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每到人生的转折点，也就是守护灵出现变化之时。虽然生活在高度现代化大环境下的当代日本人，很少能说明白守护灵是什么，但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守护灵依旧是不能轻视的神灵。日本的小孩在出生的百天之内，要被家人带去参拜保护神，而每年的11月15日，凡是3、5、7岁的孩子，也都会被父母带着参拜神社，祈祷健康成长。日本人信命，相信神主宰着人的命运，亦相信神会主宰人的灵魂。
命运让守护灵和人联系一起，在日本人的印象里，一个人和他的守护灵总是为缘分牵引，一个人的若干守护灵之间亦有凡人说不清的联系。守护灵负责着人生三世，即前世、现世和来世，在人的灵魂茫然无依之时，为他们指路，直到顺利到达下一个起点，那里自有守候多时的守护灵等待接应。
这样一来，人即使不在他人的视线中，也在守护灵的注目下，神无处不在，人的任何卑劣之举都会被神看在眼里。日本人受耻文化感染，拥有超强自律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努力接近，并与之建立联系的无形的“神灵”。
有趣的是，日本人习惯站在自己的神灵观念上考察其他国家人的宗教信仰，他们相信自己工作的公司中就存在着某种守护灵，它也许来自神社，也许是公司领导的祖先，并一直关注着公司的动向。因此，他们认为那些外国公司同样有守护灵在庇佑，耶和华照顾着美国人的公司，安拉守护着阿拉伯人的公司。正如看不见的神灵会决定日本人的命运一样，他们能够理解，耶和华和安拉也在左右着欧美人、阿拉伯人的命运。
日本是地球最东面的国家，日本人一直都以日本是太阳最先照耀的国家而自豪，太阳神天照大神也是日本人宗教体系中最高级别的大神，是万千神灵的首领。在天照大神之上还有北极神界、白山神界、玄元素神界……这些神界中又有比天照大神更高级的神灵。西方人认为上帝7天创造了世界，日本则有自己的创世神；西方人认为上帝是宇宙间唯一真神，孤单地指引世人，日本的神界则热闹得多，神灵们各有各的任务，它们之间也有等级秩序。日本人相信，正是因为这些等级秩序的存在，它们才能如此有条不紊地料理凡间，人间社会也应该像神界一样，等级分明，各守本分。
日本人为大自然中的每一种神奇现象、神秘之物都起了专门的名字，将它们当成神灵法力，或是神灵本身的藏身之处。譬如富士山，它在日本人的心中绝不仅是一座美丽山峰，日本人想象着居于其上的神灵，真切地感受着它的神圣性，它的生命，它就像一个有心脏跳动的身体一样，充满着凡人想象不出的伟大力量。
每个神灵都有不同的神力和使命，个性也不尽相同，他们或者是宇宙万物的开辟者，或者是某种能力的典范，亦或者是某个人的守护灵，有的神治水，有的神管火，有的神负责空气清洁，有的神守卫着某座山峰。在日本，一些传统的大户人家都有小心供奉的守护神。
其他国家的人赋予某人以“歌神”、“舞神”的称号时，无不是在赞扬他在唱歌、跳舞上功力深厚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无人能及，但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称某人为“歌神”时，意味着能让人歌唱技艺大大提升的神就在这个人身边，正是有它的存在，那人才唱出如此美妙的歌曲。然而此时，那个被称为“歌神”的人已不仅仅是血肉骨骼的集合体，它的心灵因有神灵的作用，变得与众不同，他是具有了一定神性的人。出于对这个人“神力”的肯定，也是对庇佑他的神灵的尊敬——不仅仅是歌艺——日本人才称其为“歌神”。
自然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无神论者越来越多，宗教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自然科学的任何一个小小的发现，都有可能让人们曾经笃信不移的宗教理念瞬时崩塌。今天的日本人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相信富士山上有神灵居住，但早期日本人对神的观点、态度却已然沉淀成日本的文化性格，不动声色地影响着日本人的处世态度。
日本人曾经认为神灵借人之躯发挥神力，让人变成强者，今天的日本人即使不信人身边有神，也依然会格外敬重强者，他们学习强者的热情程度已经名声在外。
日本品质管理的最高荣誉是“戴明品质奖”，戴明本是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博士，曾为制造业制定出一套有利于凝聚人心的管理方法。由于美国人早已习惯了分工明确的流水线作业方式，认为只要每个环节上的人都做好各自的工作，即使他们对彼此的工艺缺乏了解，也无碍于最终结果，所以戴明的理论受到了冷落。因为缺乏沟通，工序间不能良好配合，虽然每个人都尽职尽责，美国的产品质量却依旧良莠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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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命”的信仰（3）
善于合作的日本人则一眼看出戴明理论的卓越之处，他们迫不及待地运用起这个被美国人看不上眼的理论，质量管理学由此而生，戴明理论也成了日本的管理者在新时代的“神灵”。日本人借助“神灵”之力，改良管理方法，让所有的工人都齐心合力，为一个目标奋斗。很快，日本产品的质量就大大超过了美国，美国人开始惶恐不安地将铺天盖地的“日本制造”比喻成蝗虫，担心它们会席卷庄稼那样地占领美国市场。
