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后，这一机遇再次冲我招手，所不同的是，这次的邀请来自中国的商界。那时我正在与一位中国商人王巍录制一期电视节目，王巍是中国首批并购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的会长。他曾在纽约学习、工作过一段时间，于1992年回国。在录制节目的间隙，我们很快展开了对中国及其未来的热烈讨论。王巍告诉我，他在1982年就读过《大趋势》，并且受益匪浅。几天后我接到了他的一封电子邮件。
“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前景的书籍简直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您在《大趋势》一书中所做的那种分析。现在连我们中国人都还无法理清中国纷繁复杂的现状与未来方向。您为什么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写一本关于中国大趋势的书呢？”
这一次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还有了一位亲密的伴侣与我一起努力……我的妻子多丽丝。在过去10年中她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我们也曾多次访问中国。我们共结连理是在2000年，在此之前她是我的德语出版商。事实证明我们真乃天作之合。我们一起环球旅行、一起研究、共同分享目睹中国巨变的喜悦。我们还一起结识了王巍……我们的益友、可靠的合作伙伴。
就在与王巍的第一次会面几个月之后，我们同另外一位中国合伙人一起成立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这是一家独立的研究所，得到了南开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我也在这两所大学担任教授）的大力支持。我们的宗旨就是抛开西方人的视角和态度，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中国。正视中国的短处，但是绝不根据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评价中国。
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搜集大量关于基层的消息，于是与工作人员频繁会面。我们的工作团队由28名来自于天津两所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一些中国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负责指导。我们简要告诉他们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只负责搜集事实，也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计划、宣言之类的信息。他们最需要习惯的一点就是我们并没有给出一个框架，因为任何框架都会限制研究的方向，那样我们会很难发现新信息。
这一过程对于深受中国思维影响的他们来说非同寻常。而且，他们还需要把从媒体上挑选出来的文章进行整编、翻译。和我们的这个团队一起工作的确是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学生交流也是如此。
在监测中国地方媒体的同时，我和多丽丝游走于中国各地，采访企业家、知识分子、官员、艺术家，乃至*者和在华外国人士。我们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像近一时期大多数关于中国书籍的作者一样，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中国。
我们探寻的是中国大趋势。我们明白，自己所关注的是一个区域发展各异、各种变化纷繁复杂的国家。我们所寻找的是一种中国模式，只有把一系列的单一事件放在这个模式中来观察才有意义，并勾勒出一幅新中国的图画，就像1982年我写《大趋势》时对美国所做的分析那样。
但事实证明，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远远超出了预期。我们所重点关注的是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显着变化，但很显然，这些变化的背后有着另外一些更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这些变化，却令我们难以界定。不过在北京的一天下午，我们恍然大悟，并且惊讶于自己先前的迟钝。1982年美国所发生的变化都是在一个既定的体制内，而2009年中国却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约翰·奈斯比特
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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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趋势》导言（1）
任何对于中国未来的探索都离不开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分析。在这30年中，中国从战后的共产主义国家走向了新型的政府体制，并且实现了现代史中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什么其他许多*国家都没有能够实现像中国一样的经济发展呢？为什么尽管众多西方国家一直试图推动中国采纳西方*，而中国国内却鲜有此类呼声呢？
分析中国自身的条件和优点，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这种长远策略方针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没有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坚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所制定的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战略方针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得益彰。我们还发现，中国就像一个超大企业已经实现了重组，用八大支柱牢牢支撑着自己的目标。
