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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妮哗地抬起眼睛来，定定地看住此刻愚不可及的鲁，然后一笑，说：“我不是要帮忙，而是想在暑假回家的时候把孩子拿掉，我想家，你知道吗？”
范妮脸上笑着，笑着，眼睛里渐渐蓄满了眼泪，因为怕自己的脸会变成一张哭脸，范妮始终保持着脸上的笑，她发现笑的时候和哭的时候，脸上的肌肉可以是一样的。范妮还想说些什么，但没有说，因为她怕会带出哭腔来。
范妮的笑终于激怒了鲁，他轻声说：“奥地利有一句话，形容有人在心里藏着什么，让别人感到不痛快，他们说，你在地毯下面藏着什么。”
第五章 No verse to the song（1）
将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家里，要回家处理这个孩子，又只字不提孩子的父亲，这对任何未婚女孩来说，都是最难堪的事。对范妮这样曾经在中国千辛万苦保身价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何况，又是和一个美国人发生了这样的事。范妮开始也觉得自己说不出口。但是，一旦回上海的念头出现，就象燎原烈火，在范妮的心里日夜熊熊燃烧起来。常常，她突然想起上海家里自己的小床。夏天下雷雨时候，床上凉爽的宁波竹席，冬天被子里的热水袋，热水在软软的橡胶袋里沉闷的水声。有一次，她还突然想起，贝贝被关起来的时候，自己和维尼叔
叔正好到他家去。回家的一路上，维尼叔叔吓得不停地眨眼。知道他们回了家，弄堂里没有警察，进了家门，家里也没有警察等着，维尼叔叔将保险“喀哒”一声别死，好象将贝贝的危险全都关在薄薄的门外。维尼叔叔闭上眼，靠着墙，吐出一口长气。连那么小的时候的事情都想起来了，连那么小的事情都想起来了，范妮知道，自己是想逃到一个地方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她明白自己不可能24小时都保持得了体面。她需要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崩溃一下。
除了上海，在这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地方。
她绕开爷爷和维尼叔叔这两个自己最亲的人，选择和自己最生疏，也最怕得罪自己的妈妈，到邮局寄了一个快递给她，告诉她，自己有了孩子，要在暑假回家打胎，然后再回美国，其他什么也没说。她选择了上飞机前一个星期才通知妈妈，因为计算好美国邮局要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把那封快信递到上海。而这时，她已经在飞机上了。这样，家里人就不可能打电话来美国讨论什么，省得他们七嘴八舌，特别是爸爸。也省得自己当鲁的面向家里人解释。鲁是个聪明人，即使他不懂中文，也会从她的表情里发现那些她不想让他看到的东西。她给妈妈的信，象一个通知那样没有感情，没有说明，不可商量。她不敢这样伤爷爷和维尼叔叔的心，但是对妈妈，她敢。因为范妮觉得，妈妈爸爸没有资格对自己说三道四，而妈妈比爸爸更明白这一点，也一直小心识相。范妮知道，妈妈会将自己的快信马上交给爷爷他们。她将帮自己去重伤爷爷和维尼叔叔。
