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国家历史特约 方军
1937年7月7日夜里，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三大队在队长清水节郎的带领下，在卢沟桥以北进行军事演习。夜11时许，日军扬言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内搜查，并鸣枪示威。中国方面表示可以代为查找，但拒绝日军入城。日军即于当夜炮击宛平城，并调兵一营，偷渡到运河以西，从东西两面夹击卢沟桥。中国守军第29军奋起抵抗，抡起大片刀向侵华日军冲杀而去，全面抗战就此爆发。
29军在卢沟桥上亲历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2007年卢沟桥事变70周年，全国幸存的29军老兵在卢沟桥上进行“最后一次集结”，当时只来了9位原29军官兵，其中年龄最大的94岁，年龄最小的也有88岁，随着老兵们的凋零，72年前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越来越少。
91岁的刘思远是陕西省亲历卢沟桥事变的29军老兵中唯一幸存者。他是山东省菏泽（曹州）县人。1931年，刘思远父母均已过世，而日本帝国主义又强占了东北三省，在濒临战火硝烟之时，16岁的他离乡投军。1936年，刘思远在北京经表兄郭祥民介绍参加了原属冯玉祥西北军的29军，被编入29军37师220团，军长为宋哲元、副军长佟麟阁、37师师长冯治安、220团团长戴守一。
保卫卢沟桥
刘思远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我们29军官兵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奋勇杀敌。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作为侦察员我和战友已经被盘踞在丰台的日军抓住一次。日军把我们关在一个大宅子中。当月黑风高之时，我们趁日军哨兵打瞌睡，互相磨破捆绑的绳索，翻身上墙，逃了出来。回到连队，连长奖励我们一人三枚大洋。
卢沟桥事变之夜，敌人曾多次向守卫卢沟桥的219团挑衅，置我方警告于不顾，驻扎在丰台一带的日军约一个师团，以打野操为名在夜间进行军事演习。7月7日晚，他们在实弹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在打野操中被我方守军扣留于宛平县城，要强行进城搜查。我守卫部队下令紧封城门、加强防守。日寇迅即割断四周电线，对我守军层层包围，接着向宛平城开枪射击，并炮轰卢沟桥。
刘思远所在的37师220团当时驻扎在颐和园附近，听见炮声后，急电联系卢沟桥守军。但通讯中断，联系不上。220团立刻遣人前往打探，结果发现四处交通要口布满铁丝网，日寇岗哨林立。得到消息后，37师即从全师各团选拔精壮士兵，组成200多人的“奋勇队”，前往保卫卢沟桥，刘思远即是其中之一。
91岁的刘思远回忆说：“我是山东人，卢沟桥那阵儿，我身高体壮、年轻气盛。1936年进29军以来，我每日坚持严酷的军事训练，抡起大片刀那是呼呼生风、镲啷啷作响，即使是三个日本鬼子也近身不得！尤其是近战、夜战，我们29军的大片刀更让侵华日军闻风丧胆！”
“奋勇队”受命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赴卢沟桥阵地。为使士兵在黑夜之中有所标志，“奋勇队”成员都身穿白背心，臂扎白布巾，每人带短刀一把、手榴弹四颗。部分人员配胶把钳子、斧子、剪子，以拆除敌人设置的铁丝网。
7月7日深夜，“奋勇队”成员作为尖兵，趁敌人不防，剪掉敌人布防的铁丝网，猛力向敌巢穴投掷手榴弹。敌人受惊后倾巢而出，发疯似的与“奋勇队”白刃相交。“奋勇队”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手持钢刀，狠狠地回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2）
刘思远回忆道：“在紧急搏斗中，我眼见一个鬼子兵端着凶器，用‘先刺后挑、开膛豁腹’的手法向我胸前刺来，我拼命用短刀朝下压拨敌人的刀尖，鬼子兵又用刺刀猛地朝我肚膛挑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迅速向左闪躲，欲谋回手，不料被鬼子刀锋刺伤了右腿股部，顿时血流不止。”
“奋勇队”与37师的紧密配合，将日寇砍杀了个措手不及，血流遍野；而我军仅有少量伤亡，卢沟桥尚得防守。
负伤
敌人败逃后，37师支援部队进城与219团会合，商定除留适量兵力守桥保境外，余部随219团团长吉星文驻回西苑。
7月7日夜晚激战之后，日军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其驻丰台约一个师团，向我方开火，还调动北宁铁路一带屯驻的兵力以及飞机、大炮、坦克等重型火力，向我方猛烈袭击，29军与敌展开防守战。由7月7日至下旬，历时20多天，卢沟桥一带硝烟弥漫、炮火连天。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都殉国身亡。
