的资金，都不能使奥地利逃过1859年和1866年战场上的失败，也不能在法国的军队于1870年的战争中被击溃后把富裕的法国拯救出来。的确，在南北战争中，占优势的财政使北方战胜了南方，英国和法国比濒于破产的俄国更有财力进行克里米亚战争——但这反映了它们经济上总的优势，而不是在信用和财政这一方面胜过俄国。因此，关于19世纪的战时财政的作用，就不像前一时期那样值得一谈。
这种种因素——国际经济的成长、工业革命激发的生产力、欧洲的相对稳定、在此期间军事和海军技术的现代化、仅仅爆发局部的和短期的战争的事实——对某些大国当然比对其他国家更加有利。尤其是其中的英国，它得益于1815年以后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总趋势是如此之多，以致它成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另一个类型的强国。其他国家在其相对力量方面往往严重地受到影响。可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工业化的进一步的扩大又一次开始改变世界的力量对比。
这一时期的又一个特征值得一提。从19世纪初期起，历史的统计材料（特别是表示经济的数字）有助于探究力量对比的转化和更精确地衡量这个制度的动力。但是，了解以下的事实很重要：许多数据是很不精确的，特别是那些缺乏有效的官僚机构的国家的数据更是如此；某些计算（例如世界产品产量的份额）不过是多年后统计学者作出的估计数；最重要的一点说明是，经济财富并不直接或经常转化为军事力量。统计学者所能做到的，是提供表示一个国家物质潜力的大致的材料，以及它在领先国家的各个方面相对排列的地位。
大部分经济史学者竭力强调，“工业革命”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与1776年、1789年和1917年的几次政治“革命”相比，它是一个逐步的、缓慢进行的过程；它只影响某些制造业和某些生产资料；它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发生，而不席卷全国。可是，这一切说明不能回避一个事实，即人类经济环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变在1780年前后开始出现。有权威人士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野蛮的旧石器猎人向驯化的务农者的转变（这当然要缓慢得多）。工业化（特别是蒸汽机）所做的是以无生命的动力源代替有生命的动力源；通过利用机器——“迅速、有规律、精确、不知疲劳”的机器——变热为功，人类就能利用大量新能源。引用这种新机器的结果简直是惊人的：到19世纪20年代，操纵动力织机的人，其产量20倍于一个手工工人，而一台动力驱动的“骡”（即纺纱机）具有200台手纺车的能力。一个火车头能运输需要数百匹马才能运输的货物，而且速度要快得多。的确，产业革命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方面——例如工厂制度，或分工。但是，本文讨论的要点是生产力的急剧增长，特别是在纺织业方面，这又转过来促进对更多的机器、原料（尤其是棉花）、铁、航运和更优质的交通等方面的需求。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2）
此外，正如兰德斯教授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人类生产力的这种空前的提高是自给的：
在以往，生活条件（进而是生存条件）改善和经济机会增加以后总是紧跟着人口的增长，这样最后就把取得的收益消耗殆尽；现在，这些地方的经济和知识第一次在历史上迅速成长，其速度足以不断地产生投资和技术更新，这种情况把马尔萨斯明确的控制的上限提高到任何可见的限度以上。
后一句话也非常重要。从18世纪起，世界人口的增长开始加快：欧洲的人口从1750年的亿增加到亿（1800年），又增加到亿（1850年）；亚洲的人口从1750年的4亿多猛增到一个世纪以后的7亿左右。不论原因——较好的气候条件、生育力的提高、疾病减少——是什么，这样规模的增长是惊人的；虽然18世纪欧洲和亚洲的农业产量也增加了，并且实际上是人口增长的另一个总的原因，但这个新增人口（和需要吃粮的肚子）的纯数字，在此期间有使农业产量增长的一切好处化为乌有的危险。在18世纪后期，贫瘠土地承受的压力、农村的失业、大批家庭向已经拥挤不堪的欧洲城市流动等情况，不过是这种人口猛增浪潮的几个征兆而已。
英国产业革命所做的（用很不成熟的宏观经济术语说）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这样在国家财富和人口购买力方面随之发生的增长，都不断地超过了人口增加数。当这个国家的人口从1801年的1 050万增加到1911年的4 180万——年增长率为时，它的国民产值的增长要快得多，在19世纪也许是14倍。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在2％和之间，这要取决于统计数字所包括的地区。［1］仅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人均产量就增加了1倍半。
