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是一个说教型社会，而中国是一个学习型社会
西方国家和企业如何会沦落到这样一个被动地位呢？西方国家非常欢迎福山（Fukuyama）1989年的论文和1992年出版的《历史之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书，因为福山在该书中写道，西方*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文化演变的最终阶段，也是政府管理模式的最终形式。他的理论还得到了人文理论的支持……全世界应有统一的道德标准。这样，西方国家自然而然会要求所有国家都遵循西方价值观。但是，这种传教式的做法经常被其他国家看作是说教。
而中国则深深意识到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需要不断改正、改善和学习。这种观念使中国成为一个学习型社会，愿意尝试任何符合自己目标的理论与实践，这是它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1979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参观了位于亚特兰大市郊的一家福特工厂。那时福特公司一家工厂每月生产的汽车总量就超过了全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量。*在那次参观中曾经说过，“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中国人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驻北京记者弗兰克·西仁（Frank Sieren）描绘了这样一幅未来场景：配有导航系统和安全气囊的四门中国产汽车以大约5000美元的价格在沃尔玛销售，而且人们可以像购买日用品一样直接去收银台付款。没有炫目的介绍、没有展示厅，也没有繁杂的销售体系，每个星期五直接去停车场提车就可以了。
当然，虽然中国的经济前景非常乐观，它无疑也会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内部问题：
“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上述表述貌似一篇西方社评，但事实上它一字不差地来源于2007年10月*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西方国家现在仍然远远领先于中国。但是，中国已经逐步成长为它们在全球市场上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并且正在创造一种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与美国现代*相抗衡的政治体制，就像美国在200多年前创造了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体制一样。我们将逐一探索中国新的社会体制所依赖的八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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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想要理解*所号召的解放思想，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全中国十多亿人都在搞阶级斗争，必须以共同发展的目标把这些人团结起来，必须把“*”的毁灭性力量转化为建设中国新社会的动力。要实现社会的变革首先要允许人民重新进行自主思考。解放思想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
“我们必须摆脱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
1978年5月的中国：*，一位身材并不高大的伟人，向全中国发出号召：“我们必须解放思想”，由此在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明白，一个自上而下决策的中央集权社会绝不是市场经济的沃土。因此，想要实现以权力分散为特点的经济改革的成功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当时，中国就像是一个实行*统治的传统公司，过度自信的总裁听不见批评，也看不到变化。几十年来一直受压抑的中国人必须要学会独立思考。权力分散和思想解放必须同时进行。
在1949至1976年间，“大跃进”和“*”使10亿中国人完全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饥饿、与世界隔绝、拒绝一切非公有制经济。读书无用论盛行、大学关门，全国高考暂停。
在这一段时间里，人们是如何挺过来的呢？许多书籍中都记载了那段日子给人们留下的伤害，这种伤害也许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但是，在与许多人交谈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当时的苦难。这也许和中国人的适应能力有关，也和他们的乐观天性有关。他们感觉为未来而奋斗比沉迷于过去更加有益。我们所认识的许多中国成功人士都有过在“*”期间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经历，虽然这种把人们像棋子一样随意挪动，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工作和学校的做法在我们看来非常令人不安，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从中获益良多。
当时的一个好主意
“事实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朋友王巍，一位成功的中国商人如是说。他来自中国一个普通的城市家庭，是家中的长子。1978年，高大英俊的王巍只有17岁，正散发着无限青春活力。和其他在1966到1976年间下乡的1200万学生一样，王巍接到通知，要求他离开学校，前往位于中国东北辽宁省的一个小山村工作。虽然这与自己的梦想相差甚远，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仍然满怀抱负努力工作，并且收获了应有的回报。这种时期尤其需要组织和领导才能。他很快就脱颖而出，结束了种地和放羊的日子，成为一位领导着近1000个农民的生产队长。