据说当时有美方代表前来调停，要求双方停火。但现实情况与其说是停火，不如说是日寇缓兵增援。不久，北平、天津失守，连云港等地也被敌人占领。日军进而向内蒙、中原一带进逼。由于形势逆转，我军奉命退守卢沟桥。
随着战争形势逐渐恶化，1938年正月初三，220团再次奉命转战河南省清化县。这一天清早八时许，日寇仍以飞机、大炮、坦克等重型火力做掩护，向我方猛烈袭击。刘思远记得，当时他的右半身一连受伤五处，因流血过多而晕倒在地。身边一位战友王斋柱背他前进，行约半里许，王斋柱被飞弹击中胸部，两人互相搀扶又走了20多步，王斋柱气绝身亡。刘思远奋力挣扎着独自走了半里来路程，碰到救护队。救护队将他抬到后方团部，抢救治疗。
由于战火节节逼近，翌日天明，他被送到巩县国民党第12收容所治疗。过了一个星期，又转到陕西华阴县陆军第二后方医院。1938年2月间，刘思远又被送到千阳县106医院疗养。
106医院在千阳
采访91岁刘思远时，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在河南受伤的29军伤兵怎么到陕西省千阳县了？2009年2月15日，在去刘思远老人的家的途中，记者看见了屹立在千阳县中心的原国民党106医院旧址：一座修建于宋代的泰山庙。当时，在千阳县的国军106医院共有6所医院，都临时建立在文庙、城隍庙、永宁寺、泰山庙、三义庙、十坊院6所庙宇。刘思远老人在抗战初期在卢沟桥等战场多次负伤后，就在泰山庙住过。
在1985年6月陕西省千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上这样记载：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开始不几天，平津沦陷，河北、山西相继告急。侵略军的矛头沿陇海、同蒲两线向陕西潼关逼近。……前线负伤战士需转送到后方医治疗。基于这种情况，军政部军医署所辖106医院便来到千阳。直到1942年3月，106医院才奉命调离千阳，赴宝鸡下马营，后迁往兰州等地。
106医院是在太原势不能守的情形，在山西临汾临时组成。1938年1月经西安、凤翔来到千阳。该院自院长薄鉴文以下共有官兵二百多名，其中多数是山西各县人，有医官十多人，看护队百余人。为了便于管理伤兵，还在编制以外设副院长一人，由李广阳充任。该院来千阳以后，县城内外几座庙宇都做了粉刷，还动员附近民众腾出了一些住宅，供伤兵和医护人员使用。
1938年3月以后，国民党军队伤员不断地被送到106医院，最多时在千人以上。千阳县城平日居民稀少，突然增加如此多的医护及伤兵人员，街道里巷，军民混杂，不辨孰多孰少。
106医院的伤兵员大部分系冯玉祥将军的旧部29军的官兵。他们中大部分尚有革命军的素质。然而仍有少量轻伤者以及伤愈未归队者外出骚扰百姓，甚至聚众闹事。管理伤兵、维持社会秩序，当时便成了医院及地方政府一件最难的事情。
医院负责管理伤兵的副院长李广阳是青红帮中的头儿。来千阳以后，李广阳多次开山堂，收徒弟，大凡伤兵中的活动分子都成了他的门徒，每逢伤兵闹事，只要李广阳出面，风波便告平息。他设置禁闭室，实行责戒。有一次，一个伤兵在北城外损坏了群众的高粱，被告发在医院，李将此人叫来责打了一顿，关入禁闭室。
又有一次，伤兵李玉龙在街上喝酒未付酒钱，还摔碎了杯子，被刘思远发现，告知排长郭祥民。李玉龙为免受处分，自动向商家付清酒钱，随后去向排长打了报告。排长郭祥民勉励他说：“知错就好，再不能这样做，咱们是冯司令（冯玉祥）、29军的队伍，不要损坏冯司令和29军的名誉啊。”
106医院出来的伤兵，有的自找对象，有的接来家属在千阳落户。他们当中有的当铁匠、木匠，也有从事农业或摆摊、开店、串乡当小贩的，都成为千阳居民的一个组成部分。1938年2月间，到千阳县疗养的刘思远伤愈后也留居千阳，1941年至1942年在千阳开设照相馆。
1944年刘思远和爱人在原106医院认识并结婚，第二年日本投降，千阳县城满街放炮庆祝。刘思远所开的店铺在1956年千阳的工商户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时，纳入合作商店之列，刘思远又任服务合作社门市部主任。如今改革开放30多年了，刘思远也退休30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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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最后岁月与真假遗嘱问题（1）
晚年蒋介石 在蒋介石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冥冥中对清明节感触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读那句诗：“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他应当早已体悟，此生功名尘土、荣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遗嘱不遗嘱，对蒋介石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
文/国家历史特约 王丰