与1945年以后许多国家达到的增长率相比，这些并不是了不起的数字。正像社会史学家提醒我们的那样，产业革命的确使新的无产阶级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他们在厂矿劳动，居住在有碍于健康的、拥挤的、草率建成的城市中。可是基本的事实依然是，机器时代生产力的持续增长，给这个时期带来了广泛的利益：1815至1850年英国的平均实际工资增加了15％到25％，在以后半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80％。艾什顿提醒那些认为工业化是一场灾难的批评者：“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是，怎样给人数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几代儿童提供粮食，给他们衣服穿，和如何去雇佣他们。”新机器不但越来越多地雇佣了增长的人口中的大部分，而且提高了国民的总的人均收入，一场蒸汽推动的交通工具的革命，很快满足了城市工人对食品和必需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铁路和轮船运送新大陆的剩余农产品，来满足旧大陆的需要。
通过利用兰德斯教授的各种计算，我们可以以另一种方式来领会这一要点。他指出，在1870年，联合王国使用1亿吨煤，这“相当于800万亿大卡的能，它足以供养亿成年男人达一年之久（当时的实际人口约3 100万）”。另一方面，英国在1870年的蒸汽机的能力约为400万马力，这相当于4 000万个男人所能产生的力。但“这样多的人一年会吃掉亿蒲式耳的小麦，这是1867至1871年整个联合王国年产量的3倍多”。无生命的动力源的使用，能容许从事工业的人突破生物学的限制，并且惊人地提高生产力和增加财富，而用不着屈服于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对比之下，艾什顿却清醒地注意到（晚至1947年）：
今天，在印度和中国土地上的男女们受着瘟疫和饥馑的折磨，他们的生活在外表上只比白天同劳动、晚上同睡一地的牲畜稍好一些。这种亚细亚的标准，这种无机械装备的恐惧，就是那些只增加其人数而没有经历一场产业革命的人的命运。
一 欧洲之外
在讨论产业革命对大国体制的种种影响之前，我们也不妨了解一下它对远方，特别是对中国、印度和其他非欧洲社会的影响。它们蒙受的损失是双重的，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情况并非像人们一度想象的那样，即在西方人的冲击以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民族过着一种幸福和理想的生活。“基本的真相必须强调，即在经历产业革命和现代化以前的任何国家的特点就是贫困……低生产力的、人均产量低下的、处于传统农业状态的、农业作为其国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的任何经济，都不能生产超过直接消费需要的很多剩余……”但在另一方面，鉴于农业生产在1800年形成了欧洲社会和非欧洲社会的基础这一事实，还鉴于诸如印度和中国等国家也存在许多商人、纺织品生产者和手工业者的事实，人均收入的差别并不很大。例如，一个印度手织机织工可能挣到工业化以前欧洲织工收入的一半。这又意味着，由于亚洲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净人数，在蒸汽机和动力织机改变世界的均势之前，亚洲比人口少得多的欧洲在世界制造业的产量中［2］占有远为巨大的份额。
在贝罗克的两个有独创性的计算（见表6和表7）中可以看出，由于欧洲的工业化和扩张的缘故，力量对比的转变是多么鲜明。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3）
表6。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1750—1900年）
表7。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1750—1900年）
（以1900年联合王国为100）
很明显，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革命迸发出来的生产力的惊人提高。比如说，在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期间，英国纺纱业的机械化，使单个生产力就提高了300至400倍，所以英国在总的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激增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它使自己成为“第一工业国”，其份额继续增加。