在这种全国性的“再教育”运动中，后来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当时被派往上海一家汽车工厂做装配工人。着名导演陈凯歌在北京读完高一之后就被派到云南一家橡胶农场。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南京大学副校长在*中失去了当时社会学系系主任的职务，变成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工。约翰在犹他州也有过类似经验，因此很清楚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当被问起自己为砌砖工搬砖头、递石灰泥的感受时，这位副校长说：“这在当时似乎是个好主意。”
1978年，中国变了，“好主意”的概念也变了
为了扭转中国这个濒临破产的大企业，*必须要解放、而不是禁锢人们的思想。在改革初期，18位因绝望而无畏的农民在摆脱教条思想的禁锢之后大胆地迈出了改革的第一大步。本书将在第二章讲述关于他们的故事。*的改革需要调动基层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他支持了这些农民的农业改革。很快，各领域都呈现出了精神解放的繁荣景象。大范围的教育改革也逐渐开始了。科学、艺术和社会领域都在越来越自由的氛围中开始探索。艺术家们不再单单为了赚取报酬而工作，不再局限于传统书法或者宣传品的创作。当时可谓是新的价值观和个性化创作的黎明。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中国的艺术家们开始专注于自己的作品、思想，用作品抒发自己的情怀。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思想解放队伍中的先锋。
但是，走在最前列的并不只是艺术家们。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不甘落后，其中也包括朴实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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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自由
“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由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并没有直接关系，”清华大学中国企业家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前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Scholar）中国研究学者王育琨解释说。“我是在山东莱州长大的，当时我们家里的条件很差。母亲出生于1920年，有时比男人还能干。父亲挣钱很少，刚刚够他一个人生活，因此养活我们兄妹6个的担子就压在了母亲肩上。虽然家里条件非常艰苦，母亲精神上的自由却从未受到影响。母亲没有文化，但是坚持让自己的儿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那些困顿的岁月里，母亲为了自己的这一信念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按照老家习俗，长子不能继续上学，而是应该留在家里务农，但是母亲没有要求哥哥这样做。她还坚持让姐姐读大学，虽然农村的传统思想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女儿身上投资再多也是白费。母亲的所有决定都来自自己的心灵，没有任何人能够限制她精神上的自由。她经常对我们说，‘出水才看两腿泥。’”
“我们都已经走出了泥泞，”王育琨说，“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
*鼓励全中国“出水才看两腿泥”
实际上，*的解放思想就是号召大家摘掉意识形态上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现实。号召解放思想，以及“实事求是”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相信民众和摈弃教条主义的禁锢必然会使社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十多亿人民的能量绝对不亚于原子弹，它可以建设一个新中国，也可以毁灭一个新中国。如果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坚定的信念，*是不会启动这项伟大工程的，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1978年，165；000名年轻人大学毕业；2007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450万。
早在1977年，当时任副总理、主管教育工作的*再次打开通向高等教育的大门时，王巍、王育琨、陈凯歌和其他数千名年轻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才能。对知识的渴求很快席卷了全中国，缩小了人们社会地位和文化的差距。随着大学陆续恢复了日常教学、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特别是*把科学技术称为“第一生产力”，人们对于不同出版物的需求也飞速增长。“每个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中国对于信息和知识的渴求很快释放出来。期刊的种类从1978年的区区几百种发展到了2007年的上万种。在改革开放之前，每年出版的书籍只有大约1000种，现在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25万多种。现在，据官方数据统计，中国的出版物数量已经居世界之首，每年的杂志发行量超过了30亿份，书籍更是超过了60亿册。
几年前，漫步于上海最大的书店（一共有7层楼，每一层都有足球场大小）时，我们几乎被一排排书籍与杂志所淹没。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在选购图书，还有许多人干脆坐在台阶或地板上，从他们买不起的书中摘抄。
自力更生