准备回家的那些天，范妮的情绪稳定了一些。就好象筋疲力尽的长跑者在快要到终点的时候，也能找到一点力量那样。她参加了学校的考试，甚至对莲娜都没说自己要回上海打胎的事，甚至她骗莲娜说，自己根本没有怀孕，和她一样，自己也是虚惊一场。倪鹰真的在一个美国教授的帮助下申请了哈佛大学，竟然全班没有一个人说她象娜佳那样，反而都说，那是美国梦想comes true。范妮冷冷笑着，掩盖着心里冲天而起的悻然，她不愿意人家说她妒忌倪鹰的好运气，她也不肯妒忌倪鹰，她什么也没说。那些天，她心里充满了就要结束了的释然，她盘算好，自己下个学期再回来的时候，去找一个新班级，甚至一个新学校，也许还要找一个新地方住，那时候，一切都可以再是新的，什么危机都没有。甚至，范妮想到了倪鹰当时提到过的美国中部那些便宜的学校，没有华人的小城，说着纽约人看不起的中部口音的英文的地方，她想，索性回来以后迁到那样的地方去，谁也不认识，活得象一个真正的新人，不管那地方有多土气，多让人看不起。
上飞机时，范妮感到了一种终于逃离压力的轻松。她用一小杯葡萄酒吃了半片晕海宁，酒精将晕动药迅速挥发出来，于是，她很快就睡着了。整个长途的飞行中，她差不多都在睡觉。有时她好象快要醒来了，在浅浅的睡眠里，她象一段树干那样安静，远远的，鲁的脸，倪鹰的脸，婶婆的脸，爷爷的脸，维尼叔叔的脸，街头的石头喷泉，园子里的石头喷泉，前进夜校的书，会话老师被大肚子蹦得露出了白布的裤子口袋，水龙头上写着蓝色的H的瓷砖，倒挂在龟裂门上的塑料花，象树叶一样在她眼睛里面息索闪烁。她努力想起，还有一些生活里致命的难题，它们那么大，那么高，使她一时都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就象瞎子站在大象身边的时候一样，她想，最重要的难题，恐怕是孩子吧，自己肚子里有个金发碧眼的孩子。然后，范妮想起来，自己的难堪，自己的失败，自己的被弃，自己的困境。但她在梦里制止自己醒来。她紧闭着眼睛，渐渐再次睡着。那些脸，那些事，终于无力的飘落四散。留下范妮自己，象一段结实的木头那样简单，随便放在什么地方，做成一块搓衣板，或者一片雕花板，甚至一根踏脚板，作为一块木头来说，都不会在乎。范妮想，原来随波逐流，是这么自由。她满意地叹了口气，她闻到了自己胃里已经发酵了的酒味。
范妮的美梦最终被上海打断。上海到了。
范妮不得不睁开眼睛的时候，正看见电视屏幕里，黄褐色的中国地图上，一个白色的小飞机正准准地压在代表上海的小圆点上。乘务员在报上海的天气，上海正在下雨。机舱里的白灼灯，使得经过长途旅行的人的脸，都象缩水的老青菜那样难看。有些着急的客人已经啪啦啪啦地开行李箱，将手提行李取下来了，范妮看到一件五花大绑的黑色手提箱从自己前面经过，那一定很重，托着它的那个男人被压得连嘴都张开来了。
范妮突然有了一种被送回监狱的恐惧。她伸手捏了捏挂在脖子上的小袋袋，外国人长途旅行大都用这样的袋袋装护照和支票本子，套在脖子上，挂在自己的贴身衣服里。范妮临回上海时也买了一个。那里面，放着范妮回纽约的返程机票，贴着有效学生签证的护照。这些是她能够回上海来处理孩子的前提保证。但范妮还是感到不安全，那种会被禁锢起来的惊慌抓住了范妮的心。
第五章 No verse to the song（2）
飞机已经停稳了。前舱的人，慢慢向前蠕动，他们就要离开美国飞机，踏上上海的土地。范妮不得不跟着人群离开。慢慢地，不情愿地向前走着，范妮想起来，一个电影里面，失控的火车不得不沿着废弃的铁轨，向波兰奥斯维辛死亡营开去。火车上有一个当年从奥斯维辛死亡营里逃生的老犹太人大声地叫：“我不回去，我不回去。”然后，他就自杀了。后面有人粗鲁地推搡着范妮，想要越过范妮，走到前面去。即使是纽约，范妮也没有遇到过这样自私地拨拉别人身体的人。此刻，她那些在上海街上被人乱撞，下雨天自己的伞被别人的伞
