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苏州解放不久，国民党逃跑时留下的潜伏特务和旧社会的黑恶势力尚未清除，社会秩序确实相当混乱。那时革命干部实行供给制，食宿服装都由学校提供，每人每月发给两万元津贴（相当于新币两元），仅够买点生活日用品。因此，曲传成也难得有机会出去逛街，半年时间里只出去过两次。事实上，紧张的学习也让他无暇顾及游玩了。
第二期的教学计划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造学习”，主要学习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第二阶段学习《社会发展史》。为配合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要求，临时增设了整风课程。第三阶段学习“形势与任务”，分为三个单元：新中国的建设任务、农村土地改革和学习总结。第四阶段*鉴定，分配工作。
在曲传成的记忆中，一开始的理论学习还比较“轻松而快乐”。主要是小组集体学习、讨论和听报告。只要领会学习内容，讨论时愿意发言就发言，不愿发言就不发言，加上供给制下衣食无忧，同学们过得非常开心。课余时间同学们喜欢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海阔天空谈天说地。男生们特别喜欢打篮球，经常打比赛，引得场外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加油。然而，这种日子很快就过去了。
整风阶段的到来一下子扫光了学员们往日的欢乐。学校领导定下了整风的基本原则：不谈工作中的成绩，只谈缺点和错误，公开的隐蔽的都要谈。不仅如此，还要谈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思想、言论、行动和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等问题。具体到每个人，都必须先写出自我检查、自我批评的书面材料，然后在小组会上宣读并接受同学的批评指正，最终达到自己满意小组通过为止。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要求每个人遵守与人为善、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风细雨的批评方法。被批评的同志则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诚恳接受批评帮助。按学校的要求每个学员都必须通过书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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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一些工作较长的老同志往往要经过一二十次的检查批评才能过关。曲传成看到他们“明显地饭吃少了，考虑问题的时间多了，个个都瘦了一圈”，却不曾预料到接下来自己也要面对同样的境况。
有一天，校部的工作人员找到曲传成，问他准备检查哪些问题。曲传成回答说还没考虑好，正在准备。对方提醒道：“你的检查中，应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你在山东干校说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才决定来革大学习；二是你说过我们新干部、*员错误和缺点不多，是吗？”曲传成承认是说过这样的话，于是对方接着说：“这两个问题在你身上是主要问题。我问你，来革大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是来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建设新中国的本领呢？还是来游山玩水的呢？新干部、*员就没有缺点、错误了吗？你还没有认真的检查就说少，对吗？”随即要求曲传成好好检查，挖挖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并责成其在小组会上第一个作检查。
在今天看来，这种谈话无疑带有无限上纲上线的倾向。但在当时，却是人人信奉的思想哲学——不干干净净地清除思想污点，如何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干部。但曲传成一开始却并没有将这种“思想洗澡”当成大事。
在随后的小组检查中，曲传成作了初次检查，他认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自己小学课本里读来的，当时也是随口一说，并无深意，感到问题不大。结果在小组会上遭到了强烈的批评。同学们认为这是避重就轻，认识不深刻，没有往思想的深处找原因查问题，检查自然也没法通过。
此后，曲传成一次又一次做检查，同学们一次又一次指出其不足与缺点，一次比一次要求严，提出的问题和批评也一次比一次尖锐深刻。好在同学们都遵守整风原则，在批评时始终坚持和风细雨，从不搞人身攻击，更不搞武斗，即使如此曲传成每次都会被批得汗流浃背。经过同学们的耐心“启发”，曲传成终于意识到，“自己随口说出的话，事实上反映的是自己世界观的问题，也就是革命的人生观问题，是能否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大问题”。直到他已经完完全全否定了旧我时，他的检查才算勉强过了关。
政治教育
事实上，除了严肃的学习任务，革大的学员们还可以享受一下难得的文娱生活。
早在曲传成入学前两月，来自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二期学生已经入学。入学不久，学校领导请来上海沪剧团，在学校广场的临时舞台上演出了革命戏剧《赤叶河》，主要讲述老解放区翻身农民自由幸福的生活以及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
到了学习中期，学校领导专门抽调部分革大文工团员分派到各班，帮助大家排练歌舞。经过精心准备，二期同学在刚落成的大草棚内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晚会。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京剧《小苍山》和少数民族的《鄂伦春舞》，在每个节目的间歇，同学们齐声歌唱《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这一切自然成了二期同学终生难忘的红色记忆。
