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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日本的农村社会学者将日本的村落类型设定为“同族”与“讲组”两种。在此基础上，日本的社会学者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于1950年提出了“同族制”和“年龄阶梯制”。
日本民族学者冈正雄对同族制和年龄阶梯制作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同族制社会和年龄阶梯制社会在日本的分布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异。由于组成方式、社会标准的不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类型是不能否认的。父系的亲族组织即有血缘关系的一类人构成了同族社会，年龄阶梯制社会是由不同年龄的人组成的团队构成。用血缘和年龄不同标准划分村落成员形成的社会很难进行直接的对比，要分析在同族社会里年龄原理的作用，或者是在阶梯社会里家系制、家族关系、亲族关系的情况就必须采取对角线的方法进行交互对照和比较。
在同族社会里，年龄并不是重要的构造因素，在年龄阶梯制社会里确实存在父系，血缘联系，但是并不强调哪一系占重要地位，父系、母方、妻方姻亲都是同等的重要，主脉和旁支的上下级关系也不构成问题。通过交叉比较两种社会组织形式，可以清晰看到二者的不同性格和各种各样的特点。它们在社会中广泛存在，并相互接触，融合，直到现在还残留传承。
但是随着两种村落形式在社会中的发展、融合，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异已经不再明显，但是它们在日本的大致分布偏重的状态依旧存在。
尊长是一种美德，尤其在世界日益老龄化的今天，这种美德的继承和发扬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但是如果将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很可能会影响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企业患上的“肥胖症”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日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制度带来的社会问题，日本企业为此还进行了人事改革，改变了年轻职员的升职标准，并大胆提拔锐意进取的年轻雇员，推行欧美国家普遍采用的年薪制等等。日本社会也不再将年龄看为衡量社会地位的唯一指标，学历、性别、能力等标准也逐渐得到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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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军、鬼子、野心、侵略（1）
曾几何时，日本大力学习中国文化，从儒家到佛教，从文字到艺术，甚至按照大唐长安的模样修建起奈良城，却独独剔除掉中国文化的核心——“仁爱”，因为温情脉脉的“仁”实在和日本个性格格不入。
战争让日本人疯狂，在战争酝酿之时，几乎每个日本人眼里都只有势不可挡、屡战屡胜的日本，他们想象着日本得胜后的辉煌，愈发狂热。战争的残酷，就在这些自诩为“神国子民”的日本人的自大情绪中隐藏起来，曾经为樱花飘落伤怀、纤细唯美的日本人突然变得狰狞可怕，仿佛在一夜之间化身成嗜血的恶魔，给亚洲及世界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他们好杀如命，暴虐无情，被人们愤愤地称为“日本鬼子”。
人是善与恶的结合体，既可以是温情脉脉的天使，又可能是残酷邪恶的恶魔，人的身上既有高贵的人性，又有野蛮的兽性。一个泯灭了善、张扬起恶的人是可怕的，一个为兽性、魔性驱使的民族，更让人不寒而栗。
在明治维新之初，逐渐强大起来的日本人尚在为跨入文明国家的行列自豪，然而，没有多久，随国家强大一起膨胀起来的野心便模糊了人们的心智。日本民族的魔性被激发出来，在对外侵略、法西斯的道路上不亦乐乎，他们肆意宣泄着兽性，仿佛恶魔附体。一开始日本和中国的西学东渐都是为了摆脱侵略，自保自强、仁爱至上的中国从没有想过在强大后转而去欺凌别的国家；而有着尚武传统的日本，却把对外侵略当成了自保的出路，竭力主张“脱亚入欧”，以为只要加入了西方列强的侵略队伍，就不会再受被侵略的威胁。自保之心，很快就在一次次成功的侵略战争后被侵略扩张的野心取代，日本不仅要保护自己的主权不受侵犯，还要称霸亚洲，掌控世界。
性格决定命运，国家亦如此，中国人内向重文，讲究以和为贵，日本人外向尚武，崇拜力量。
早在丰臣秀吉时期，国内战事尚未完全平定，日本就开始策划对中国、朝鲜的侵略。在一些日本人眼中，包括学识渊博的学者，所谓强国之道就是对外侵略。从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胜利中尝到甜头的日本人，越发相信战争是强大日本的最佳途径，胜算大，获利高，实在没有理由放弃。
