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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种理论解释分别被称为“冲突论”“控制论”和“一致论”，分别由罗曼科尔科维兹、蒂莫西科尔顿和笔者本人提出。这三种理论尽管还有与现实不符的地方，但事实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尤其是第三种理论。其他许多学者提出的理论大致上是这三种理论的变种。
科尔科维兹“冲突论”的前提是苏军的职业化要求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水火不容。共产党对军队现代化程度的要求越高，它就必须满足军队职业化所需的更高的自主要求，其最终结果是军队日益扩大的职业化自主要求派生出了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上的自主要求，这便是苏联政治体系下制度多元化的萌芽。这种党与军队关系的理论与研究苏联政治的西方学者的一些不成熟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正在减弱，苏联制度正处在向多元化过渡的初级阶段。科尔科维兹的著作是在1960年代末期完成的，此后的事实表明，这样的过渡并未发生。不仅如此，此后的20年中，我们很难找到党与军队冲突的证据，在军事政策上党内派系斗争的证据倒是随处可见。
1973年，笔者对科尔科维兹的理论进行了批评，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同苏联军队自己的战争哲学是一致的，列宁主义的政党同苏联现代职业军官队伍的社会精神气质也是一致的。大量证据证明笔者的批评是正确的，但并不是所有证据都表明了这一点。沙波什尼科夫提供的证据有力地证明，苏军技术密集型军种的职业化要求确实冲淡了党的意识形态对军官的束缚。此外，他还讲述了亲自经历的事例，即从专业要求角度选拔的空军高级指挥官被“中央委员会行政机关部”武断地否决了。这样，笔者不得不承认自己低估了军队职业化要求同军内党的机关之间开始出现的冲突。这些冲突是客观存在的，1980年代尤其如此，正像几位苏联军官（例如前面已介绍过的波德泽卢克上校）证实的那样。政治机关确实损害了部队的战斗力，他们组织的活动与军人的职业无关，耗费了官兵们大量的时间。但这种混乱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信仰遭到侵蚀和党内腐败——按照沙波什尼科夫的说法是“虚伪”——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党的意识形态本身所固有的。受到压制的对总政治部和党的敌对情绪固然存在，但对党表示无限忠诚的也大有人在，这在地面部队的军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科尔科维兹关于党与军队冲突的理论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它并不能完全解释军队与党在政策上的分歧。科尔科维兹曾预言，在苏联政治体制中，制度上的多元化将很快出现，这一预言在1970年代曾得到一大批学者的支持，但最终并未变成现实。苏联制度并未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而是经历了官僚主义的停滞、腐败和蜕化的过程。
科尔顿的“控制论”因为走了一条谨慎的中间道路，可能更符合苏联复杂的政治现实，因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科尔顿认为科尔科维兹关于党与军队历来冲突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对这一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解释。党为了避免与军队的冲突，把最好的资源分配给了军队。按照他的理论逻辑，如果现实不是这样的话，“军民关系”就会出现危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自然使这一假设有了验证的机会。军队虽然不喜欢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但并未像科尔顿预测的那样起来反抗。然而，从1990年开始，塞恩古斯塔夫松认为科尔顿的理论是对苏联“军民”关系最好的解释。
古斯塔夫松的分析和科尔顿的理论有两个基本缺陷。首先，问题不在于“军与民”的关系，而在于“党与军”的关系。科尔科维兹的前提或许是错的，但他在这一点上没有搞混。其次，古斯塔夫松认识到科尔顿的理论期待着苏联党与军队之间出现政治危机，但他并未找到明显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苏联军民关系中存在着一个“新的机制”，正是这一机制避免了“控制论”逻辑所预言的即将到来的危机。如果他使用“一致论”的话，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缺少这样一种危机的证据了。事实上，一场巨大的危机仅仅在约一年后就出现了，但古斯塔夫松所寻求的是另一种不同的危机，即文职领导和军队领导间的“军民危机”，而不是正在出现的党内派系危机。“一致论”本来应该将他的注意力吸引到戈尔巴乔夫对党的意识形态的修正上来，因为这预示着党及其政权正面临着一场立法危机。
尽管“一致论”对军队职业化的作用估计不足，但它却很好地解释了党与军队关系的实质。国防部虽然对裁减军队非常不满，但对此做法还是不情愿地认可了，同时在政治上积极同党内保守派领导联合起来反对改革。像党内一样，军队内部也分裂了，一部分军官反对戈尔巴乔夫，另一部分军官则倾向于支持他。
