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在阿拉木图危机中，他尽早采取断然措施平息了事态，但在外高加索，他起初是优柔寡断，继而依靠军队进行镇压，最后又将责任推在别人身上。
另一种解释在本书前几章里已做了详尽的阐述，与上述的一种解释是吻合的。戈尔巴乔夫为了给推进改革寻找理论依据，对苏共的意识形态进行了修正，这动摇了苏联对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共和国及其人民进行统治的合法性。因为一旦抛弃了国际阶级斗争，使人烦恼的问题便随之而来。苏军为什么要控制阿富汗？苏军为什么要控制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对这些问题没有合理的解释，人们很快就会责问苏联对波罗的海共和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中亚地区甚至乌克兰进行统治的合法性。叶利钦在对戈尔巴乔夫军事干预波罗的海共和国的谴责中已含蓄地提出了这些问题。
戈尔巴乔夫曾坚定地表示，他不会为了维护苏联帝国的完整而运用诉诸武力的传统手段，因为他不想接受那样的现实。因此，他试图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在外交和军事政策上继续他的“新思维”，另一方面在国内政策上推进“公开性”和改革。然而，“公开性”必然导致政治离心势力，需要不时地求助武力手段去进行控制。在阿富汗和东欧，他兑现了他的诺言，在当地共产党的政权遭到普遍反对时，他不主张派苏联军队进行干预。然而在苏联内部，他背叛了他的诺言，动用了军队。他政策中的这种矛盾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问题上，他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维护他的改革政策和在西方受到极大欢迎的形象，要么使改革形势逆转，破坏他在西方的形象。
这些情况对军队的冲击是相当明显的，虽然不能说已经毁坏了军队，但这肯定是一个不良因素，特别是它严重挫伤了苏军最精锐部队——空降兵部队军官的士气。
最后，军队与民族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息息相关的，这不仅因为军队是由多民族成员组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民族问题影响苏联帝国的稳定。军队若失去镇压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意愿和能力，那么苏联帝国是否能长久存在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苏联真正走向民主的逻辑是无情的：要么自由改革，要么保持多民族的苏联，想两者兼得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