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前夜，五位政治局正式委员参加了庆祝仪式，高度赞扬了苏军的丰功伟绩。5月8日，苏联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纪念大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对高级军官和老战士们发表了讲话，歌颂了“二战”中军队的英雄主义，承认斯大林对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春季和夏季期间他没有支持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军队激进改革派，而这一时期对改革派而言是最关键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在改革、苏联外交政策和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
在此之前的1989年秋季，中下层军官们围绕军队政治机构命运问题的辩论趋于公开化。洛帕京少校及其同伙作为军队激进改革派的主要成员，对总政治部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1989年12月，新成立的“军官会议”组织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全军会议，洛帕京的支持者和“盾牌”组织要求废除政治机构。保守势力试图将全军“军官会议”举行的大会变成支持总政治部的论坛，但反对派成功地阐述了他们的立场。到了1989年年底，总政治部的前途成了大家公开谈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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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在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面临的任务自然不仅仅是在总政治部的命运和军队改革问题上与军方摊牌，他还试图取消列宁赋予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从而为实行多党制开辟道路。过去的一年里，党不仅被削弱了，失去了大批党员，而且党内各级组织中各个派系纷纷冒了出来。自由派党员对戈尔巴乔夫失望了，觉得他逐渐倾向党内保守派势力。利加乔夫和切布里科夫公开重整保守派势力。戈尔巴乔夫夹在中间，只有很少一部分追随者。
各级军官两极分化的倾向也开始出现，尽管当时还不是很明显。1989年和1990年，越来越多的军官退党。这些人虽然遭受严厉的惩罚，但这些惩罚常常不起作用。例如，在堪察加半岛的一个导弹靶场任职的亚历山大罗金中校以痛恨腐败现象为由退了党，被禁闭在一所精神病院，后来由于他威胁要煽动公众闹事，才被释放。随着退党人数的增多，空军飞行员成为全军退党人数比例最高的群体。沙波什尼科夫几乎每天都要听到亚佐夫问他，他对成群结队的退党行为采取了什么措施。据沙波什尼科夫讲，这件事后来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笑话：“亚佐夫问：你对飞行员的退党行为采取了什么措施？回答：没有。问：为什么？回答：太晚了，他们已全都退党了。问：那么你呢？回答：我也退党了，只有你还留在党内，或许留在党内的还有我们的总书记。”u米u花u书u库u ；www。7mihua。com
按照契尔尼亚耶夫的描述，整个春天和春夏之交，戈尔巴乔夫都在认真考虑关于削弱共产党的可供选择的策略。他在授意契尔尼亚耶夫起草关于列宁诞辰纪念活动的讲话时说：“结束（列宁的）偶像形象，体面地（将其）归入其他历史人物的行列中。”据契尔尼亚耶夫讲，利加乔夫及其追随者对此讲话的反应是：戈尔巴乔夫“已经从思想上最终与他们决裂”。在第二十八次党代会召开之前不久，契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都敦促戈尔巴乔夫从争夺党的控制权的斗争中脱身，辞去总书记职务。他们像过去若干次所做的那样，恳求戈尔巴乔夫只保留国家元首即总统的职位。
1990年5月和6月发生的一些不祥事件使契尔尼亚耶夫等官员相信，反对派将在党代会上向戈尔巴乔夫发难。第一起事件发生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戈尔巴乔夫站在列宁陵墓旁检阅通过红场的游行方队。紧随第一方队的第二方队是由所谓的“莫斯科选举人俱乐部”组成的，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打倒戈尔巴乔夫”“打倒人民的剥削者和强盗——苏联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和法西斯红色帝国”“立陶宛要自由”，等等。戈尔巴乔夫和检阅团人员悄悄地离开了列宁墓，引起了人群中一片嘘声和恶意的辱骂。红场上攻击苏联领导人的这种破天荒的行为不仅使戈尔巴乔夫十分难堪，而且，按照契尔尼亚耶夫的说法，使“70年来习惯于苏联钢铁般秩序”的公众非常震惊。当然，这些示威者与发表反戈尔巴乔夫声明和制造2月25日事件的人是同一伙人，他们已将戈尔巴乔夫视为敌人，认为他是党内官僚主义的代表和推进改革的障碍。