美国人的担心变成了现实，被他们冷落不理的“神灵”，成了日本人强大的秘诀。日本人像他们的祖先那般，四处留意着蕴含着重要价值的“神力”，只要发现了“神力”，就小心地为它命名，然后顶礼膜拜。日本人不仅善于取人所长，还格外精通如何将他人所长化为己用，一旦他们掌握了“神力”的要领，就会相当用心地学习运用，用不了太多时日，他们就会成为“神力”所在领域的佼佼者。
佛教进入日本时，圣德太子为其教义的深沉折服，他开始悉心学习佛教思想，并很快将其中精华引入日本文化，日本佛教流露着浓浓的日本意味，和中国的、印度的都大不相同。江户时期，日本学界掀起了一股儒家文化风，出现了大量颇具日本味的儒学著作，其精妙的思想甚至引起了拥有上千年儒学研究历史的中国的注意。当西方学者都对马克思理论兴趣缺乏之际，日本很多学者却将《资本论》视为“神灵”，宇野弘达藏还深入浅出地加以研究，并写出了令人瞩目的论文。时至今日，日本人对《资本论》的研究热情依旧不减，他们看到了这部著作的价值，大有不把每一个字句研究通透绝不罢休的意思。
日本就好比世界文化的袖珍博物馆，但凡优秀的事物，不管是艺术、工艺，还是哲学、思想，只要被日本人看到，就会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因此，尽管有时候在这些事物的起源国都找不到它们的影子，可在日本，只要足够细心，就会发现它们依旧在发挥作用。很多被介绍到日本的“神灵”，不仅会在此扎下根来，还会绽放出它们自己也没料到的巨大能量。日本人又精心呵护着给他们带来好处的“神灵”，他们特别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像曾经恭敬地侍奉祖先。
在近代，被强硬地叩开了国门的日本见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并深知只有用强大的经济为后盾，才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只有具备了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和西方国家平起平坐。如果将世界比作一个大集体，当时的日本，正为自己在强大的西方国家面前对照出来的软弱感觉耻辱——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狂热地呼喊着“富国强兵”。
日本派了官员到欧洲学习，之后为欧洲文明的先进折服，将欧洲看作近代化的“神灵”，就连普通百姓也写赞美歌歌颂这些新“神灵”。他们祈求“欧洲神”保佑他们，让他们也拥有汽油灯、蒸汽机等近代文明之物，他们以为“欧洲神”的力量来自帕台农神庙，便一次次地称颂。
想要得到神的庇佑，就必须与神建立某种联系，竭尽所能地和神接近。日本人开始热切地学习欧洲技术，并很快强大起来，不久便在日俄海战上一举打败了曾经数次欺负过自己的俄国。尽管现在看来，来自近代的“欧洲神”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但日本人对欧洲的态度，依旧恭敬。二战后，大摇大摆进驻日本的美国，又被当成“美国神”崇拜，让刚刚登陆的美国人备觉惊奇。当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离开日本时，很多日本人不约而同地前来送行，对“美国神”的离开依依不舍。
当杰拉尔德·福特还是美国总统时，曾到日本出访，就连在料理店用餐，都有如临大敌的警卫小心护持，而在他卸任之后，这种特别的待遇自然也跟着他卸下的总统职位一起消失。但在日本，一朝做过首相，即使下台了，也不会被日本人遗忘，他的身边还是会有不少随从侍奉，依旧风风光光。
日本人没有抛弃神灵的习惯，他们对神的恭敬，并不会随着“神灵”的荣耀慢慢逝去而消失。日本人喜欢学习新思想，善于发掘事物的价值力量，和别的国家的人不同，他们或许也是出于功利目的才将新思想、新事物奉为“神灵”，但在向“神灵”靠近的过程中，他们会不自觉地将感情投入在“神灵”身上，而崇敬之情，原本就应该是不含功利色彩的真挚感情。
现在的日本人习惯将公司当成寄托己身的“神灵”，并认为那些单纯将公司当成上班挣钱的地方的人是不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的，因为这些人只知道从功利的角度看待公司，而没有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其中。公司和个人的关系是双向的，对公司缺乏崇敬之情，也不会得到太多的回报。只有把公司看成一个“神”，才能实现和公司的“交流”，个人为公司作出的贡献会大大增多。人是渺小的，但得到了“神”助的人则会变得强大，将平凡人事的种种现象当成是“神灵”的作用，会让人力量倍增，走出困境。
日本人认为“神”帮助人强大、成长，同时人也必须予神以回馈，这种回馈不单是虔诚地敬奉，而是完成上天赋予人的使命，而“神灵”之所以会帮助渺小的人，正是期望他完成这种使命。因此，人不能只满足于服务自己的灵魂，还要为家庭、亲人、事业、社会，甚至地球、宇宙着想。世界上的生物都是带着某种使命诞生，所以它们又被称为“生命”，生命因为有使命的意味而有了意义。
即使是不信仰神道的日本人，也相信自己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完成某种使命。他们先是努力寻找属于自我的使命，然后为了实现它刻苦修行，不断完善自我。蠢笨的人应该变得灵巧，灵巧的人应该变得智慧，每一天都要有所收获，有所长进。人只有无限趋向于完美，才能肩负起使命，神灵就是让人趋向于完美的指引者。