不断地碰歪的回忆苏醒过来，然后，范妮记起来，那个外国电影叫《卡桑德拉大桥》，是在蓝馨剧场看的。还有在下雨的时候，自己在床上，看光了所有的书，杂志，没有东西打发时间的无聊，好象要生病似的心灰意冷。后面那个人恼火地催促范妮快走，范妮用自己的手提行李挡在自己和那个人当中，就是不走，也不让他抢先。“充军去啊。”她低声用上海话骂了句。哪晓得后面那个男人哇哇地用英文开始和范妮对骂起来。他的口音很奇怪，让范妮听不懂。范妮扭过头去不理他，但也坚持用自己的手提行李当在自己与他之间，不肯让他先走，也不肯走快。
范妮怀着恶劣的心情走下飞机。
等行李的时候，范妮往海关通道外面的闸口看了一眼，那里大门洞开。远远的，在青白色的灯光下，外面的栏杆后面站着些接飞机的人。在那堆人里面，范妮一眼就看到了爷爷的脸，她吓了一大跳。
在见过那些照片上爷爷年轻活泼的脸以后，她此刻吃惊地发现，爷爷现在的脸肿得走了形。他的皮肤象在严重过敏那样，厚厚地翻起来，露出一个个粗大的毛孔。在婶婆的照相本里，范妮见到过爷爷他们当年唱京戏的照片。他们在一起演过《四郎探母》和《岳飞》，爷爷把他的眼睛和眉毛高高地吊向鬓角，象鹰眼一样有力与专心。那时候，王家的孩子个个喜欢京戏，春节的时候，在自己家里搭台唱戏，爷爷唱小生，奶奶唱花旦，婶婆唱青衣，众多范妮从来没见过面的叔公们和姑婆们，他们个个脸上都画着神采飞扬的吊眼角。叔公的眼睛仍旧是谐戏的，婶婆的眼睛仍旧是自信的，他们都没有爷爷的眼睛变化大。范妮发现，自己竟然只记得爷爷在纽约旧照片上的眼睛了，其实，爷爷的眼睛总是藏在厚厚的眼皮下，象是藏在壳里的乌龟头。范妮记得自己小时候常常玩爷爷的眼皮，他的眼皮可以拉得很长，软软的，如果把眼皮全都拉开来，爷爷的眼睛象麻雀那样惊慌地躲闪着。
范妮发现，在纽约时，自己竟然只记得爷爷旧照片上的脸了。再接受自己从小认识的爷爷，竟然会吃惊和痛苦。爷爷的脸在记忆里闪着闪着，有了比较，范妮这才认识了爷爷在纽约时留下的照片，那上面的脸，满面都是春风，比演岳飞时高高吊起眉毛来的戏装还要得意。
范妮想起来，当她告诉婶婆，自己这是第一次知道爷爷还会唱京戏，因为从来没有听到过爷爷唱什么。“甄展不唱了吗？”那时，婶婆吃惊地扬起她描得细细的眉毛，然后，黯然说，“好吧，It is life。”范妮那天才知道，爷爷从美国回上海以后，不肯去王家的航运公司，执意要去盛家办的造船厂当工程师，想参加造中国自己的兵舰。
那时候，范妮是真的想要为爷爷争气。她以为自己比简妮要真挚。范妮认为简妮要光宗耀祖，有顺带着在上海家里建立她一席之地的用心。而范妮完全是为了心疼爷爷。
爷爷从来没要求过范妮做什么，他从来没要求过家里任何人。他最不喜欢维尼叔叔那种怀旧，不喜欢维尼叔叔整天摆弄旧唱片，不喜欢维尼叔叔带他的画画朋友回家来，但是他也没制止过。爷爷看不起他。范妮用来养花的花瓶，是家里劫后余生的唯一一只高脚车花玻璃酒杯，细长的，听说原先是用来喝香槟酒用的杯子，上面雕着复杂的花纹，而且是真正的捷克货，是世界最好的车料玻璃杯。范妮记得，有一次，维尼叔叔曾试过，用他的水彩颜料调在水里，做成香槟酒的淡黄色，倒到那只杯子里，将它放到灯光下面看。那只杯子像淡黄色的宝石一样闪着光。那杯子的漂亮，把维尼叔叔和范妮都镇住了。维尼叔叔告诉过范妮，在徐家汇的天主教藏书楼里，有一本外国人写的书里，说到过到外国记者王家做客的见闻。书上说，王家连女眷都能讲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王家的客厅豪华得像个巴洛克时代的贵族，比他的美国大班还要奢华。