第二起事件是成立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该党的领导者将戈尔巴乔夫视为改革的倡导者和威胁苏联社会制度的危险人物。与其他共和国不同，俄联邦在共和国一级没有设立党的组织。为了壮大反戈尔巴乔夫的势力，俄罗斯共产党于6月中旬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了“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大会”。这次运动的领导者是列宁格勒市委书记鲍里斯吉达斯波夫，利加乔夫和切布里科夫毫无疑问是其后台。此外，他们还得到了其他许多地区党委书记的支持，这些人被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弄得生活困难、政治前途暗淡。尽管戈尔巴乔夫极力反对，反对改革的伊万波洛兹科夫还是被选举为俄罗斯党代会第一任书记。几位发言者公开抨击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并未予以还击。这次事件的真正目的是很难被掩盖的。书记处国际部的安德烈格拉乔夫事后将这次会议称之为“反对改革的党的官员为发动一场静悄悄的政变而做的准备”。利加乔夫发表讲话，对俄罗斯党代会表示支持，称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欠考虑，并期待着在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胜利。
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实际上有充足的理由表示担忧，因此建议戈尔巴乔夫退党以避开在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摊牌。戈尔巴乔夫自己也承认形势非常险峻，但他坚决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对于契尔尼亚耶夫的恳求，戈尔巴乔夫最后回答道：“唉，托利亚，你以为我不清楚吗？我清楚，我看过你的备忘录。阿尔巴托夫、什梅廖夫等人也说过同样的话，他们试图劝我放弃党的总书记职务。但是请记住，不能给疯了的癞皮狗解开脖子上的皮带，如果我这样做了，整个屎盆子都会砸在我的头上。”
这些话如果可信的话，对揭示戈尔巴乔夫的策略是大有帮助的。如果在共产党完全成为一个一般的政治组织之前他过早退党，将背上一大堆罪名，不管他是不是总统，情况都是如此。他采取的做法是明智的。他在党代会上将利加乔夫及其追随者从政治局排挤了出去。如果戈尔巴乔夫退出党组织，党内最反动的势力就会真的掌握党的控制权，到头来对他的攻击就不是轻描淡写的了。苏联对东欧控制的崩溃、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军队的危机、党组织管理的混乱、党内猖獗的宗派主义、党在公众心目中形象被破坏，以及其他问题都会归咎于他。在此次党代会的最后几天，戈尔巴乔夫大有被罢免党内职务的可能性，因为他受到党内改革派和反改革派的两面夹击。然而，他化险为夷了，事实上他的胜利并不是他自己所为。
鲍里斯叶利钦——1987年秋天曾被戈尔巴乔夫视为斯大林式的阴险人物，一个被开除出政治局和被撤销了莫斯科市委书记职务的人——这时要来救他了。1990年春天叶利钦东山再起，这在苏联政坛上是史无前例的。他得到了两种人的支持，而这两种人又是相互支持的。一种是一大批已对戈尔巴乔夫失望了的自由民主人士，另一种是一心一意搞独立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1990年5月底，叶利钦当选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这样他就可以以共和国领导人的身份参加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了。他在党代会上一发言，就宣布要退党，而这恰恰是戈尔巴乔夫的亲密助手们建议戈尔巴乔夫做的，以便重新得到自由民主派人士的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叶利钦的讲话将戈尔巴乔夫从失败中拯救了出来。当保守派势力开始尝到胜利滋味的时候，叶利钦向他们发起了攻击。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党是决定不了改革的命运的，如果保守派势力在党代会上占了上风，那他们就要面对人民“将党的权力和财产全部国有化”的斗争。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群众必要时会行动起来没收党所有的，实际上又常常被党的官员们占有的财产，包括特供商店、医疗诊所、旅馆、汽车、夏季别墅、公寓及其他财产。戈尔巴乔夫趁机选择了中间路线，躲过了对他的攻击。大会决议最后达成妥协，保留他的总书记位置，将利加乔夫及其支持者赶出政治局。表面上看，戈尔巴乔夫获得了重大胜利，因为大会头几天看上去他就要垮台了。可实际上，叶利钦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叶利钦不仅威逼保守派势力与戈尔巴乔夫达成妥协，而且给了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党内激进改革派一次重新选择戈尔巴乔夫的机会，但同时却彻底粉碎了关心改革的知识分子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使党组织继续分裂。与此同时，叶利钦开始为俄罗斯共和国的独立而奋斗，这使几个要求独立的共和国领导人有了新的和强大的同盟者。立陶宛和格鲁吉亚挑战苏联制度的合法性是一回事，俄罗斯站出来挑战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一旦民族分裂运动拉上俄罗斯参与其中，苏联和苏军就注定要瓦解。1990年夏天，苏联的政治形势大大改变了。此后，戈尔巴乔夫极力挽救苏联的命运，阻止党组织的崩溃，而叶利钦则不屈不挠地要将两者都摧毁。
