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毛毛虫来说这是生命的终点，但是对于智者来说就是蝴蝶的出现。
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再见，很多时候说出这两个字都需要莫大勇气。但是没有结束就没有新的开始。
中国何时才会大胆地走向全面政治解放，丢弃毛毛虫的空壳，放飞蝴蝶呢。
1978年，中国共产党打开了使毛毛虫与世隔绝几十年的坚硬外壳，开始了神奇的蜕变。但是中国为何仍然藏在毛毛虫的躯壳之中呢？毕竟蝴蝶不仅更加漂亮，而且这一名称也更加精确。这只中国蝴蝶为何一定要隐藏在共产主义毛毛虫的躯壳内呢？中国共产党为何仍然自称为共产党？共产主义怎么会是蝴蝶呢？
共产主义（muni*）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中的munist，也就是“联合”的意思。这一概念与中国这样一个重视集体的国家非常吻合。其实共产主义有两个不同的定义。
定义一是“共同占有生产生活资料，消除阶级、国家概念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这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定义。
第二种“纯粹共产主义”指的是建立没有阶级、国家和压迫的社会，*决策，允许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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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飞蝴蝶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第一个定义，建立了一个没有阶级之分的国家。和自然界的毛毛虫一样，中国逐渐成熟起来。与他们在苏联的共产党同志们不同，中国明白了苏联的体制不是一个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求的切实可行的模式。体制僵化的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在于它无法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因为共产党改变了路线或名字。
中国的领导者们所拥有的睿智和务实使得他们抛弃了僵化思想的束缚。就像*所说的那样，人们的洞察力是建立在实践经验之上的，如果通过“实事求是”发现一条道路行不通，那么就选择另外一条。
但是中国领导人不愿承认在意识形态上不再追寻先驱者的足迹而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他们抛弃了阻碍发展的共产主义观点，而根据中国自身情况选择了适合中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名字，而是因为实实在在的成绩。尽管经历了无数磨难、受到西方的众多谴责，中国试验了也取得了成功。它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如果它继续坚持已经选择的道路并且完善自己的制度，本书第二章中还会描述，那么它肯定能够建立一种异于西方*的新型模式。中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中华人民共产主义共和国。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联系要比与共产主义的联系紧密得多。与其说它是共产主义政党，不如说是人民政党。
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社会，所有的决策都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程序所产生，所有成员都有权力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决策。中国是从共产主义理论中吸取了精华。
朝完全政治解放的道路上行走的最后几步就将是放飞这只蝴蝶，并为其正名：蝴蝶已非毛毛虫。
“摆脱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是*对全中国人民的号召。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思想解放，并且拥有了自信心，这也是自我批评的前提。大部分批评都是公开进行的，一些微妙问题除外。但是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出了“阳光政务”的承诺。他们也许并不完美，但至少耳聪目明。
解放思想使得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它还使得社会底层群体增强了自信心，帮助他们看到自己对社会的贡献、鼓励他们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中国未来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解放思想还将在各个层面继续进行。
在分析中国现状的过程中，本书中描述的支柱逐渐浮现。支撑着中国改革的这八大支柱又都倚重于这个支柱……解放思想。如果不解放人们的思想，使他们为整体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那么整个结构就会坍塌。只有人民能使改革成功。从艺术家到企业家，人们都可以自由思考、自主决策，决定在通向现代化进程中自己的脚步。教条主义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而解放思想则是建立在信任之上。中国的领导者不断加强解放思想的过程，使得他们和人民都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解放思想好比中国的春天，新芽萌生，经历夏天的成熟之后，秋天必定收获累累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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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眼中的自由
对于美国人来说，自由意味着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他人武断行为的约束。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认同这一观点，个*利是这些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是，对于不同民族来说自由也有不同的含义。
中国人的思维受到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社会秩序与和谐。这两个概念是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孔子认为只有秩序才能为人们带来真正的自由。这类似于群体性运动，有了比赛规则的约束运动员们才可以自由比赛。同样，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也为人们提供了可以自由活动的环境。在中国人看来，秩序并不抑制自由，而是界定自由活动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人所理解的个人选择的自由，由于其社会与法律环境的制约，导致了谁对谁错的无休止的争论。许多西方人确实认为正是争论与不和谐带来了突破、新思想和创新。但是这种争论与不和谐不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别是在执政这种严肃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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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纵向民主（Vertical Democracy）
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大部分西方国家所采纳的都是这一模式。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对自由和*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来自于其他文化背景、拥有对世界和社会不同的理解。采纳纵向*，而非横向*，情况又会如何呢？
中国人相信人们生来就是密切联系的，所有个人都是集体的一份子。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与他人和谐相处是处世的要领。个人责任远不如与周围人的关系重要。在这种环境下，政治运作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者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
在这样一个权力高度分散的社会中，领导层吸纳自下而上的意见和需求制定一个整体的纲要。这些上下互动的积极性得到了鼓励，并允许根据情况和环境的不同灵活变化，只要符合领导层所制定的总体目标即可。这样便创造了一个纵向结构，新思想和经验可以源源不断地沿着这个纵向轴交流。中国正处于创建符合自己历史与思维的*模式的初级阶段。虽然这种纵向模式也有自己的缺点（稍后我们会进行讨论），但是它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
在西方人眼里，执政的合法性在于是否通过选举；而在中国人眼里，执政的合法性更多地在于政绩。由于这样的规则，中国政府的政绩是非常出色的。
中国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念与方式在过去30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变为吸纳民众自下而上参与的执政党。在这个纵向*社会中，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参政议政，政府决策和执行的透明度也在逐步提高。就像胡主席所说的那样，“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用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与思维分析中国
几千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自上而下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自下而上的力量一直被压抑，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的政治地位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自下而上的声音也日益响亮。由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都仍然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质疑，至少是以温和方式的质疑是允许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不容置疑。