寻找“冲突论”和“控制论”错误根源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查看它们的理论根基。两者的理论根据都是塞缪尔亨廷顿关于军民关系的理论，尤其是其军队职业化的理论。“冲突论”和“控制论”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由亨廷顿的理论本身造成的，而在于它们不加区别地将这种理论应用于苏联的情况。苏军只是部分适合亨廷顿关于“职业化”的三个标准。正像他指出的那样：“职业作为一种专门的使命具有三个突出特征，即专门技能、责任心和团结性。”苏军的团结性自不待言，其专门技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在阿富汗战争中苏军的技能显得要逊色得多。苏军在道德上的责任心则是另一回事。在亨廷顿看来，军队的职业责任心是对国家这一“社会”的，而不是只对某个阶级或只对革命的。对社会来说，“军官只负责军事安全而不考虑其他目标”。
从本质上说苏军显然不符合上述定义。亨廷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他关于军队职业化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符合的。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没有错，但他忽略了列宁和苏联军事理论家们关于此问题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的重要论述。列宁发展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将国家从克劳塞维茨的“神圣的三位一体”中去掉，而代之以国际工人阶级，将战争从国家间的现象变为阶级间的现象。苏军在道德上的责任，就是帮助实现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国家，保卫苏联社会仅仅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手段。直到1930年代末，当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胜利时，红军才对整个苏联社会负责。而在此之前，苏联红军只是在国内帮助实现集体化和进行其他方面的针对“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正像我们常常看到的那样，苏联的统治和扩张这种意识形态基础在苏联军官，尤其是上层军官中是根深蒂固的。这不由使人想起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对沙赫纳扎罗夫说过的一句话，实现“国际社会主义”是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为什么要承受经济负担、从苏联购买大批武器装备的原因。波诺马廖夫在与契尔尼亚耶夫辩论时对军事力量在“和平共处”中起重要作用的理解，说明了党的领导人是以这种思想来理解党与军队的关系的。戈尔巴乔夫认为他必须大刀阔斧地修改关于战争和国际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以及军队一时难以接受这些修正，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上述的情况。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道德上对军官和党员提出的标准是革命活动的成功，而不是像资产阶级道德提出的那样，去维护资产阶级国家社会的安全。列宁从根本上修正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他认为：战争不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通过阶级斗争进行战争。而红军的组织体系就是不明确区分党与军的界限。
如此看来，苏联的情况不仅明显越出了亨廷顿关于军队职业化的定义，而且也越出了他关于军民关系的理论。在西方所有关于苏联这方面的理论中，只有党与军队关系的“一致论”考虑到了上述的这些因素。
要使苏军摒弃苏共意识形态基础，真正走上由国家掌控的道路，必须将党与军队的关系分开。但戈尔巴乔夫并未实现这一目标，仅仅是做了一些表面工作。事实证明，总政治部是党内最具活力的一个部门。许多军事军官，特别是那些诸兵种合成部队指挥官，既反对戈尔巴乔夫只是改革总政治部的企图，也不支持年轻的改革派军官彻底废除总政治部的要求。即便在苏联解体后，总政治部的政治机关依然在新的名义下作为国家机构保留了下来。
西方对苏联党与军队关系的认识是肤浅的，这是导致对戈尔巴乔夫政权产生严重误解的一个原因。由党与军队危机导致的军事政变从来不是严重的危险，严重的危险来自军队支持的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党内集团。这种情况在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差一点发生。然而当叶利钦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资深政治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莫斯科政治舞台上的时候，这种危险便让位于另一个严重得多的危险——苏联的解体。
第12节。第十二章 军队与维持国内秩序
第十二章军队与维持国内秩序
你占领那块地盘后发现被你伤害的人中到处是敌人，你无法保持与帮助你实现占领的人们的友谊，因为你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正因如此，不论你的军队有多么强大，要占领一个省，你总是需要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亲王》
在亲王或共和国所处的所有不妙的境地中，最不妙的境地是他们既不愿接受和平，也无力支持战争。——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演说》