临近结业的时候，结合《土地改革法》的学习，学校文工团专门排演了歌剧《白毛女》。演出在苏州最大的开明戏院举行，剧场内座无虚席。半个多世纪以后，三部22班的老学员李昉回顾这段往事时，才突然意识到“这三场演出，不仅仅是一般性的文娱活动”，更是意义深远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 最好的txt下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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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为原型的教学片《思想问题》在各地开始热映。故事中一群身份各异的学员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来到华东革大，有的学员积极要求走革命路线，有的学员则坚持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还有的学员本身就是国民党特务，蓄意破坏学校的教学活动，彼此之间冲突不断。但最后经过思想改造，这些人最终都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在本部二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华东革大还招收了一批特殊的学院，他们被安排在“政治研究院”单独学习，到政治研究院来学习的大多数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老知识分子和*党派或无党派人士，也有原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教育界知名人士包括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著名昆虫学家邹树文等人。
与曲传成这样的青年学生不同，这批老知识分子大多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彻底接受一种新理论的指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曾经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过，与在华东革大学习的老人们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回忆说，在政治研究院“除了自学、讨论，还要当众做思想检查，大家来批判。”即便如此，这些老知识分子也很难像年轻人那样容易被改造，“人的思想一旦定型，就很难改变了，好比语言，家乡话说了二十多年，忽然让改成另外一种语言，即便勉强去做，也很难彻底改变。”
但总体来说，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并没有后来那么严厉，这些老知识分子最终陆续“过关”，只是过去的社会职务被调整了，陈裕光放弃了金陵大学的校长职务，金陵大学也在随后的院系调整中被并入南京大学；章益被送到了山东师范学院做了一名心理学教授；欧元怀也不再担任大夏大学校长，大夏大学校长与光华大学合并成为华东师范大学；邹树文被送到南京担任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成为专门研究昆虫的守陵人。
而和曲传成一同毕业的1000多名年轻人们则要幸运多了，1950年10月下旬，他们满怀着“救百姓于水火”的革命豪情，乘专列前往安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之中，成为了“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骨干。
一个“镇反”人员的别样人生
对于杭州人姚承霖来说，1951年多少有些意外。此前，他是上海龙华机场担任外事交往的负责人，隶属上海市公安局外交管理科，能讲一口漂亮流利的英语，看起来前途无量。此后，他成为一名被镇反的阶下囚，从此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文/国家历史记者 白伟志
对于杭州人姚承霖来说，1951年多少有些意外。此前，他是上海龙华机场担任外事交往的负责人，隶属上海市公安局外交管理科，能讲一口漂亮流利的英语，看起来前途无量。此后，他成为一名被镇反的阶下囚，从此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那一年他26岁，老旧的照片上看得出那是一个儒雅、秀气、风华正茂的青年。此后，他经历了劳改、治淮、修铁路、下放、*……而今，这位已经85岁的耄耋老人经常提及公安系统的一位领导对他的评价：“老姚文化程度最高，工作能力最强，但是吃的苦头也最多。”而这句话几乎概括了他一生的坎坷经历。。 最好的txt下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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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
1949年之前，姚承霖为了贴补家计，曾担任过一个杨姓国民党军官女儿的英文家教，不想却虏获了这个16岁少女的芳心。虽然只是这个姑娘的一厢情愿，但却给姚承霖后来的苦难埋下了伏笔。1949年，杨姓军官独身去了台湾，留下妻女在上海，靠收房租为生。
解放初期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持续轰炸，特别是1950年2月6日对上海发电厂的轰炸，使整个上海电力供应陷于瘫痪，原本就举步维艰的上海工业雪上加霜，许多工厂停产甚至倒闭，这直接导致大批工人失业。
一天，杨姓少女去收房租，房客们哀求她能缓收一段时间，待找到新工作再补上，但迎来的却是小姑娘干净利落的几个耳光。
没过几天，姚承霖就被昔日的同事客气地请到了公安局，在这里，他惊奇地发现杨姓少女和她的母亲都在里面接受审问。此时他才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杨姓少女被房客告到了公安局，罪行是“勾结人民解放军进行反革命活动”。而“人民解放军”，指的就是他（解放初期，上海市公安局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管辖，警务人员制服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