奉献社会会让人的灵魂得到满足，也是人的使命之一，有些使命是宏大的，不仅需要个人的力量，实现它的过程也会远远超出一个人的生命时限，因此，对个人来说倾己之力也只能完成这一大使命的一小部分。但对更多的人来讲，使命就在人的公司、家庭及生活的环境中，很多看来不起眼的小事，也许正是使命的一部分，同样需要人用百分之百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全心全力做每件事，已经成了日本人的习惯。
那些对生活工作不用心的人，会被看成担负不起使命的人。一个懦夫，定会为周围的人所不齿，日本人在做每一件事时，总会全情投入，不管事情是否能完成，至少告诉周围的人，自己一定会竭尽全力，尽力不负使命。日本人总是格外尊敬那些全力以赴的人，他们认为与其为未来惶恐不安，不如牢记使命，专心对待现在的生活，而这也正是让生活充满激情的秘诀。
一、承恩与中央取向（1）
对祖先的崇拜和对天皇的崇拜有着相同之处，人们崇拜祖先，祖先对家族成员有制裁力，是因为家庭是一个非常小的集团，家长制下人们不得不遵从祖先的约束和制裁。事实上并非集团规模小就能形成祖先崇拜，现代社会的家庭组成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小，但是祖先崇拜却消失了。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社会和中国社会一样，都处于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除统治阶级以外的其他社会阶层，都没有实现彻底的独立。在欧洲的封建社会中，很多社会阶层都有很强的独立性，如注重荣誉和责任的封建贵族、自治城市、特权行会，拥有不可侵犯权的寺院等不同利益集团，对中央集权都有着强而有力的抵抗能力。但是日本社会的传统自治能力却很脆弱，没有形成与封建中央集权抗衡的强大力量。
不同利益集团有着不同的出发点，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自治能力的脆弱都很可能造成人们对所属集团的不信任。集团成员对中央集权抵抗能力脆弱，人们就不能将自己的安危完全托付给所属利益集团。对所属利益集团的完全从属，需要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独立性很强，充分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
比较小的利益集合体应该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村。日本的自然村人口众多，生产力也极其低下，在统治阶层的层层剥削之下，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很难形成稳定的自给自足。因此不得不依靠统治阶层看似温情的经济照顾，而这些温情还左右着经济庇护的分配量问题，这使统治阶层的力量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道德权威，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对统治阶层产生了依赖。
家庭和社会上的自然村都不能给成员以充分的保护。只不过家庭虽然在物质上要依靠外在集团，但是各成员之间是可以在精神上进行密切沟通的，为成员在精神上提供了稳定的依靠。本尼迪克特曾经就日本家庭制度分析道：日本的家长制家庭以及与家长制家庭相似的集团，都没有在精神上给其成员以充分的针对外界的保护。一旦家庭成员在外受到指责和攻击，在家庭集团内部也会遭到排斥，因为他给家族带来了耻辱。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集团内部没有衡量自己行为的标准，人们只能按照外界集团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成员行为。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结合体，社会结构也是一样。日本的社会结构就有多种相互矛盾的结构原理同时并存。一方面，全体社会的各结构要素都受“家族主义”的制约，同时还有较密切的联系，有将非家族内的价值变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倾向。这种紧密联结的组织模式，使好不容易建立的超越家族内部的价值与家族内部的“实用主义”相妥协，因此纯粹的道德制约就形成一种制度，来整合人们的价值观和约束成员的行为。外来的超越价值被阻挡在严密的壁垒之下，被阻挡在壁垒之外的超越价值变成了壁垒的表层，而进入家族内部的超越价值被内在化、制度化，成了内在的特质。
来自外界的思想和文化对家族内来说是新的东西，所以这种表与里的对立事实上就是“新”与“旧”的对立，“近代”与“传统”的对立；但是另一方面家族主义虽然制约着社会各结构部分，各结构联系也极为密切，但是它对外界又是开放的，并呈现出中央取向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家族内部成员就对因超越价值进入家族内部形成的价值的感情发生了改变，外界价值成为一种积极的价值，家族内部价值成为一种消极的价值。
但是，日本社会并不是完全的有机连带的社会。在完全有机连带的社会中，人们有自主能力，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