一九七五年四月初的一个下午，八十九岁高龄的蒋介石斜倚在士林官邸卧室的电动升降病床上。蒋介石这天的精神不错，他呼唤值班的台北荣民医院护士罗小姐。蒋说，过两三天就清明了，你替我念几首描写清明节的古诗吧！罗小姐翻开蒋介石常看的那部《唐诗三百首》，她起先念的是唐朝诗人杜牧写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蒋介石对这首熟悉的诗没有特别的感觉，只让罗小姐念了一遍，就转念别的诗句了。罗小姐接下来念的是宋朝诗人黄庭坚写的《清明》：“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当念到最后一句时，蒋介石脸上肌肉突然略微抽搐了一两次，他说，这首诗写得好，你多念几遍。罗小姐起先还不太懂诗里的意思，一边念，一边看书里的语译，她才晓得这句“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意思是说，人活着的时候，不论你是圣贤还是平庸之辈，生命结束的时候，留在人间的不过是长满野草的小土堆。
缠绵病榻
蒋介石的病体，从体弱多病到昏迷卧床，继而苏醒持续卧床，缠绵病榻，已经拖延了至少五年半时光了。他身体一蹶不振的起因，是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下午五时发生的一场车祸。意外发生前，蒋介石的车队甫自市区兜风归来，正返回阳明山官邸上山途中，说巧不巧，一位少将师长刚结束军事会议，从阳明山开着军用吉普车一路往山下市区方向疾驰。蒋介石车队最前方的前导车，见到这部吉普车跨越中线疾驰而来赶紧煞车，虽未与吉普车碰撞，可是紧随其后的蒋介石座车，司机竟一时失神，反应不及，该踩煞车时竟踩成了油门，猛烈追撞前方的前导车，故而发生祸事。
“总统”座车向来稳妥安全，故而蒋介石、宋美龄坐车从不系安全带。据座车侍卫人员事后追述，撞车瞬间，由于突如其来的力道过激，坐在后座的蒋介石、宋美龄冷不防都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两人身体先是往上冲击，继而往前冲撞。宋美龄疼得在车里哇哇大叫，她的脖子和双脚受重创，幸未骨折。蒋介石虽然力持镇定，但也撞得不轻，初步检查只发现*有红肿现象，起先以为没有大碍。两三个月后，荣民总医院心脏科大夫为蒋介石作健康检查时，发现了蒋介石心脏大动脉发出不寻常的杂音，证实其心脏主动脉瓣膜，可能在车祸中受伤而未及时察觉。
一九六九年年底到一九七０年年初，尚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一九七０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蒋介石的健康亮起了红灯。“总统府”在这天要召开例行月会，体力不济的蒋介石本想支撑前往，“秘书长”张群劝阻再三，才勉强决定请假，会议也因之停开一次。五月三十日，蒋甚至陷于低度昏迷状态，被紧急送进荣民总医院蒋专用之“第六病房”。这次病情尚称轻微，两个礼拜左右即渐趋稳定。
蒋介石的最后岁月与真假遗嘱问题（2）
旧社会中国文人都拿毛笔写字。蒋介石终生只用两种笔，一种是批示重要公文、发布命令、写正式书信及日记时使用毛笔；一种是批示一般性公文或写便笺（即：下条子）时偶尔用红蓝铅笔。看一个人健康好坏，从写字的字迹最能见微知著。
一九七０年六月十五日，病况渐有起色的蒋介石，用毛笔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从字迹明显看出，蒋握笔时手肘必定抖得十分厉害，与往昔笔力之遒劲，不可同日而语。蒋介石在信上告诉蒋经国：“经儿：余体力已日渐康复，惟拿笔反不如病中之稳健，其它一切体操行动如常。汤太夫人余当亲自吊祭，故你可在金门多住几日休养至廿一日回台北为宜，千万听从勿违 父示 民国五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这封字数不过八十余字的家书，据说花了蒋介石近半个小时才写好。四个月前，一九七０年的农历春节（阳历二月六日），蒋介石还写下一段春节感言，声称：“今年要在世界局势重大变化混乱与我国最险恶艰难中，积极奋斗，打破这一难关，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以湔雪耻辱，重建三*义新中国。”蒋介石写这段文字时，笔力仍然遒劲，可见当时他的精气神尚称充足。
但是对照两个月前，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写给即将结婚的次孙孝武的家书，则力度和精神上又差了一截。这可能是蒋介石最后几封写给孙辈的毛笔信了。“武孙：你来信与长诗英文信皆已接到，甚为欣喜。祖母病后右手尚不能握笔写信，故未能作覆，但近日来，日有进步，勿念。你们在外国结婚，未能亲临主持为念，惟望你们能早成婚，回国相见为盼。特趁你母来美主持婚礼嘱其带此一函作贺，甚盼一切欢乐，为祝 祖父母示 民国五十八年十二月九日”
蒋介石身体真正出现较严重恶化，是在一九七二年夏天，他住进了新落成的阳明山“中兴宾馆”。某次，蒋介石在宾馆走廊上散步，才走了一小段路竟然走不动了，直喘大气，当时还没准备轮椅，医官只好拿来一张椅子，让蒋介石扶着椅子走回卧室休息。鉴于蒋介石心脏毛病愈来愈恶化，由蒋经国及宋美龄的授权，派遣荣民总医院医师卢光舜，到美国延请华裔心脏科权威余南庚，到台湾主持蒋介石的医疗小组。
七月二十二日，也就是蒋介石就任第五任“总统”后两个月，他在“中兴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