继承了武士道精神的军人们渴望在战场上一展身手，赢得荣耀，文人学者们也将对外扩张当成资源匮乏的近代日本求发展之必然道路。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繁荣何其短暂，突然爆发的经济危机让日本措手不及，危机感和扩张野心交揉在一起，日本人的侵略之欲蠢蠢欲动。为了缓和国内矛盾，统治者终于下定决心，用对外侵略的战争转移国民视线，当所有人的心思都放在了对抗“外敌”上，便会自然而然地团结在战争的领导人，国家的统治者周围，国内局势自会安定下来。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出席了东方会议，会议的记录未曾公布，但根据会议内容制定的《田中奏折》却已世界闻名，奏折中大言不惭道：“要征服中国，就必须先征服满蒙，要征服世界，就必须先征服中国。”他分析道，一旦中国完全被日本征服，亚洲各国，包括印度和风俗奇异的南洋诸国，也必将屈服于日本。尽管对《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史学界还存在较大的争议，但纵观日本后来的侵略思路，确和这奏折所云如出一辙。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沈阳柳条湖炸毁了南满铁路，侵华战争由此开始。
战争比日本人预想的困难许多，尽管最初几年还算顺利，日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一向看不起的温温诺诺的中国人居然如此坚忍不屈。中国人没有为日军的刺刀大炮屈服，日军越残暴，国人抗日的决心就越强烈。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扬言在3个月内占领中国，但他们很快就发现，战争显然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结束，他们速战速决的计划失败了。长时间的苦战，让日本经济难以招架，也让日本国内陷入困境。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对日本文化颇有心得的美国学者赖肖尔曾说，日本发动的战争经常被拿来和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二者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可日本和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都不一样，自始至终日本都没有一个独裁者。日本法西斯是没有明确方向的、狂热情绪驱使下的产物，这种情绪促使日本社会的上层集团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在1889年立宪制度成立后，整个国家的政策都发生了改变。
在立宪制成立到法西斯统治形成的这段时间，日本既没有发生过革命，也没有成功的政变，更别提大刀阔斧地改变国家制度了。无论20年代为国会控制的政府，还是30年代末为军部左右的政府，全都合乎宪法。一场侵略战争，把明治维新取得的现代文明成就全部抹杀，堪称日本人心头之恨。
日本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国家之一，它没有革命和成功的政变，却有效地改变了整个国家的体制，它没有希特勒、墨索里尼式的大独裁者，它的人民依然丧失了权力，其中缘由恐怕就连很多日本人都想不清楚。
等级森严是日本的特点，重权威、服从权威是日本人的特点，只要有权威在他们面前出现，即使没有人强迫他们服从，他们也会自觉地将其奉若神灵，俯首帖耳。日本古代的野心家不遗余力地贵族化自己的原因，就是贵族沾染的那几分“神性”，有利于他们号令天下，收服人心。在“上”之人神力地感染下，日本一切根本性的大变革都是自上而发，只要“上”变化了，“下”就会自动迎合，适时地调整自己。
日本法西斯只要将洋溢着“神性”的天皇亮出来，无需大费周折，便赢得了举国民众的支持。天皇的号召力丝毫不逊于希特勒，天皇是神的代表，在日本人看来，既然天皇支持侵略，那侵略之战当然可称为“圣战”，侵略大军也自然是正义的了。天皇会庇佑日本，日本必将赢得战争的胜利，有什么理由不全身心地融入战阵呢？在明治时代成功普及的皇权教育，早已让日本人把为天皇效忠当成了一种义务。依托天皇集权主义而生的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一样，为人类带来了莫大的灾难。
在明治天皇以前，被幕府压抑的天皇在日本人心里不过是神道教的大祭司，是可以为幕府大将军以及其他实权派人士随意操控的傀儡。明治时期，有神灵信奉传统的日本人顺利接受了天皇至高无上的观念，并对此深信不疑。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整个日本都陷入了浓重的哀伤气氛中，策划了旅顺大屠杀、参与了甲午战争的陆军大将乃木希典，还和妻子双双剖腹自杀，为天皇殉节。大多数日本人知道这一事件后，都对他表示了由衷的敬佩，类似的事情在1926大正天皇病重时再度发生。
日本人称自己的国体“万邦无比”，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是日本的国之基，民之源。天皇庇佑着日本人民，是现人神，不容侵犯，他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更是不能动摇，所以日本皇室万世一系。
早在德川幕府初年，日本的社会关系就模仿“家”的样式发生转变，这种关系下的人总是像敬奉父母般敬奉上级，尽管为“家”模式组织起来的人都未必存在血缘关系。当天皇的绝对权威树立起来后，天皇就被当成了整个日本国的大家长，每一位国民都必须恭顺地孝敬天皇，正所谓“忠孝合一”、“一国一家”。因此，日本的法西斯又有着浓浓的封建色彩。这一时期，学者们又陆续推出“国体论”和“家族国家论”的思想，让日本人更加疯狂，认为“神圣”的侵略战争势在必行，在日本民间颇为盛行的日本主义也被后来的学者称为天皇中心主义。
