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那天，邵洵美一家和他的工厂职工下午三点多才逃往苏州河河南的，他在《一年在上海》中写道：“我们的车子过桥（可能是外白渡桥，因为过了外白渡桥就是英租界了——笔者注）时将近四点半了。有两个工友当时走散了，来不及和大家一起走，他们五点多钟出来，竟然被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了。他们幸亏都懂得赶快伏在地上，只有一个人的腿上受了伤。他们说当时射死的男女老少不止几十百千。不知那有三个小孩的一对夫妇会不会在里面？更不知那一对六七十岁提着小手巾包的老夫妇会不会在里面……”有人撰文说“八一三”一战，使邵洵美“变成一个无产者”，因为他们搬了好几次家，最后落脚霞飞路（现淮海中路）1754弄17号，项美丽住在9号。财产的损失是无法说清了，但这次逃难没有使他们退却，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正义感和斗争精神。这期间，邵洵美以项美丽的名义出版了两份宣传抗日的杂志，中文杂志叫《自由谭》，英文杂志名《公正评论》。《自由谭》出版到1939年3月1日第七期，后因日本人干涉而被迫停刊。秘密翻译和出版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也是这个时期的事情。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九章 公子天下（11）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以及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系统阐述了持久战的总方针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个重要文件很快就传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要求地下党员杨刚女士迅速译成英文，以便让全世界都能读到这部指导中国人民抗战的重要著作。杨刚是《自由谭》的作者，外语极好，为安全起见，住在项美丽家里，在翻译过程中，邵洵美与之字斟句酌，并在译出之后，首先在《公正评论》上公开发表。这部著作从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2月9日，分四次连载完毕，随后又出版了单行本。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为这个英译本专门写了一千字的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这篇序言后来也由杨刚同志译成英文，刊登在单行本上。另外杨刚还写了一篇“译者序”，序中对邵洵美的帮助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单行本出版之后，一部分由杨刚带走，交*地下党组织发行，另一部分则由邵洵美和他的助手王永禄，利用各种方式，把它塞进在沪外籍人员的信箱里。这些工作无疑会遭到日本人的干涉，那时日本人虽然还未进入租界，但那咄咄逼人的气势，早已不把西洋人放在眼里。终于有一天，两个日本人请项美丽“吃饭”，问她《公正评论》和《自由谭》的真正编辑是谁，稿子都是怎么来的。项美丽的回答不能令他们满意，于是杂志就被宣布勒令停刊了。
杂志不能办下去了，项美丽在日益紧张的“孤岛”无法工作，又捡起她初到中国时就有的写作计划，撰写《宋氏三姐妹》。为采访宋氏姐妹，邵洵美为其引荐，并陪她去了重庆和香港。可是在香港，项美丽却投入了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并与之结婚，生了一个孩子。1941年底日本人占领香港时，她丈夫被关进集中营，她带着婴儿过了两年最艰难的日子，1943年回到美国，仍是以卖字为生，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中国。
项美丽可以一走了之，可是邵洵美的情丝却无法断绝。1946年，据说他是替一家电影公司考察进口电影设备，来到了美国，并且找到了项美丽。谁也无法知道他们那次见面各自怀抱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无法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总之，那时的项美丽，经过战争的磨炼，已有了稳定的工作、安定的家和心爱的孩子，年轻时代的冒险该结束了，她不可能跟邵洵美再回中国，邵洵美只能悻悻而返。
关于邵洵美后来的生活，真正熟悉他的人，几乎都不忍说了，认为这个诗人的悲剧完全是时代造成的，与其说是一个豪门后代的悲剧，毋宁说是一个天真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解放初，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的机器，全部由北京新华印刷厂收购，连同工厂里的工人一起全包了。为此邵洵美带了全家（除大儿子邵祖丞之外）也来到北京，一来他需要一份正式的工作；二来既然机器国家全部买去了，工人也全由国家包了，为什么不可以再包一个邵洵美呢？他与出版打了几十年交道了，甜酸苦辣尝尽，现在解放了，百废待兴，出版业不也正需要人吗？于是在1950年春，他在北京找了一处很幽雅的宅子住下来，然后到处拜访朋友，找工作，如果不工作，他除了那笔卖机器的钱，一无所有了，全家怎么生活呢？然而现实是，北京方面并没有容纳他的气量。他过去不晓得帮了多少朋友的忙，而如今，好像所有的朋友都对他爱莫能助。他病了，两个女儿也病了，全家只得返回上海。