报道中国的人们都来自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背景。大部分记者在报道中国的时候都会参照自己的祖国，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先进或是落后。这样就会带来不同的报道视角。*主席在*十七大上的报告很好地总结了中国当前的现状、目标和面临的问题。报告中强调了继续解放思想、深化经济、文化和政治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大家可以很方便地从互联网上下载这份报告。但是，就像共和党人和*党人对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演讲的理解有所不同一样，胡主席的报告也有一定解读的余地。
要真正读懂这篇报告，透彻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与解读文字一样重要。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们也时刻提醒自己，我们的认知基础是西方的，自己的观点并一定就是中国人的观点，任何公正的评价都需要尽可能地放在中国这个大背景下做出。不过，我们毕竟来自西方国家，这种背景还是深深影响了我们对于一对中国夫妻的第一印象。
那是在2000年。我们走出上海的酒店，向拐角处走了几步，没想到这几步之遥就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距离五星级丽思卡尔顿酒店大约50米的地方有一家小商店。不过，“商店”这个词太抬举它了。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摊子，后面用红蓝白色相间的防水布搭了一个小帐篷。我们了解到，这个大约4平方米的小帐篷是一对夫妻的家，他们在前面的小摊子向附近的建筑工人售卖快餐和饮料。上海几乎所有街道上都会有正在施工的大厦，因此不乏流动的建筑工人。但是，这种在我们西方人看来糟糕得无法承受的生活条件在这对夫妻眼中已经是一种改善了：他们感觉自己现在的生活比在农村时已经好多了。我们经常去他们那里，在丽思卡尔顿酒店工作人员、我们的好朋友温雪薇的帮助下与他们交谈。她还经常为我们带来有关这对夫妻的消息。
现在你已经无法在那里找到他们了。他们的境况逐步改善，酒店旁边的那个小摊子使他们有能力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后来他们开了另外一个小摊子，不久之后还雇了帮手。他们不用再住在货物边上了，而是搬进了一套简朴的公寓。后来有一天，他们消失了：在另外一个地方开了一家“真正的商店”。
逐渐彰显个性
如果是在30年前，上面的那个故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解放思想”为人们打开了一扇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的大门。但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仍然有别于西方人。即他们认为个人生来就是集体中的一份子。他们更多地把自己看作群体中的一部分，而且他们欢迎强势稳当的人领导自己，因为这样可以保证有良好业绩，这对谁都有好处。把中国当作一家企业来治理非常契合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中国人在家庭、集体中的权力和自信心都有所提高。
我们的朋友张海花解释说，与中国大部分的思想相同，这也源于中国悠久的农业历史。几千年以来，中国人都居住在田地附近的村庄，他们的生存依赖于彼此的帮助与协作。再加上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理念被扩展到对国家和政府的忠诚及对师长的遵从。
现在，在农村务农的人口仍占中国总人口的40％。虽然第一项重大改革出现在农村，但是农村也许将成为最后一个彻底实现思想解放的地方。
忘记自己历史的西方国家
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要比西方国家晚一百多年。现在，西方国家往往用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但中国人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现状的。他们对于自己现在的生活条件感到欢欣鼓舞，对于未来也是信心百倍。虽然在西方人看来他们的生活条件实在算不得怎么好，但是要知道，这仅仅是因为我们在用美国人或欧洲人的眼光看待这一切而已。
思想解放是需要时间的。回想一下，西方国家是在大约两百多年前开始现代*进程的。直到1971年2月瑞士的女性才第一次完全拥有了选举权，美国的种族隔离到20世纪60年代才结束，印度这个最大的“*”国家仍然存在非常不*的种姓制度。
中国有违反*的现象，而且任何违反*的事都应该受到谴责。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国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实现了一项基本*。《联合国*宣言》（Human Rights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第三章中写道：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安全的权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4亿多中国人从贫穷、饥饿的绝境中走了出来。中国的识字率为，平均寿命为73岁，人均GDP为5962美元。与之对比，印度的识字率仅为61％，平均寿命为69岁，人均GDP也只有2762美元。（GDP建立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之上。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国创业思维的复苏
确保生命、自由和安全的权利当然离不开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号召中国人民解放思想就如同电火花点燃了长期以来处于休眠状态的创业思维。这一解放也减轻了进行全面社会变革时各方面所面临的压力，使中国人越来越欢迎改革。它促使中国向贫穷落后主动开战。不仅如此，它还为各个层次的商业活动建立了全新的框架与立场。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需要在各条战线全面开战。中国这个大企业的方方面面都处于荒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