我们认为，这八大支柱正是支撑中国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基础。
改造中国
1978年的中国：一位自信、果敢、具有远见卓识的CEO接管了一家经营不善、濒临破产的大公司。员工们士气低下、毫无自信，而且缺乏文化知识。这位CEO决心领导这家衰落的公司走向健康、盈利、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帮助员工实现小康。为达到这一目标他有着清晰的战略：
首先，他需要一支高效的团队、能够满足企业需要的劳动力队伍。必须把人们从盲目服从命令的思想中解放出来，释放人们的活力、增强他们的自尊。这样人们才可以主动为公司的改造献策献力。
其次，他必须动员管理层和员工共同创造自上而下的决策和自下而上的需求共同作用的机制。他必须激励员工积极投身于公司发展之中。如果自上而下的目标和方针与自下而上的思想、反馈和需求并不矛盾，相反能形成合力，那么公司不同等级之间的持续和谐是可以实现的。
第三，他必须重新塑造公司的价值观和文化，制定清晰的目标并且让员工清楚地了解。只有盈利的公司才能为员工带来财富。他必须要制定指导性纲领，并且允许员工在此范围之内自主发挥，这样人才才能够拥有大展拳脚的空间、创造性才能得以展现。
第四，他还需要消除恐惧，建立信任。只要是指导方针下所进行的试验，即使失败也不应受到谴责，因为只有允许试验失败才可以推动创新。试验和失败、变化与适应往往如影随形。
第五，创造力将成为社会进步的关键。作为新企业文化所需要的灵感和思想解放的源泉，艺术和学术的蓬勃发展必须得到鼓励和扶持。
第六，一旦企业在本土市场立住脚跟，它还需要对外开放、积极投资外部市场、不断引进新技术。
第七，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对他人产生一定影响。成功会引发嫉妒，懒散也会引发抱怨。勤奋上进、有才华的员工迟早都会脱颖而出、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其他一些人则只会抱怨自己的困境。因此，公司中自由度和公平度越高，和谐程度也会越高。
第八，在制造业站稳脚跟之后，公司下一步的目标就将从模仿转变为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环节都会更上一层楼：产品质量将会提高、企业的效益和创造性也会提升，利润还会进一步改善员工以及他们家人的生活条件。
2009年的中国：公司已经从破产边缘走出，实现了丰厚的利润，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它机智地应对了挑战与危机，在经济上的成功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中国大趋势》导言（2）
*的“黑猫白猫”
上述对于如何改变一家公司的描述与*、*、*等CEO如何把中国从一个落后、低迷的国家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过程不无相似之处。上述的八个步骤也与构建中国变革以及本书核心的八大支柱相对应。
中国正在创造全新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在通向现代化和繁荣富强的道路上，它的“企业文化”不仅服务于企业本身的需求，同时也服务于人民的需要。中国改革之父*一开始就提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来扭转中国的局面，在国内外引起了人们对他政治倾向的争议。人们的误解主要来自于对他的一句名言的解读：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对于*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更适合这个企业，而是哪种体制能够使得企业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
因此，关于中国是否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披着资本主义外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中国既不是两者之一，也不是两者之和。而且，很显然，中国并不是一个慢慢脱去一层层共产主义外衣、悄悄滑入西方国家所准备好的资本主义外套的国家。
尽管中国在经济上拥抱“黑猫白猫”，尽管实施了改革开放，但是中国的政治“猫”的“颜色”从未改变，而西方式的*也从未在中国兴起。1992年，*曾经强调过一点：“中国人民应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在这一框架内，中国已经找到了应对多方面挑战的最佳途径。
西方国家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思维……相信西方国家的模式才是最佳政治模式……来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思维必然导致失望和不现实的期望。真正的答案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政绩。《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首席外交评论员吉迪恩·拉基曼（Gideon Rachman）曾经引用过*的翻译张维为的一句话：“中国人相信政绩的合法性。如果政府政绩突出，它就会被认为是合法的。”
中国向何处去？
想要描述中国所创造的这一新体制并非易事，部分原因就在于，就像其他时代的演变一样，一个新的体制的命名总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领导者们把它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人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们非常赞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观点：“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随着新模式的逐步展现，更加恰当的定义也会随之而来。
虽然中国共产党仍然拥有领导和控制权，但是它的执政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中国领导人很快就发现，想要在通往现代化的征程中取得成功，自己必须要分散权力，这样才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放权意味着把更多的权力交到人民手中。事实上，在许多人看来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权力的分散程度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