2001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把这个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12亿人口团结在现代化事业之下，那么“整个国家早就变成一团散沙了。”人们可以就做一粒散沙还是集体中的一份子哪个更好进行争论，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如果没有*坚定的总体目标，中国经济奇迹的速度、进步和成功都不可能实现。
无论“人民”的定义如何，它都是中国政治体系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等。在与约翰一次私人长谈中，江泽*席熟练地引用了林肯总统盖茨堡演讲中的结尾部分：“民有、民治、民享”。这是约翰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如何理解人民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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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民治，民享”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2000年9月，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迈克·*（Mike Wallace）采访时，*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询问*对于*的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可以选举自己的国家领导，但是你们却显然不愿意让中国人民选举你们的国家领导呢？”
“我也是一位经过选举而产生的领导人，不过我们的选举制度不同，”*反驳说。“每个国家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制度，因为我们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文化、历史传统不同，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同。”
在回答*关于中国为什么是一党执政时，*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反对党呢？你们美国人总是试图把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强加给全世界。这种做法不太明智。坦白说，中国和美国在价值观方面有很大差异。你们美国人总喜欢用自己的价值观来评判其他国家的政治状况。我们的确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经济管理经验，但是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这就是我们在过去20年中取得巨大进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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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的第一次行动
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新的宣言，它把工作重心在一夜之间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发展。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宽松和自由。政治领袖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如果他们无法理解自下而上参与的重要性，那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第一次行动也许会被打压，我们也就不会听说那个偏远村庄里18位农民勇敢的故事了。
推动这第一次自下而上行动的正是当时的绝望与勇气。事实证明，它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经济观念的转变，是这个极度落后、偏远的小村庄中一次自下而上的反叛。“大锅饭”曾一度被看作是满足人民需要的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粮食，不管他所做的贡献有多大。但是，“大锅饭”并没有使人们丰衣足食，反而变得吃不饱、穿不暖。由于生活条件实在太差，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饥饿的农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放手一搏，争取过上更好的日子。
1978年10月的一个晚上，这些一贫如洗的人们秘密聚在一起，蘸着红印泥在协议上按下了手印。“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每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这一协议现在收藏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
这些农民决定实行大包干，把公社土地分产到户。这是一个革命性举动，而且非常危险，因为在土改时期，许多拥有土地还不到6亩的人都被*、没收土地，有些甚至被作为“地主”处死。小岗村的协议无疑违反了束缚了农民和农业生产多年的公社体制的规定。
但这一大胆的举动得到了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的支持。后来，他们的成功引起了*的关注，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方向，决定“把当前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恢复了农民的责任田、推行市场经济体系，并且肯定了消费。自下而上的行动和活力一旦释放出来可以有力支持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总体目标的实施。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体系的成熟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而且，手握选举权的中国人根本没有*决策的经验。在戈尔巴乔夫总统改革初期的苏联就是这种状况。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混乱，这是珍视和谐与秩序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中国没有以*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党执政体制内进行了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中国以令人震惊的和平方式完成了这次巨大转变。
在过去30年中，4亿中国人摆脱了贫穷，不再挣扎在生存的边缘之上。中国的变化是逐步实现的，而且也经历了起起伏伏。其中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改革出现在1984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迁入城市。事实上，这项政策的出台顺应了很多农民进入城市打工的现象。在这以前随便迁居是不允许的。在过去10年中，亿中国农民进城务工，其中三分之一为女性，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迁移。工厂、家政业、饭店、建筑工地、废品收购站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你很难找到他们没有涉足的领域。
这些进城务工人员一般都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是对未来充满信心，为了改变自己命运，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也非常有创造力。他们在实践中学习，有时为了得到一份工作甚至不惜夸大自己的资历。大部分中国人都雄心勃勃、眼光长远，而且愿意付出努力。因此，从《中国日报》上得知76％的中国人都认为未来5年内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的时候，我们没有感到惊讶。
基于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甚至超额取得的成就，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政府能够继续引领国家走向小康、设立进一步改善人们生活的新目标并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家领导人从来没有像西方领导人一样认为领导者必须具备顶尖的专业知识和冠压群芳的思维。中国人更喜欢“宏观引导式领导方法”，也就是说由领导者设立总体目标，然后让人民去实施。进步是在自上而下的管理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实现的。
“我们国家的*是不可能和西方人所热衷的西方*完全一致的，”*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如是说。2007年10月，*主席在*十七大上的讲话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我们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及“我们必须扩大人民在各领域各层次的有序参政。”随着时间的推移，纵向*的发展将进一步壮大自下而上的力量。*总理在2008年1月全国人大上的讲话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他引用了林肯的盖茨堡演讲并且进行了略微修改：“民有、民享、为民负责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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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力量的日益壮大
中国拥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不管在哪个国家，领导权的平稳过渡都是政治稳定的体现。很多西方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中国领导人从*到*再到*的平稳交替。政治稳定是自下而上力量壮大的基本条件。在中国的这个纵向政治体系中，进行决策的并不是某一个政治家，而是整个领导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