第9节。未完成的任务
未完成的任务
下面所述是有关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方面的情况，它关系到军队政治机关的命运。大会之前，总政治部投入巨大的精力为党内利加乔夫派争取尽可能多的代表。随着党内分裂趋势的加剧，地方党委及其组织变得越来越涣散，但总政治部相对还是统一的，至少在上层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保守派们利用总政治部参加莫斯科的一些反戈尔巴乔夫的活动，组织了反对改革的示威游行。总政治部主任利济切夫将军在党代会还在进行时就向媒体吹风，赞扬利加乔夫，并表明他是利加乔夫的同盟者。然而，总政治部内部在青年政治军官中也有自己的问题。洛帕京少校本人就是一位政治军官，他和与他一样的年轻军官都在为争取党代会的代表资格而奋斗。因此，利济切夫在挑选军队代表时就需要格外谨慎，最后他成功了。在269位军队代表中，170位是将级军官，93位是“高级校官”即上校，其余六位代表中有一位下级军官和两位军士，从而从组织上确保了执行保守派路线。这样，总政治部组成了利加乔夫及其追随者可以依靠的代表团，它属于保守派，是反戈尔巴乔夫的。几名改革派人士也设法挤入了代表团名单，如建议废除征兵制的亚历山大察尔科上校。и米и花и书и库и ；www。7mihua。com
尽管戈尔巴乔夫劝说大会通过了决议，重申支持他的防御性军事学说，以合同兵役制补充义务兵役制，但他也被迫重申帝国主义威胁并没有完全消退，不得不在废除政治机关的问题上退让。政治机关保留下来了，但它变成了国家的机构，而不再是党的机构。它负责军队的教育、文化和行政工作，并将军队指挥权完全留给了指挥官们。尽管总政治部不再是直属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门，但苏共并未失去其在军队的巨大影响力。
除了总政治部之外，军队内还有党的组织，类似于地方政府机构中党的组织。党的组织系统，从基层党支部到各级党委，直至中央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都被保留了下来，但存在于政治机关之外。在军队党组织系统的顶端是“苏共全军党代会”，它选举产生了“苏共全军委员会”。该委员会直接隶属于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负责组织党在全军的活动。不论从哪方面看，苏共全军委员会就是总政治部的翻版，唯一的实质性变化是苏共全军委员会失去了对旧的政治机关的直接控制，这些政治机关移交给了国家。政治机关虽然在军队各级指挥系统中失去了代表党说话的权威，但它们依然在军队内存在，共产党的基层支部和各级委员会也仍然在军队内存在。
这一情况绝不是戈尔巴乔夫设想的结果，它对削弱政治机关的权力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然而，形式上的变化引起了公众对政治机关和党在军队中作用的激烈辩论。在党代会举行之前，洛帕京少校就以主张废除政治机关而引人注目，此外还有尼古拉图托夫中尉和维克托波德泽卢克上校。图托夫向媒体抱怨说，他所在单位的政治机关试图阻止他作为人民代表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波德泽卢克对政治机关的巧妙攻击则激怒了总政治部的领导。
党代会召开前不久，波德泽卢克上校与政治军官尼古拉彼得鲁先科上校在总政治部的刊物上进行了一场辩论，从而揭露了政治机关的工作情况。波德泽卢克认为政治军官没有干多少正事，并举例说他们耗费了大量的资源用于“社会主义竞赛”，而这些资源应该更好地用在军事训练上。他承认在俄国内战期间，红军在军事技能上严重依赖投诚的沙皇军官，那时政治委员制度是必要的，政治机关在提高农民官兵的文化素质上也是做出了贡献的。但现在政治军官已退化到了无用的地步，对于军事指挥官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起到妨害作用。波德泽卢克主张实行真正的“单一首长制”——军事指挥官一人负责，结束政治军官作为其副手带来的混乱。
令人吃惊的是彼得鲁先科承认政治机关在军队普遍不受欢迎，但他驳斥了波德泽卢克的其他论点。他首先就国内战争后伏龙芝对军队的要求问题进行了不同的解释，认为“单一首长制”会很快演变为“单一权力制”，没有政治军官对权力的制衡，军事指挥官会很快被权力所腐蚀。彼得鲁先科认为诋毁政治机关是不能接受的，而是要对政治机关的工作进行改进，改革就要求政治机关激发出更大的活力来，因为它们是改革事业的“先锋队”。波德泽卢克进行了答辩，表示希望彼得鲁先科的这种思想并不意味着恢复斯大林式的做法，并指出彼得鲁先科所举的政治军官工作效率高的事例，事实上只说明他个人的情况。他们俩的观点分歧很大，显然是无法沟通的。
党代会期间，主张废除政治机关的军官得到了一些公众的支持。会议还在进行时，7月4日的《共青团真理报》就发表了由47位自由派人士签名的公开信，提醒人们要警惕总政治部领导人的伎俩，告诫人们他们可能会与党内其他保守派联合起来发动一场政变。该信指出：“军队党的领导人正与党内反动势力勾结起来，采取各种措施保住他们在陆军和海军的地位。”利济切夫的副手什利亚加上将在媒体上猛烈抨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