这种奇观，让那个前来参观的外国记者吓了一跳。贝贝也告诉过他们，在香港的英文报纸上，登过王家投机股市失败的消息。维尼叔叔骄傲地说过，连我家投机失败也上报纸，可以想到王家的地位了吧。爷爷在他们身后，只说了句：“你们真的什么都不懂。”然后就回他自己房间看书去了。范妮在婶婆那里才知道，爷爷当年因为了解到王家当买办发家时，为东印度公司代理过长江一带的鸦片贩卖。从此，他不愿意在王家的公司里工作，不愿意住在王家老宅里，不愿意春节的时候参加祭祖。弄得家里人都怕他会参加共产党，所以，一听说他要到美国留学，马上就送他出国，把奶奶也送到纽约陪他。在上海的最后一夜，临近家门的时候，他希望范妮忘了这里的一切，远走高飞。他站在多年没有修理，又老又脏的门前，就象偷偷打开鸟笼，放飞小鸟的人。
第五章 No verse to the song（3）
那是范妮记事以来，爷爷第一次说出自己的希望。他从来没说过，被困在上海的几十年里面，他是怎么后悔的。
范妮想过，自己有一天，一定要将爷爷接回到纽约住，让他也可以远走高飞。
微微发胖的爷爷站在那里，努力挺直他的背，象一个靶子一样等待着子弹。但是他怎么
也不能象照片里面的那样直，反而看出来他的勉强。在朗尼叔叔从大丰农场回来，成了一个乖张的老光棍时，范妮看到过爷爷这种沉默的样子。她知道爷爷心里很伤心。后来，全家找奶奶，奶奶就是找不到，后来听说奶奶知道家里人在找她，成心避开的消息，爷爷也是这样，坐在他房间里的旧藤椅上，什么也没有说。就象一个靶子那样等着打他的子弹。范妮知道这就是爷爷最伤心的样子。他的心，已经被千刀万剐过了。现在，轮到范妮来伤他的心：好不容易送到美国的下一代，什么都没干成，先演了一出《蝴蝶夫人》。
范妮这才意识到，自己没脸见爷爷。
她慌忙转身向自己刚刚下来的楼梯走去，她的心乒乒地跳着，她小腹里也有什么东西乒乒地跳着。那里只有滚滚向下的电动扶梯，没有上去的楼梯。显然，进入了中国国境的旅客，已经不可能再要求从这里出境了。还有些旅客陆续从楼上的入境大厅下来，望着他们菜色的脸，她觉得他们象新犯人那样茫然。他们手里拿着咖啡面子的中国私人护照，还没来得及放好，象猪拿着一对翅膀。她讨厌他们那无辜的样子。范妮低下头去，什么也不看，恨不得眼前的一切，都还是在飞机上做的梦。
恨不得自己这一生都只是一个梦。范妮想。她想起来当时美国罐头告诉她的一句话，好不容易做一世人，还做了一个不三不四的中国人。那时候她和他，一个笑嘻嘻地说，一个笑嘻嘻地听，好象与他们自己全无关系。
范妮紧紧瞪着地面，那里铺着青色的方块瓷砖，她想起纽约的地铁里粘满了黑色胶姆糖渣的地面，她的脑子里布满了爷爷的脸，爷爷象靶子一样任人扫射的神情，和那神情里的忧戚。范妮突然感到对爷爷的厌烦。她讨厌看到他脸上的沧海桑田，她讨厌看到这种变化时心里的怜惜，她讨厌爷爷的百孔千疮给她的压力。
行李传送带轰地一响，转动起来，范妮马上就看到自己的红色小行李箱被传了出来，这是她特地到唐人街的便宜箱子店里去买的新箱子。比洋人店里同样货色的箱子要便宜多了，只是感觉不象在名牌店里买东西那么舒服。当那个精巧的小红箱子转到范妮面前的时候，她学着金发女郎的样子，稳稳站在高跟鞋上，探身取下它来，拉开它的拉杆，离开行李传送带。这时范妮心里浮起了JFK机场里见过的那个金发女郎的样子，自己现在在别人眼睛里，也是一样的骄傲，精明，带着外国派头。
她朝海关走去，但没有人想要检查她的行李。一个瘦弱的海关人员冲她挥挥手，示意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