第九章 公子天下（12）
朋友还是老的好。秦鹤皋在上海出版公司工作，1954年介绍他翻译了马克·吐温的《汤姆莎亚侦探案》，薄薄一册，出版后销路倒异常地好。但他不能老是在家里等活儿上门来，全家大小要吃饭、要读书呀！后来，他当年为之出过书、解过困的夏衍同志了解了他的窘况，就关照北京有关出版部门，邀请邵洵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稿酬每月二百元先预付，书出版之后再依次扣除。这样，他总算有了固定的收入，先后翻译了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又翻译了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两姐妹》和《四章书》，这三部书稿后因中印关系恶化而未获出版。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约他和余贵堂合译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邵洵美用笔名荀枚），于1959年出版。
1950年代下半期，他还莫名其妙地被投入牢狱三年半，同牢的居然是复旦大学著名学者贾植芳先生。关于这三年半的精神与身体上的煎熬，笔者实不忍心去叙述了，请大家阅读一下贾老先生回忆邵洵美的文章，原汁原味的牢狱生活，全在其中了。
这场冤狱后来又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据知情人讲，是因为解放后邵洵美还给项美丽写过两封信，然而都没有到达项美丽之手，都落到了有关部门手里。信的内容无非是向其求援，因为他实在是钱不够花。但在那个时代这是犯大忌的，因为项美丽的丈夫是英国谍报人员，跟这样背景的人通信，还不是里通外国吗？但天真的诗人哪里懂得这些！
这三年半好歹算是熬过来了，但是到了十年浩劫他无论如何也撑不住了。他的藏书全没有了，朋友都不敢上门了，各自性命难保。有一段时间他被扫地出门，与大儿子邵祖丞合居一斗室，室内仅有一张床，他睡床上，儿子就得睡地上……1968年，邵洵美贫病交加，咳嗽气喘，身体不能动弹，夜不能寐，医院诊断是“肺原性心脏病”，住院、出院、再入院、再出院，折腾了好几个月，终于在5月5日与世长辞，结束了他那先甜后苦、不无快乐亦不无怨恨的“骑士”生活。他去世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他生前的译作：《青铜时代》和《麦布女王》。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如夫人陈茵眉女士经过长达十年时间的反复上访，对他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辞终于得到了纠正。他的儿子邵祖丞惊奇地从报上刊载的批判姚文元的文章里，得知其父病重时，有关单位还想把他拖到北京去批斗呢！
阴阳一生邵式军
汪伪时期的上海，有两个路人皆知的大财主。一个经营“烟”和盐，一个管税收，日进万金，财势熏天，背后都有日本人撑腰。这两个人居然都是盛家的人，是连汪精卫和周佛海都奈何不得的实力派。
这两人，一个是盛老三（盛文颐，又叫盛我京、盛国华），是盛宣怀的堂侄；另一个是盛宣怀的亲外孙邵式军（原名邵云麟，排行老五，又称邵老五，邵洵美的五弟），四小姐盛樨蕙的第五子。此二人一生均阴差阳错地跌宕起伏，大开大合，当然最后的选择和结局是不一样的，亦是盛氏大家族中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关于邵式军，外界只知他在敌伪时期是税务大官，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投日的“门道”；只知道他的后台是日本军部，却很少知道他在家中的“领导”，即他的夫人蒋冬荣。可以说，邵式军一生中所有重大的转折和决断，都跟他的夫人有关，没有蒋冬荣，也就没有后来的邵式军。
第九章 公子天下（13）
邵式军成年的时候，家族已经中落。分家的时候，大哥邵洵美因过继给大房，分得了邵家的一半财产，另一半分给他的父亲邵恒。但邵恒夫妇不善经营，常年以赌台为乐，尽管拥有大量的房地产、典当、银楼和店铺，但天长日久，坐吃山空，大小账房又乘机中饱私囊，而等到邵家老四、老五、老六要花钱的时候，家中已拿不出钱来供他们享用了，甚至上学的学费都成了问题。
邵式军长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且年青气盛，很想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然而手中无钱，在上海就休想活动得开，于是在选择配偶时，尤其注重门第，指望依靠丈人家的财势，有朝一日出人头地。
他在复旦大学读书时，一次春游活动中，认识了蒋家小姐蒋冬荣。蒋冬荣是民国初期浙江督军蒋百器的女儿；蒋的舅舅吴启鼎是大名鼎鼎的银行家（四明银行老板）；蒋冬荣的外公，是旅日华侨商界的领袖吴锦堂，极富名望，他在日本神户的老房子，现辟为孙中山纪念馆。可见蒋冬荣是一个既有经济背景又有政治背景的豪门千金。一对恋人很快就热乎了，进入谈论嫁娶的阶段。