1945年以后的整个时期，苏联军队所实施的作战行动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的。不错，苏联飞行员曾为埃及执行过作战任务，苏联空军和防空军部队曾在朝鲜战争中打过仗，苏联军事顾问曾参加过越南战争和其他几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冲突，但苏军部队在作战行动中实施的重大部署，其中包括一些规模很大的部署，是在共产党国家内为维持共产党的统治而进行的。1953年6月17日东德（民主德国）爆发反对共产党新政权的工人游行后，苏军匆忙实施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范围涉及一百多个市镇。1956年武装干涉匈牙利和1968年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都是众所周知的。1960年代，苏军部队与中国部队在边境地区的小规模冲突时有发生，1967年爆发的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译者注）战斗使双方的冲突达到了顶点。1979年12月在阿富汗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阿富汗共产党领导人哈菲兹拉阿明的再三请求下，苏军进入了阿富汗。z米z花z书z库z ；www。7mihua。com
纵观苏联的历史，红军及后来的苏军常常被用于执行镇压国内反抗的任务。内务部有自己的内卫部队，有几个师的战斗力还很强，它们主要用于执行此类任务，但有时它们需要苏军正规部队的支援。戈尔巴乔夫执政前，这些行动对苏军军官和部队的影响，以及对公众感情的冲击并未很好地暴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苏联公民对1920年代和1930年代进行的早期军事行动并不了解，即便知道，也是通过第二手材料得到的模模糊糊的印象。然而，年轻的这一代对1962年在俄罗斯南部新切尔卡斯克的血腥镇压和1972年对立陶宛考纳斯的镇压却是记忆犹新的，这两次行动苏军都参加了。苏军武装干涉匈牙利是广为人知的事件，但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公众中引起的负面影响似乎要大得多。苏联许多知识分子深受这一事件的困扰，参加此次行动的军官和士兵带回家乡的故事与官方宣传机构对为什么必须这么做的解释大相径庭。
除阿富汗战争之外，所有这些军事行动持续的时间都很短，给人的印象是都很成功。这种情况对于公众对军队的支持自然没有多大负面影响。然而，阿富汗战争拖了很长时间，最终结果是1989年年初苏军从阿富汗全部撤出，非正式地承认苏军战败了。老兵们回到家乡后向家人和朋友们讲述了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他们中许多人在战争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们的故事与媒体上报道的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很不一致。死去的士兵的尸体是装在密封的棺材中运回家乡埋葬的，军队处理这些事情时鬼鬼祟祟的行为加强了老百姓对官方有关战争的报道的不信任。戈尔巴乔夫在撤军问题上虽然很容易就得到了国防部部长的支持，但他并没有很快结束战争。在他执政的头三年中，此次战争对公众心目中军队形象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减弱。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发现自己在维持国内秩序上越来越依赖军队。这方面广为人知的例子有：1986年12月在哈萨克、1989年4月在格鲁吉亚、1990年1月在阿塞拜疆和1991年1月在立陶宛所发生的情况。苏军部队直接参加了所有这些军事行动，并应对每次行动中的血腥屠杀负责。种族冲突也开始呈上升趋势：1988年在外高加索地区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阿布哈兹、1989年在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河谷、1989年在摩尔达维亚的外尼斯特利亚和加戈斯族聚居地均发生过种族冲突。苏军在这些冲突中担任的角色多种多样，有时站在某方一边，有时保持中立来遏制暴力活动。
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军高层领导而言，这些事件逐渐变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他们除了关注外交政策问题、军备控制、从东欧撤军、裁减军队规模、削减军事预算、“军转民”计划和军事改革问题外，还必须处理诸如苏军枪杀了苏联公民等不大不小的琐碎事情。“公开性”使媒体在报道这些事件时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少，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全面地了解到事实真相。过去几十年里，媒体将军队刻画为具有爱国热忱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形象，然而，这些事件却严重破坏了这种形象。
使用军队维持国内秩序也加剧了民族主义者的不满。哈萨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立陶宛冲突中的受害者主要是少数民族，这使军队内部的少数民族官兵经常感到紧张。到1980年代末期，民族问题终于激化了，这使许多部队的可靠性和战斗力大为削弱。
要准确判断所有这些因素对苏军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可能的，甚至确定这个问题始于何时也是困难的。人们印象中觉得从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一些军官就有不同意见。苏军入侵阿富汗无疑有着重大影响，高级军官内部从阿富汗战争一开始就有不同看法，奥加尔科夫元帅以及他周围的大部分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