我们发现，管理权正通过省政府、市政府、人民代表大会等一步步转移到人民手中。外围正逐步转变为中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大规模地实施这样的试点。中国的领导人提出了广义的概念，然后放手让人民来进行具体的探索。法律法规经常在“试点区域”进行试点，试点成功之后再向全国推广。中国早期的经济特区就是一个体制和管辖权改革的庞大实验室。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大趋势》导言（3）
中国为私企和国企都提供了发展空间，还为企业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给了他们大展拳脚的机会。但是，中国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和政府治理。人民相信政府能够为自己创造走向更美好生活的机会，领导则相信人民是前进的巨大推动力。中国的新模式是建立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的结合之上的，两者的合力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财富的增长。
两种截然对立的体制
美国老鹰VS功夫熊猫
东西方社会和价值观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作为西方国家的领头羊的美国已经遭遇了创伤。作为新兴的领导者的中国想要在经济上挑战西方对手还需要相当长的路程，但是发展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所有迹象都表明全球重心正从西方转向东方。
中国可以参与制定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政治规则。西方国家需要中国市场来保证自己经济的增长，因此为了抢占中国市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尽管如此，西方国家仍然宣称自己有权力和道义责任使中国朝着实现西方现代*制度的方向发展。
在政治领域，西方国家仍然宣称西方*是最好的执政方式。但是从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来看，我们不得不怀疑西方现代*是否是唯一可接受的*形式。一个在西方眼中的“*政府”能够成功地领导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走向富裕，并且保持政治稳定吗？西方人难以想象的资本主义与大政府的结合有可能实现吗？对于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来说，中国已经开始展示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诱人的发展模式。假以时日，它很有可能成为对西方的*治理方式的一种真正的挑战。
驻中国记者霍华德·弗伦奇（Howard W。 French）在2007年3月《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一篇关于中国新模式的文章中写道：“设想一下，如果让一批根据品行选拔出来的、又经过严格训练，思想纯正、胸有成竹的官员，在没有指手画脚的国会束缚的情况下去放手工作，他们会干出何等的业绩来？这一切不正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能以创纪录的速度，从“*”造成的经济废墟中兴建起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宏伟的城市、机场、高速公路和水坝吗？”
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社会所允许的多元性就是在可怕地挑战西方国家作为全球道德高地的地位。中国的开放不仅拓宽了领导层的视野，而且撼动了改革精英们的政治视角。欧洲和美国正在面对一个新对手，它不仅经济繁荣、政治稳定，而且在世界大舞台上坚定地呈现着自己的价值观。
曾经翱翔于高空、无人可以挑战的美国老鹰正在努力恢复自己往日的辉煌，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一度笨拙的熊猫现在经过良好的武术训练后正在慢慢崛起。
中国在崛起。这有什么可怕的呢？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充满无限机遇的国家，欧洲是一个沉迷于为所有事物……不管是工作条件，还是香蕉等……订立规范的联盟，那么中国可以称之为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国家。中国的开放是实现强国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就是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为了实现从“世界工厂”到新技术创新基地的转变，中国通过限制外资股份等手段有效保护了中国企业，并且通过适者生存的严酷竞争壮大它们。
《中国大趋势》导言（4）
在过去30年中，中国领导层的战略计划使这个曾经落后的欠发达国家一跃而取代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且，由于西方国家的公司争相进入这个巨大市场，这使中国处于有利位置来制定各项政治和经济条件。
与在2000年发布了自己的宏伟目标并宣誓要“在2010年成为最具竞争力的知识经济实体”但却从未努力实施改革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欧盟不同，与似乎无法从历史纠葛中走出的日本也不同，中国不仅完成而且超越了自己的目标。
如果有一个国家能够以高质量生产人们所需的大部分商品并以无可比拟的价格优势把它们推向全球市场，那会是何种景象呢？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预言中国就可能成为一个这样的国家。中国不仅在改变自己以适应全球贸易环境，同时也在改变着全球贸易环境。
西方是一个说教型社会，而中国是一个学习型社会
西方国家和企业如何会沦落到这样一个被动地位呢？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