参与策划“2·26兵变”的北一辉就是日本主义的鼓吹者。在他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中，他就极力要求将日本变成由天皇直接统治的万众一心的崭新国家。他要求将天皇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消除阻碍天皇和国民交流的所有障碍，例如废除枢密院、罢免枢密官，结束华族制度的生命。总之一切都要以天皇为中心，天皇是日本的支柱，所有国民都应该抛弃狭隘的自我，竭尽所能地为天皇奉献。北一辉的思想对青年军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成为后来日本实行法西斯主义的指导思想。
一、皇军、鬼子、野心、侵略（2）
与此同时，在民间流行的“天皇平等主义”也力图重新阐释国体，主张“一君之下，万民平等”。而这里的“平等”，无非是要求所有人不分位尊位卑都应该为天皇尽心尽力，天皇是日本的支撑，要保日本国强民富，就必须“全心全意为天皇服务”。在宣扬天皇至高的国体论横行之时，曾经在日本辉煌一时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进步思想都被无情地扼杀了，国体论成为日本思想界的主角，有力地煽动着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为对外战争的展开提供精神支持。
在明治和大正时期蓬勃发展的民权运动受到压制，被绝对化了的国家权力在官方的舆论轰炸中日益现出其“合理性”，奴役了越来越多人的思想。日本的伦理学家西晋一郎评价日本是“有君权，无民权”。日本天皇在宪法中规定了君权决定民权，任何社会生活都悉数被国家的大概念囊括，国家生活大摇大摆地凌驾于个人生活之上，并涉及了个人可能涉及到的所有领域。在至高的君权之下，在绝对的国家权力下，个人权力被毫不吝惜地消灭了，每个日本人都被要求无私无求，人生的最大使命就是效忠天皇，为国服务。
1937年，正值日军全面侵华行动展开之际，日本文部省“适时”颁发了《国体之本义》一书，号召国民否定个人，将自我奉献给天皇、国家，还大力赞颂日本国民的无私精神。在天皇至高论和国家权力绝对说的思想大规模的轰炸下，日本具备了实行法西斯统治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法西斯式的政治制度也在逐步确立。1932年5月15日，日本发动法西斯政变，主张以国际协调方式解决外交问题的首相犬养毅被海军少壮派军人杀死，尽管政变之人迫于形势自首受审，并没有成功建立起政权，但随着首相的身亡，本已脆弱不堪的政党内阁轰然倒塌，军部借机得势，建立了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核心的新内阁。文人们的政治时代结束了，军人们掌握了日本的未来。
于是，整个日本都笼罩在军人的恐怖统治中，他们利用媒体大力煽动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仇恨情绪，宣扬被美化好了的侵略战争，并严格控制国内思想。明治时期明朗开化的社会氛围不见了，整个国家都被狂热极端的法西斯主义淹没，混沌一团。仅1932年一年，被禁的各种出版物就多大5000多种，高喊反法西斯主义的日本共产党，也在政府的大清剿中元气大伤，无数进步人士被捕入狱惨遭杀害。
1936年，为北一辉思想感染的青年军官们发动了“二·二六政变”，政变的军官一度占领了陆军省，要求将日本改造成法西斯国家。尽管政变很快被镇压下去，北一辉也作为###被判死刑，对政变的“平定”却巩固了日本军部的政治地位，在“全面革新政治”的口号下，一系列法西斯式的政策纷纷出台。警察的权力大了，国会的力量小了，军部和财阀成为亲密的朋友，日本的法西斯体制有了清晰的轮廓。
任何一场战争都耗资巨大，国与国的战争在大多时候都是综合实力的较量，日本强大了，但和西方国家相比，又显然强大得不够，此时的中国尽管疲惫不堪，却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能掉以轻心。况且，日本资源匮乏难以应付长时间的战争，必要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将中国占领。因此，日本法西斯建立后不久，就开始着手集合人力物力，筹备战争。为了把国家资源整合到一起，支撑侵华战争，必要采取集权主义，保证国家中的每个人、每个行业都全力为战争服务，很快“国防国家体制”，即法西斯体制被建立起来。
1937年，在首相近卫文的推动下，所有日本国民都被半强制性管制。1938年，随着《国家总动员法》的实施，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被纳入了法西斯体系，让日本人骄傲的明治时期形成的现代文明在法西斯的统治下消磨殆尽。政党内阁早就不存在了，立宪政治也失去了本来面貌，议会对军部唯命是从，立法大权名存实亡。即使宪法上关于民主的规定依然完好分明，却没有哪个人敢呼喊捍卫宪法，在军部的独裁下，这无异于以卵击石。
1940年，所有的政党在政府“一国一党”的强制性号召下解散了。曾经分门别派，政见不一的党员们被悉数吸纳到大政翼赞会中来，而在大政翼赞会的宗旨中则赫然写道，“上意下达，下意上通，密切配合政府”。不久，翼赞政治会成立了，所有会员都不得不服从翼赞会的政治纲领：团结一致，完成大东亚战争。
当时，但凡有人和政府意见相左，不管他真正的政治立场是什么，都会被认定是共产主义者被投入监狱。曾有一名专心治学的学者，只是对当时的通奸罪条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