那时按照上流社会的规矩，结婚之前，男方须向女方家里送“盘子”（即聘礼），通常是一些有相当价值的首饰。而此时的邵家已拿不出像样的“盘子”，偏巧蒋冬荣又非邵式军不嫁。为了顾全面子，蒋家就将一批首饰夜间偷偷送到邵家，第二天白天，邵家再堂而皇之地送到蒋府上。因此，邵式军从一开始就对太太感激不尽，此后在重要的事情上，对太太更是百依百顺了。
他们婚后住在蒋家，邵老五见他的几个兄弟（除了老大和老六之外，时老大已成家，老六由其继母“马立斯”照管）都过得很艰难，于是征得了夫人的同意，把他三哥、四哥全都接到丈人家住。蒋家不忍让这个漂亮女婿大学毕业后无所事事，就由蒋冬荣的舅舅推荐，到福建省税务局当一名稽查官，同时也把他四哥邵云麒一同带去，因他与四哥最要好。在福建税务官这个位置上，邵式军初步尝到了办税务的甜头。
邵式军的岳父蒋百器（1878—1927，名尊簋）是老同盟会的会员，早年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又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日本时全力投入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07年他回国时，正是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他的同乡秋瑾涉案被捕之时。蒋百器奋不顾身进行营救。谁知营救不成，反而自己遭到抄家，更不幸的是清兵从他家中抄出一首秋瑾写给他的长诗，中有“久闻我浙有蒋子，未见音容徒仰止”句，更加引起清廷的怀疑，于是将他调往广西，辛亥革命后才又回到浙江，担任浙省督军。在后来的“护国运动”中，还出任过孙中山先生军政府大本营的参谋次长、浙江宣慰使。在浙江省内，他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正是这个原因，他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派人把他害死了。
蒋百器与吴夫人只生了蒋冬荣一个女儿，没有儿子。可是当年蒋百器在北京时，曾与一位名叫陈翠娥的名妓生过一儿一女。那时袁世凯要称帝，把蔡锷、蒋百器等人软禁在北京，并以青楼女子相引诱。蒋百器果与陈翠娥建立了感情。陈氏能诗善绘，苏州人，还烧得一手好吃的小菜，生下女儿叫蒋冬华，儿子叫蒋益门（长大后参加了军统）。当吴夫人为蒋家无儿子承继家业而愁苦时，有一天听丈夫说在北京有一对小儿女，遂不由分说，私自派出丈夫的卫队，跑到北京找到陈翠娥，硬是从陈氏手里把两个孩子抢了过来！陈氏见丈夫一去不回，已悲观失望，眼下一对儿女又被抢走，于是心灰意懒，再入娼门。她后来与大总统徐世昌的弟弟徐世章相好，成了徐府的五姨太而去了天津，直到徐氏去世后，才带了一些从徐家分得的遗产到南方找她的儿女。这就是后来长期居住在邵式军家里的另一位丈母娘，他小姨子蒋冬华的生母陈氏。陈老太太心胸开朗，年寿比邵式军夫妇还要长久。。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九章 公子天下（14）
1937年抗战爆发，邵式军兄弟在福建觉得不安全，返回了上海，但很快“落水”当了汉奸，这又是缘于他岳父那头的关系。
原来蒋百器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有个要好的同学叫松井石根，此人在侵华战争中大出杀手，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他到上海后到处寻找老同学，想叫老同学助他一臂之力。打听下来，蒋百器早巳去世，蒋的儿子蒋益门已是国民党军统的人，只有一个女婿赋闲在家，而且是搞税务工作的。松井石根一听大喜，立即派人把邵式军找去，请他为日本人在上海办税务，而这个位子，正是抗战之前，邵式军的七舅盛老七坐过的位子，他早就心仪已久。但这次情况不一样，是要当汉奸的，他犹豫不决。但回家一与太太商量，蒋冬荣倒决定立即答应下来。为什么呢？她要为父报仇，其父既是被蒋介石害死的，那么谁与蒋介石作对她就倒向谁，即便是日本人也来者不拒！于是，邵式军这个伪苏浙皖统税局局长就做成了。
蒋冬荣个头只有一米五，但心眼机灵，遇事果断，是丈夫的脑中之脑。平时遇有重要的客人来找丈夫，她总是躲在隔壁房间“旁听”，若谈到棘手的问题，丈夫与客人支吾其辞时，家里的侍从就会推门而入，说是“太太有要紧的事情请老爷过去一趟”，这时邵式军就心领神会，立即抽身而出，不管是什么来头的客人，一律被晾在一边。等他从隔壁房间被“面授机宜”出来，已是胸有成竹，应付自如了。
邵式军出任伪职后把家搬到南阳路，租了两幢花园洋房，另外又为他的总务长、账房、姐姐邵云芝、卫队长等人也租好了房子（南阳新村的四幢房子）。等他大把大把的钱赚进后，就在余庆路80号造了一幢四层豪宅。这栋豪宅外型雪白，类似飞机的式样，院内有大草坪，远远望去，似是一架银燕落在了草地上。平时门禁森严，有卫兵荷枪把守，一般的客人在一楼，重要的客人才上二楼。二楼会客室的门饰和墙上的雕花，至今看来都是建筑上的佳作。这个院子前后呼拥了百十人，除了卫兵、税务警、大小账房、男女佣人，还有奶娘、大姐等等，进出都是呼拉一大群人，市民无不对其侧目。
邵式军赚钱的方式主要是“十抽一”，同时把收上来的税款在他自己的银行里先存十天。苏浙皖向来是中国税收重地，光这“十抽一”就是不得了的数字！所以他的钱袋迅速地膨胀起来，不仅自己办了大华银行、印刷厂、印染厂、当铺、店铺，还置办了很多房地产，并通过美国人斯密司（邵洵美的朋友），把大笔的美元存入外国银行，以至于他自己到底有多少家产，他自己也讲不清楚了。那时欧洲人眼看中日在打仗，纷纷卖掉家产逃命，路上又恐怕带首饰不安全，同时欧洲的行情又不好，所以把许多贵重的首饰都送进了当铺。蒋冬荣趁机大开当铺，收进高级饰品达上千件。解放后邵式军在山东财政厅吃冤枉官司，