就这样，姚承霖莫名其妙便被送往位于虹口区提篮桥附近的监狱里关押了起来。那时他并不知道，就在他被关押后的几天，公安局的一个领导召集大会，向同事们说到：“外交管理科的姚承霖，工作能力蛮强，也蛮负责任，但是你们晓得他是什么人吗？今天我告诉你们，他是台湾派来的特务！现在他在上海设立电台、招揽特务，和舟山群岛有密切关系，和蒋经国也有密切关系！”
“同事们听了都怕了，老姚怎么是这么一个人……”老人苦笑着回忆，一时之间，他们很难将这个平日里勤勤恳恳的老实人与印象中那些阴险狡诈、无恶不作的“反革命”特务等同起来。
事实上，解放后的上海确实进入了多事之秋，“反革命”活动极为猖獗。一方面，由于新旧政权交替而产生的统治真空导致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大批散兵游勇和难民涌入，与原本就存在的大量底层流氓无产者一道浑水摸鱼。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解放头七个月里，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特别是1949年6月上海解放的第一个月里，全市就发生盗案173件，平均每天就有五六起之多；窃案2205件，平均每天更高达70多起。
另一方面，国民党空军对上海进行持续轰炸，留下来的残余势力更是蠢蠢欲动，四处造谣，说什么“轰炸全因共产党”，“国民党回来了，已经在浦东登陆”等等。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到达顶点，台湾更是派出大批特务人员从海外向大陆渗透，意图颠覆*政权。
一时之间，上海的形势非常紧张。但姚承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会和自己有什么联系。尽管解放前他和国民党有过一些来往，也都是工作上的需要，自己属于专业的技术人员，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正是因为看到了国民党的种种问题，他在1949年才毅然决定留下。
因为在同事之中口碑好，工作能力强且作风清廉，姚承霖也很快被新政权继续留用。而解放后的历次审查，他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如今，自己怎么会突然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特务”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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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反
姚承霖并不明白，此时的上海滩早已经是风起云涌。由于一开始对镇反运动并不积极，上海市委的领导已经受到了中央的批评。
1950年6月召开的*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鲜明地肯定了*反革命的极端必要性”，他说：凡是反革命，“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一切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须坚决肃清。朝鲜战争爆发，10月8日，*中央决定出兵朝鲜，与此同时，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千载一时之机”，所以两天后，他便亲自主持通过了“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反革命的工作。
在历史学教授杨奎松看来，“‘双十’镇反，并不是突然的举动，*反革命是新建政后早就决定必须要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唯一的考虑是适当的时机。面对即将到来的抗美战争的强大声势，毛泽东当机立断要求大张旗鼓地清除反革命分子，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时机来到了”；而“基于过去革命的经验，毛泽东相当了解，这种大规模*行动，不仅对*的旧势力会有强大的震慑力，而且会对广大基层民众起到一种相当形象化的政治教育的作用，会极大地树立起新政权的政治权威。对于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
然而与毛泽东下决心乘抗美援朝战争发动“镇反”运动，一劳永逸地扫除内部隐患，根绝国民党特务隐藏的社会基础的最初设想不同，*中央发动“镇反”运动之时，“华东以及上海的*领导人显然相信，上海这时无论社会治安，还是国民党颠覆的危险性，都已在有效的控制之中。他们这时明显地还在关心如何进一步建立执法机关执法，以及司法机关审判的规范，树立新政权的良好形象，和使整个政府行政迅速走上法制轨道的问题”。
正因如此，在“双十”指示下达后，上海接连三个月没有任何行动，毛泽东对此似乎并不满意，他在1951年1月下旬致电上海市委：“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紧接着，他又再三督促上海加大镇反步伐，并对其“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镇反’工作”进行了批评。
经过三令五申之后，上海市委终于做出了积极反应，3月15日，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把上海市委的“镇反”计划转报给了毛泽东，其电称：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10000人……关4000，管3000。正是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反革命运动”在上海滩展开了。
劳改
姚承霖永远记得1951年4月的一天，审判长把自己叫到办公室里谈话的情形。
“他说姚承霖，你的情况我们调查过了，你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