当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也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时，它们的份额也稳步增长，就像它们的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及其国家财富那样。但是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不但它们在总的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相对地减少（这完全是因为西方产量的迅速增长），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它们的经济绝对地衰退了，也就是说，由于兰开夏纺织厂的远为价廉物美的产品对它们的传统市场的渗透，它们非工业化了。1813年以后（当时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结束了），印度进口的棉织品激增，从100万码（1814年）增至5 100万码（1830年），又进而增加到亿码（1870年），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传统的国内生产者受到了排挤。最后一点又回到了艾什顿关于“那些只增加其人数而没有经历一场产业革命的人”遭受折磨人的贫困这一论点上来。中国、印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大量增加，很可能一代一代地减少了它们总的按人口计算的收入。由此，贝罗克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也令人震惊——的见解：在1750年，欧洲和第三世界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相差还不太远，可是到了1900年，后者只是前者的1/18（2％比35％），只是联合王国的1/50（2％比100％）。
“西方人的冲击”从各方面说，是19世纪世界强国力量所在的最值得注意的表现之一。它不但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关系方面——从沿海商人、航运者和领事等“非正规的影响”直到种植园主、铁路建设者、采矿公司的更直接的控制——表现自己，而且也在探险者、冒险家和传教士的渗透，在西方疾病的传入，在西方信仰的传播等方面表现自己。它既在各个大陆的腹地——从密苏里往西，从咸海往南——出现，也发生在非洲各河流的河口和太平洋群岛沿岸的周围。如果说“西方人的冲击”（譬如说）于英国人在印度建造的道路、铁路网、电报、港口和非军事建筑中留下了引人注目的遗迹，那么，它的更可怕的一面，却是与这个时期那么多殖民战争同时出现的流血、掠夺和抢劫。的确，从科蒂兹［3］时代起，这种武力和征服的特点已经存在了，但这时其步伐正在加快。1800年，欧洲人占领和控制了世界土地面积的35％；到1878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7％；到1914年，达到84％以上。
先进的蒸汽机技术和机制工具，使欧洲拥有决定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前膛枪炮（雷管、来复线等）的改进是十分不祥的；大大增加发射速度的后膛炮的发明甚至是更大的进步；格林机枪、马克沁机枪、轻型野战炮给一场新的“火力革命”作了最后几笔润色，这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依靠陈旧武器的土著民族在抵抗中取胜的机会。此外，蒸汽推动的炮舰意味着已经称霸公海的欧洲海上强国，能够通过像尼日尔河、印度河和长江等大河道向内地扩张。这样，在1841—1842年鸦片战争的几次战役中，装甲舰“复仇女神号”的机动性和火力对中国的守军来说是一个灾难，他们轻易地被一扫而光。当然，险要的地形（例如阿富汗）的确可以减弱西方军事帝国主义的锐气，在那些采用新武器和新战术的非欧洲军队中——如19世纪40年代的锡克教徒和阿尔及利亚人——抵抗力量也的确强大得多。但是一旦战斗在西方能部署机枪和重武器的开阔地展开时，其结果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也许在19世纪末可以看到最大的差距：在1898年的恩图曼战斗中，基切纳［4］军队的马克沁机枪和李…恩菲尔德来复枪在半个上午消灭了万名###教托钵僧，而自己的部队只损失了48人。结果，火力的差距，像工业生产力上已经出现的差距那样，意味着领先的国家拥有的资源，为最落后的国家的50倍或100倍，从伽马时代起尚不明显的西方的全球统治，这时几乎没有止境了。
二 英国充当霸主？
在19世纪初期的这次扩张中，如果说旁遮普人和安南人、苏族人［5］和班图人是“输家”（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那么英国人无疑是“赢家”。在前一章已经指出，到1815年他们已经引人注目地取得了全球的突出地位，这是由于他们把制海权、财政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